19日，蔡锷全军分三路反击：禄国藩率一营由黄土坡向蓝田坝反攻；何海清率两营由永宁河右岸向双合场进攻；朱德率两营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刘存厚以一部担任纳溪城内外及其附近市街之警戒及掩护，一部北渡长江，对龙透关急作佯攻。21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称“激战兼旬，耗弹颇多。炮弹现只存二百发，枪弹除原领者悉数用罄外，纵列弹药亦耗三之一”，要求“速配解炮弹三千颗，枪弹每支加发三百发”，并请“恳向日本订购两三万发”炮弹，未获答复。袁世凯嘉奖前线将领熊祥生为二等男，李炳之、吴佩孚为三等男。22日起，护国军各路暂取攻势防御，休整待命。24日，蔡锷再电唐继尧，称敌众我寡，刘存厚师难以协同作战，要求将滇所储弹药悉数饬解分存毕永，并“每月拨送补充兵五百乃至千人”，但仍未见诸施行。28日，蔡锷组织全线总攻击，以何海清支队担任主攻，从右翼进攻朝阳观之敌，正面及左翼的朱德支队、王秉钧支队及刘存厚部向九川山、纱帽山进攻，掩护何支队前进。29日，蔡锷又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详告军情，称“今昨两日，举全力猛攻逆军，阵线已成锐角形，其正面尚依然未动，良以地形艰险，守易攻难。现决心继续猛攻，如能击溃，可望转危为安，如再无进步，为全军计，只有另择阵地扼守”，并告之土气已经低落。护国军终因日夜作战，部队极为疲劳，伤亡、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指挥难以统一协调，加之叙州失守，挫伤士气，3月6日蔡锷下达撤退令。次日，退出纳溪，南撤至大洲驿附近布防，以待时变。
3月7日，张敬尧部进驻纳溪。8日，张敬尧部刘湘团进驻江安，次日占南溪。9日，袁世凯申令：“现叙州先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张敬尧等“督兵苦战，卒得克捷”，晋授张敬尧勋三位，升授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13日，袁世凯为此特授刘湘为陆军少将，勋五位。
中华革命党于广东番禺石湖村起事。中华革命党趁龙觐光离粤进兵云南，广州相对空虚，乘机拟定三路会攻省城计划：一路由绿林首领谢细牛统率，从番禺石湖村出发袭取石井兵工厂；一路由澳门潜入内地，沿增城、罗冈洞、龙眼洞前进，进攻省城小北门；一路由广九路一带，袭省城东关，待攻下兵工厂后，更召集绿林，分两路夹攻省城西关与大北门，以为东北两军之响应。是日夜，中华革命党广东总司令朱执信率党人数十人潜入石湖村，指挥谢细牛部数百和民军4000余人，解除福军和乡团武装，并制作青竹毒签，次日晨广布村外要道，定于9日起事。未料消息走漏，8日晨即遭龙济光所派炮兵两营围攻。石湖军民奋勇抵抗，相持至9日晨，龙济光续派炮队增援，朱执信不得已乃下令撤退，进攻广州计划也随之取消。
吉林省密山、富锦、虎林等县（今属黑龙江省）乡民万余人反对盐务缉私马队敲诈勒索，与警兵对抗。17日，赫哲族500人直扑缉私马队驻地，歼灭盐警数百人。
孙中山与日人坂本寿一商谈筹办飞行学校
（2月6日）
经头山满、梅屋庄吉介绍，孙中山与坂本寿一会见，商谈筹办飞行学校事宜。坂本曾留学美国，毕业后在福特汽车厂工作，制造过30马力飞机，并成为飞行员。后孙中山又与坂本会见多次。受孙委托，坂本在日本琵琶湖西岸创办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有学员47人。6月，坂本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东北航空总队司令，率两架飞机至山东潍县建立机场，配合居正的东北军进行威慑性飞行。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飞机
马福祥击溃绥远变兵。1915年秋，绥远变兵马占元部及会党攻占河套地区的东皮房，马福祥受命率军追剿，在科布尔、百灵庙击败变兵，马占元等首领均死于是役。不久，变兵又联合察哈尔独立队，举卢占魁为首领，再据河套，欲袭包头。北京政府令马福祥会办包绥军务，剿灭变兵。是日，马福样由包头到五原督战，率军与变兵初战于公胡洞、西山嘴，再战于白家地、苏海口、石拉等地，迫使变兵东渡黄河，马部亦损失惨重。
詹天佑向袁世凯进呈《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2月9日）
詹天佑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承办京张铁路工程，历时四年余，乃告完成。该路跨居庸出长城，八达岭下隧道长3500余尺，工程艰巨。书中备述铁路修筑期间辛苦策划经营情形，以为后人参考。詹时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财政部、教育部抄送《劝学所规程》通咨各省设立。至3月间，京兆地方创设劝学所研究会，所属20县每县派办理地方学务者三至五人参加。研究会的任务是：（一）为各县谋办学统一之办法；（二）集思广益，使各县办学人员，定去弊改良方针；（三）使各员于研究余暇，参观京师成绩昭著，有所取法。并提出办学宗旨两端：取实用主义，使将来毕业学子，学有所用；宽筹学款，使办学之人，无棘手之虞。
墨西哥华侨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
（2月10日）
表示“不恤任何牺牲”，以维护共和制度。
袁世凯令准奉天省锦县辟为商埠
（2月12日）
锦县（今锦州市）为前锦州府治，辽西要地，民康物阜，扼榆奉路，为发达地方、振兴实业，奉天兼署巡按使段芝贵特请辟为商埠。
