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梅奥意外地碰上了一次好运。多萝西娅的一个姨妈安排他与一名医生在排外的波希米亚人俱乐部（BohemianClub）共进午餐。弗农·凯洛格（VernonKellogg）医生也在座。凯洛格曾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担任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的助手，目前供职于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当梅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向凯洛格简要地讲述了他的观点，包括决定罢工的心理因素，研究工作如何能够有助于控制这些因素。凯洛格建议梅奥有时间到华盛顿去，以便对他的想法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梅奥不知道该如何筹集到路费。“我真的很想再见到你，”凯洛格说，“如果到时您还没有筹集到足够多的钱，就给我发电报，或许我们会寄钱过来。”梅奥从口袋里掏出总理的介绍信递给凯洛格。
虽然东海岸曙光再现，但梅奥身上的钱却只够他支持两个星期。艾迪生从墨尔本寄过来170英镑，但是杰西卡·柯尔贝尔还没有为这些演讲作好安排。梅奥的第一反应是向凯洛格请求工业研究方面的工作，并请标准石油公司纽约办事处支持这项请求。梅奥相信，如果他得到邀请在东部地区作演讲，那么他就能够说服心理学家支持自己。他到标准石油公司旧金山办事处寻求支持，但无功而返。
多萝西娅的来信讲到了家庭的困难、身上现金的逐渐减少、前途黯淡的焦虑以及恼人的怀疑，所有这些都难以排遣和消解。梅奥自问：“倘若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将会做什么呢？”答案是：“打点行装，把它委托给吉尔兰德斯，然后采果子去。”冲动之下，梅奥给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发了电报借400英镑，但毫无音讯。标准石油公司纽约办事处也不提供任何帮助。再过五天他就身无分文了，到时他就不得不在公共安置局（CommunityPlacementBureau）进行登记了。
他的想法是如何体面地度过最后五天。第一天在太平洋俱乐部（PacificUnionClub）吃午餐，由英国总领事付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家铁路公司的老板和一个公司的律师，他们对梅奥的讲话印象深刻，称之为“新福音书”——这个讲话公然谴责了那些操纵大型群体的煽动者。当天晚上，面对伯克利分校的一群心理学者，他概述了医学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的区别，这些心理学者称这个表述是对心理学的重新阐述，并询问为什么没有予以出版。梅奥从这两件事中看到，他的确能够吸引并保持心理学者和实业家的注意力。医学界一个朋友给他带来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但他拒绝了，因为五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而只靠一个患者，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
天无绝人之路。第五天，梅奥吃早餐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一封凯洛格的来信。凯洛格打算督促纽约同事给梅奥一个开展产业研究的机会。梅奥马上以每小时10美元的价格收治了那个精神病患者；请那个医学界朋友给凯洛格写一封推荐信；打电报给弟弟赫伯特，以米奇和马修森为担保人向他借200英镑。赫伯特在两天之内就把钱汇了过来。梅奥再次振作起来。
克罗伯拜访了梅奥，并督促他不要中断关于医学心理学的演讲，提出亲自出面转告杰西卡·柯尔贝尔：梅奥是不可能让听众失去兴趣的。克罗伯还建议他作六次而不是三次演讲更妥当些。梅奥感到信心百倍，对马斯格罗夫医生的反对置之不理，重新计划了有关心精神分析的演讲。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为弗洛伊德和心理学欢呼三声吧……我们的历险即将成功，甜心！”他理了发以示庆贺。
1922年9月23****收到了一封来信，请他前往华盛顿，其所需费用将由国家研究委员会支付；此外，纽约一家“大基金会”的代表将与他面谈。该委员会的心理学与人类学部主任对梅奥的工作极感兴趣，他确信其他心理学者也将如此。梅奥欣喜若狂：“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棒的事情了……我喜出望外，不能自持……凯洛格太好了——他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决定帮我。这是值得的——我只与他见了一次面……一起吃午餐……”
梅奥与克罗伯一起推敲凯洛格的来信，尤其是其中关于一家“大基金会”的内容。梅奥希望在返回澳大利亚以前有机会见一见一流的心理学家和实业家。“希望我的咆哮声胜过雄狮。华盛顿的这些人对待我应该像众星捧月那样，”他写道，“在这些心理学家的眼里，我的理论心理学应该比弗洛伊德的所有作品更有价值。”
要他前往华盛顿的召唤一方面让他吃惊不小，另一方面他也确信，在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焦虑、为了生存进行了如此卓绝的奋斗之后，自己有把握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他将在华盛顿与怎样的才俊会面呢？是视野开阔、宽宏大量之士，还是敝帚自珍之人？梅奥计划从正在阅读的著作——西奥多·斯托达德的《对文明的反叛》（TheReuoltagainstCiuilization）一书中摘取若干思想，对它们“千锤百炼”，向华盛顿的人士指出应该走怎样的路。
