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0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每当我提起那段日子，比我年长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比我年幼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时候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义，但这些快乐的记忆却是那样固执地藏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会找一些我的同龄人，问他们是否能够理解我的回忆和我的快乐，但和我一同长大的同龄人，他们都不和我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在美国，我们经常用电子邮件交流，有一大部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家大型钢铁厂里，另有一部分在监狱里，以及祖国的其他地方。童年之后，我们大多数再未见过面。
我和我的同伴出生在一个地质队的大院里，在那里度过了我的赤色童年，然后随着搞地质工作的爸爸离开了她。
我的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蔡大头，在后面的文字里总会提起的这个人，如今我们都已成年，成家，成了父亲，成了懂得并且有能力为自己重新选择祖国的人了。我们曾经多年失去联系，后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之后，我们经常会提到童年，提到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叫七十年代，如今已经有人用年代来区分人群，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现在已经有八零后了。我的七岁的女儿应该算是九零后的吧。就我的经验来看，以年代区分人群没有什么意义，对往事和童年的追忆没有什么声讨或者反思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手头根本就没有真理。
我的如今已经七十岁的老父亲一生劳累，那是绝对吃苦耐老，肯干的老地质工人。他的事迹我在成年后仔细地体谅过，一九六零年他带着很多工人，在大山里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却干整整一天的活儿。
他跟我说，干着干着太累了，钻井旁边的一块草地上铺着衣服就睡，醒来了睁开眼接着干，几个月过去了，活也干完了，那个草地硬是睡出了个人形，人形里的草都死了。
父亲是个打井的地质工人，一生中在地球上钻的孔多得数都数不清。曾经在一个大旱年，在难以打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庄稼还有人。父亲曾经在病重的时候说他见到了那些被拯救过的人，随后父亲奇迹般地抗过了一次重病。
父亲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野外打井，母亲说，饥荒的年代到了一个村子里，村子里人已经都饿死了，地质工人就先挖个坑，将村里后死的没人埋的埋掉，然后饿着肚子牛一样地工作。
我认为父亲那劳动的一生真的是苦难，真的是太苦难了。但有一次我问父亲，觉得自己的一生累吗，年轻的时候辛苦吗？父亲答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辛苦。
这个回答我不太理解，也许得需要我七十岁的时候才能理解。
母亲曾经告诉我，日本侵华的时候我的母亲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大家轮流穿，裤子被别人穿走了我的母亲就搂着我的大舅围着被子在炕上坐着。
我问母亲，那时候苦吗？母亲答不苦。母亲说真正苦的是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亲。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亲我都没有见过，姥姥只是留给了我一张发黄的相片，而且这张相片也在地质队频繁的搬家中丢失了。
历史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没有了。
我的好朋友蔡大头说他觉得童年太美好了，他对于人生的这个回忆态度让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如今在美利坚，开着BMW，住着只有在挂历中才能见到的宅里，童年的那些贫苦经历如何会觉得美好呢？
也许，生活中形而上的东西相对于物质生活更为重要，虽然我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只有饥饿，加上困惑，不过在别人对童年的态度里和如今回忆那些日子的写作中，也逐渐地体验到了快乐。
任何苦难，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人在承受苦难时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中我已经深深地知道了，苦难在随时等待着人类，无论他是哪一个年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