护国军进攻綦江
（2月13日）
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经遵义抵松坎。14日，北路黔军熊其勋梯团分三路进攻綦江，先后占领九盘子、赶水、青羊寺、东溪等要隘。15日，攻占马口垭，前锋抵达距綦江城仅10里的桥坝河，因遭伏击，进攻受挫。17日，护国第三军滇军华封歌支队抵松坎，协同戴戡部作战。此时，护国军中路主力在泸州前线告急，蔡锷电令右翼军加速进攻綦江以为牵制，切断袁军增援路线。川军周骏师及袁军齐燮元旅、李炳之旅亦相继到达綦江、江津一线布防。两军在綦江战场连续激战达一月，但护国军未能突破北军防线，攻占綦江。因战线延长，后援匮乏，在兵力上处于劣势，3月16日，蔡锷电右翼军，由綦江附近退回松坎，在川黔边境的羊角老、酒店垭、习水、温水一线防御，改主动进攻为牵制袁军。
蒋雁行受命任驻宁专员由京抵宁。虽然唐继尧、蔡锷等曾设法积极运动冯国璋，但冯仅暗中予以同情，仍取观望态度。1月中旬，袁世凯电知冯，将派蒋为驻宁专员协办防务，实则为就近监视，以防意外。蒋到南京后，冯即借病请假，以南京镇守使王廷桢代拆代行，并拟将督理江苏军务一职转授蒋。但蒋鉴于江宁情形特殊，而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亦深恐激成事变，电劝袁慎重行事，故未予更动，冯国璋于假满后又复行视事。
陆军、财政两部会拟《缉私营执法处审判私盐案件条例》奉准施行。规定于盐务缉私营内附设执法官一员，审判私盐案件“应以聚众持械拒捕者为限”，判决案件由缉私统领报该管盐运使，并报请该省将军或护军使核办。
陆荣廷宣誓保障共和
（2月14日）
为团结内部讨袁，广西将军陆荣廷召集所部将领20余人宣誓：一德一心，驱逐****。保卫民生，保障共和。然陆此时并未公开反袁，27日，还以准备攻滇名义，电请袁世凯速拨饷械。
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派冯自由前往南洋、澳洲等地，宣布国内讨袁情形，并筹募款项，以备军需之用。
易白沙在《青年杂志》发表《孔子平议》
（2月15日）
并在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连载。文章指出孔子学说的缺点：（一）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专制之弊；（二）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之弊；（三）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四）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中国二千余年尊孔的大秘密，乃是孔子常被独夫民贼所利用，作“百世之傀儡”，“大悖于孔子之精神”，而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甚至是“革命的”。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文章开宗明义说明人生之目的，指出世界上一切哲学、宗教皆缘于觉悟此目的。中国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但由于封闭不前而落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性质极端相反”，两种文化的接触冲突，方能促使国民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而当今的新旧思想大激战，正是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中国政治问题之根本解决，也有待于吾人最后之觉悟。共和立宪必须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伦理政治，必须彻底破坏“儒者三纲之说”，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独立，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谢兆鸾在四川合州（今合川）举义
（2月16日）
谢集合民军千余人、快枪700余支，成立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自任司令官，黎握中为参谋，活动于台州、酆都（今丰都）、万县、云阳一带。
中华革命党人策动武昌南湖马队起事
（2月18日）
1915年冬，中华革命党人蔡济民、刘英、赵鹏飞等陆续回鄂，联络武昌南湖马队、炮队、城内守军以及汉阳兵工厂卫队，秘密组织讨袁军，推蔡济民为总司令，于各地策动讨袁。党人急于成功，自认为时机成熟，决定18日夜10时首由南湖马队发动，汇合炮队进攻中和门，以放火为号，与城内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武昌。但起事消息已被湖北将军王占元事前侦悉，饬令所部妥为准备，严加防范。及至马队届时起事，原定参与的炮队已被王部包围镇压，城内军队则因是夜大雨如注，未见火光，无法响应。以致孤军深入，苦战援绝而败，先后遇难者达百余人。但是，由于内部生变，湖北袁军只能“自保治安”，不再出兵云南。