凯洛格安排了第一批会面，并向梅奥保证，实业家已经为梅奥关于研究工业的冲突准备就绪了，但他必须先说服华盛顿的工业心理学家们，充分打消他们的疑虑，然后才能和纽约的研究资助人会谈。梅奥的老毛病跟随他横跨大陆再次出现了，他担心当他得到认可并准备就绪的时候他会身无分文，最后不得不工作才能得到返乡的路费。他责备自己，“一文不名地来到美国而试图为了工作拿腔调、要高价，这种姿态真是厚颜无耻”。
梅奥与查尔斯·梅里亚姆会面。梅里亚姆是个一流的政治学家，负责规划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的组织结构和活动。他们有诸多相同的想法。尽管民主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但两人都对民主持有乐观的看法。两人一致认为，兴趣的持续变化虽然易于识别和制定计划，但是，通过运用富有智慧的思想解决问题是可以促进合作的。公民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应该接受良好的训练。训练应该基于科学的社会知识，此类知识将得自各所大学所开展的应用型社会和政治研究。对于研究，梅里亚姆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运用改进后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要求具有实际的政治经验，求助于社会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洞见来解决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问题。梅奥亲眼目睹过昆士兰州的工党政府是如何控制该州的工业的，梅里亚姆像梅奥一样反对社会主义，认为它给予了国家对经济太大的支配权。此外，两人都对自由放任的工业系统不满，因为其不计后果的、有时掠夺性的发展将导致一个巨大的、处在民主国家控制之外的权力源。梅里亚姆和凯洛格都提到要带梅奥去参见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与纽约心理咨询处（PsychologicalBureau）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在一起，梅奥觉得自己不那么惹人注目了。虽然卡特尔很友好，但他一点儿都不喜欢弗洛伊德和医学心理学。再加上他明显地倾向于他的实证研究，这些都使得梅奥不愿意谈论自己比较喜爱的话题。第二天早上，梅奥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人类学与心理学部主任雷蒙德·道奇（RaymondDodge）在一起，中午则同罗伯特·亚尔克斯共进午餐。亚尔克斯曾负责美国陆军的心理测试工作，在梅奥眼里，他是美国一流的心理学家。
梅奥获悉，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把他与已故的埃尔默·萨瑟德（ElmerSouthard，1876～1920年）可以相提并论。萨瑟德出自哈佛大学，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内科医生，他因精神病理学研究而被任命为波士顿精神病院第一任院长。和梅奥一样，萨瑟德也对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悲观主义和情绪一元论持批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同自己的同事所持有的反心理主义作斗争。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高级院士都认为，梅奥是自萨瑟德去世以来他们遇到的熟悉工业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人。一流的心理学家路易斯·瑟斯顿则表示，他想就如何研究匹兹堡市工业动荡的原因向梅奥请教。凯洛格及其同事对梅奥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叫梅奥一起去见一见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Ruml）和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Fosdick），并附上一封介绍信。
拉姆尔最近刚被任命为洛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LaHl"aSpelmanRockefeller’MemorialFoundation）临时理事。后来，他成为梅奥最亲密的美国朋友之一，而且，梅奥之所以在美国的学术界稳如泰山，声名远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人。拉姆尔于1894年出生于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CedarRapids），父亲是一名医生。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uege），他集极度聪明、游手好闲和智计百出于一身而令人称奇，由此鹤立鸡群。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并进一步发展了他那不同寻常的创造性思维的技巧：一人独处之时，他会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身随心而动”。