陈其美致函孙中山报告各地讨袁情形。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致函孙中山报告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上海等地讨袁情形。内称：“吾党如不得粤，前途殊甚可虑，今之党员，始终不动摇于势利者，能有几人？即日本交涉，亦必以权力为判（三井许下粤后假50万，唐少川亦许假30万，他事类此），念之滋怵。”又言“青木对于吾人尚能表示好感”，并询问孙与岑春煊等见面后的情形，以及日本政府近来对中华革命党的态度。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军事活动以淞沪、武汉、广东、山东为重点，广东以朱执信、邓铿为领导中心，山东由居正总负责。22日，孙中山委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以便于中部讨袁军事行动的调度，并负责就近联络湘鄂两省。3月12日，孙中山又复电陈其美，允汇款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和运动第二舰队反正费用。19日，孙中山电请陈其美兼任江苏司令官。
日俄就中东铁路交易进行试探。根据日本临时阁议决定，日驻俄公使本野一郎向俄外交部提议将中东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转让与日本，日本允向俄国供应武器，与俄订立同盟。但俄国政府则力图巩固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地位，只愿将处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长春至松花江路段售予日本，作为日本提供武器的回报。4月，日本再提出俄国在适当条件下将长春至松花江岸陶赖昭车站的铁路让予日本，并提出将松花江至哈尔滨路段交日本经营，以及俄国承认日本船只在松花江的航行权。俄国对日本企图染指俄国势力范围的要求断然拒绝，答复准备转让长春至松花江岸的铁路，愿意将俄国在松花江的航行权转让日本，并表示倘若中国政府不准许这种转让，俄国政府将绝不支持中国政府。
中华革命党人发动长沙暴动
（2月19日）
云南、贵州独立讨袁后，湖南革命党人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自日本回国，在上海图谋回湘起义响应。当时湖南将军汤芗铭拥袁甚力，而其兄汤化龙则声言与革命党合作讨袁。因而不少人以为汤芗铭即将改变态度，亦引起袁世凯的猜疑。汤芗铭遂与其心腹舒礼谋，秘密派人去上海引诱革命党人回省举事，商定湖南独立后由汤芗铭任都督，舒礼任民政长；同时调派军警布防，事成则见风使舵以保禄位，事败则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取信于袁世凯。杨王鹏、孙绍基、李岳松等赶速赴湘，策动长沙第三十九混成旅及汤芗铭模范营起义。由于少数急进分子必欲“先期举发”而争功，杨王鹏不得已于是日发难，率革命党人数十人，身怀炸弹，向汤芗铭将军署及附近之军械所、警察厅、高等审判厅等目标冲去，击毙卫兵5名，余皆纷纷逃散。但原作为内应的模范营突然背约反戈，暴动旋即失败。杨王鹏、孙绍基、龚铁铮、李岳松、毛邦华、湛文炳、杨诒庆、陈树生等27人惨遭杀害，李泰阶等7人被判徒刑，遭株连者达40余人。此后，湖南革命党人暂时放弃了夺取省城计划，致力于各地武装起义。
孙中山为筹反袁军事费用向日本商人借款。孙中山向日商久原房之助借款70万日元，作为反袁军事费用。孙应允一旦反袁事业成功，所有借款负责如数偿还，并尽其所能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及实业家赞助久原对今后“中国之一切实业”的投资计划。以后，孙中山又直接、间接经久原获取借款，计有：3月8日20万日元，3月16日30万日元，4月8日和27日两笔额外款项共20万日元。总计孙中山向日商久原借款140万元。直至1965年久原去世，仍保存着这笔借款收据。
袁世凯设临时军务处。该处设于统率办事处内，负责调配征讨护国军军事行动。共分6股：唐在礼主参谋股，唐宝潮主征滇股，蒋雁行主征黔股，李准主江防股，曹锐主军需股，帕勒塔主蒙边股。20日，袁世凯又议组征滇第二军，主干为驻鄂第九师全部，张勋、倪嗣冲各出十营，驻鲁第五师步兵一团炮兵一营，驻陕军一混成旅，驻奉第廿、廿七、廿八师各一混成旅，余由他省选调骑兵数营并合。此外调皖军赴赣，赣军西上，豫军防鄂。各省闻命后，均以防务紧急，兵不敷用为辞，拒绝应调。
2月20日。外交部奏准在英属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地区）设置总领事。25日，北婆罗洲总领事馆设立，派谢天保署理总领事。
2月23日。袁世凯申令延缓登极。袁世凯在日本警告的威胁下，加之国内反对帝制复辟的行动日盛，不得已申令登极之事“必须从缓办理”，并伪称“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
袁世凯下令兴建水利工程。令中称除近畿河道业已兴工外，前拟其他水利工程皆因筹资、经理问题，未克速办。并以导淮及浚洞庭为重点工程，责成各部门及各省巡按使，“次第规划，先行遴员，调查测绘，一面筹集款项，依次兴工，务收实效，总期数年以后，各省要工，一律完竣，以兴农业而辟利源”。
农商部特颁安徽茶商胡元龙一等奖章。胡元龙为祁门南乡贵溪人，于清咸丰年间开垦荒山5000余亩，种植茶树。光绪年间因绿茶销路不旺，乃成立日顺茶场，研制红茶，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推广。安徽巡按使以胡改制红茶，功劳卓著，特报请农商部奖励。
袁世凯令扩充北京师范学校
（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