之后，拉姆尔担任******·冯·迪克·宾汉姆教授的助手，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任商业测试分部（DivisionofTradeTests）的联合主任，对心理测试的发展了然于胸。战争结束后，他与其前任军队长官******·斯科特（WalterD．scott）博士合作过一段较短的时间，后来成为装甲与快速肉类加工集团公司（A珊0urandSwiftmeatpackingcompanies）管理层的顾问。1920年，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Jr．）聘用拉姆尔，就如何提高纽约一流的文化机构对公众的价值提供咨询。出色的工作和富有魅力的个人风格使拉姆尔迅速得到了纽约上流社会的认可，于是，27岁时他就被任命为洛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拉姆尔一贯精力充沛，胆色过人，他开始着手一项宏大的计划：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上资助7500至8000万美元用以开展长期的、大规模的研究。以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们总是倾向于有关当前议题的小型传统项目，但是拉姆尔阻止了他们的反对。最后，他赢得了美国社会科学创始人的声誉。1930年，他转到芝加哥大学，后来成为梅西公司（R．H.Macy"s）的财务主管。他于1942年设计的“伴你行（pay-as-you-go）”所得税堪称最著名的创意。
与梅奥相比，拉姆尔年轻14岁，块头更大，而且出生于美国，但除此以外差别就不大了。两人都来自医学家庭，重视临床观察，都研究过教育学中的问题和新的医学心理学。他们都学会了如何运用心灵港湾进行富有想像力的思考，都认识到科学基础对于可靠知识的重要性。除了这些专业上的共同兴趣之外，他们还都喜欢交谈和美酒佳肴。
与拉姆尔相比，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B．Fosdick，1883～1972年）同梅奥的关系从来不那么密切。但是，他对劳资关系的奇思妙想兴致盎然，并努力阻止大战的再度爆发，这些都引起了梅奥的注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福斯迪克通过社会卫生局与小约翰·洛克菲勒打过交道，而且作为一项抑制美国****活动的计划的一部分，他还学习过欧洲的行政管理方法。战争结束后，他协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总统规划了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角色，后来帮助创建了对外政策协会（ForeignPolicyAssociation）和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福斯迪克就这样使洛克菲勒参与了欧洲的政治事务。在工业研究方面，福斯迪克鼓动洛克菲勒资助劳资关系咨询事务所（IndustrialRelationsCounselors）。这家纽约中介机构就以下方面提供咨询意见：通过提高工人的士气减少工业冲突，支持劳资关系领域的科学研究，推动各大学讲授这一主题。1935～1948年间，福斯迪克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梅奥在第一次与拉姆尔打交道的时候就了解到，资助他的研究的决定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拉姆尔建议梅奥在此期间为杂志撰稿，因为它们向自由撰稿人支付较高的稿酬。尽管梅奥手头没有笔记可资参考，但他还是马上开始准备关于教育失策、训练进进入幻想状态以及中年人如何获得成功的文章。
梅奥与拉姆尔一道鼓励设立一所机构，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研究如何促进产业工人的心理保健。以前，梅奥曾计划，假如成为墨尔本大学研究班的导师，他将创办这样一个实体。如今，梅奥决定在美国工作，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而这个机构成立的话，那么他将接受该机构的主管之职。如果二者都落空的话，那他就必须在1923年3月返回昆士兰大学。虽然他一直在建立颇有价值的关系网，但是时间不等人。所以他等待着，怀揣着希望，有时撰稿有时看电影。
有一天，家里传来的坏消息让梅奥陷入了十天的痛苦之旅。家人认为海蒂处于弥留阶段，但梅奥下不了决心给母亲写信，担心有可能让她看出他目前的窘境，从而使她的病情恶化。如今他也意识到了，墨尔本那项职务是不属于他的。他的行李还没有找到，对他这样一个吹毛求疵、服装考究的人而言是一个灾难，而且他撰写文章所需要的笔记本放在失踪了的行李箱里。此外，《美国人》杂志主编要求他把交给杂志的稿件再改写一遍。在愤怒和绝望之下，梅奥一度考虑请弟弟赫伯特再汇点钱过来，但是没有这样做，反而向拉姆尔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他提醒拉姆尔注意，凯洛格答应过支付差旅费的。阴郁的幻想出现了：他要是坚持和杰西卡·柯尔贝尔在一起而不相信拉姆尔的谎言——从杂志发行人那里赚快钱——就好了；他希望摆脱弗洛伊德和理论心理学；在亲口发誓不想打道回府以后他还是不得不返回布里斯班。这次的危机就像1905年那次一样，当时，他从伦敦被遣送回家，不得不面对家乡人的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