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对话，我的表现异常吗？”
2012年，哈佛归来的王石，依然对九年前我们之间的那场采访念念不忘。
那是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窗外行人往来如织，四围的茶客悠然自得，天府之国里，每个人仿佛都浸润在安逸的空气中，除了眼前的王石。当时的他五十有二，几天之前刚创造了中国最年长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纪录。从青白相间的山峰上下来，他似乎仍旧停留在缺氧状态，还有些脑袋发懵。
“对，你是有些不一样。”当时的王石和之后我所接触到的那个思维敏捷的中国房地产业领跑者大为不同。回答每个问题他都需要时间来反应，自己先想一会儿，然后才能开始说话。即便如此，笃定的语调中依然保持着一个企业领导者不可动摇的威信。有人评价，寄情于山水的王石，是由于公司的大权旁落，在原本的领域爬不上去了。王石的回答颇具王者之霸气：“我创建万科，已经近20年了，如果20年还不能离开这里，那是我的失败。我是非常强的，什么叫强人？强人就是绝对能控制局面的人。”
“你觉得自己是个强人？”眼前这个黝黑面庞的中年男人，因为攀登珠峰，已经骤然瘦了12公斤。
“你不觉得吗？我当然是强人了。”王石语速虽慢，却别有一番信手拈来的从容。
他在48岁的壮年“退位”，其实比暮年离场更为不易。他对我说个体的强人政治、强人管理只能延续一代，而他则把自己的“强”，定位为懂得看到将来。“一个企业家最不容易做到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有权力去驾驭，但我不去驾驭。”他选择登山、滑雪、运营生态协会，但也从未忘记要培养后进，留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万科公司总经理郁亮，36岁开始就从王石手中接过执行的大旗。“万科成功不成功，不在我王石在的时候，而在我王石不在的时候。”即将知天命之际，创业者王石选择了远离万科，从深圳一路远离到了8848.13米的世界之巅，却依旧不是终点。两次成功登顶，高山已经不再是那座高山，十年间王石分明踏上了另外一条路，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成为遍览七大洲高峰之后他生命里的第八座险象环生的攀登目标。
“其实内心也有斗争。”他告诉我，原本定在九月入学，因为签证而未能成行，心里虽然失望，却也暗自松下一口气。当初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去念“中文老年班”，王石毅然走上了哈佛之路，然而高等学府的大门向来敞开八方，想要真正往深处走，却没那么简单。春季学期是第二年一月份开始，仍有忐忑的他又要求延后一个月，“好歹过了春节再走吧。”出发之前，公司里的一个手下突然开始苦练英语，他觉得奇怪：“你要干吗？”手下人说不是要派我去美国给您当秘书吗？王石断然拒绝：我根本不要秘书，我就是要自己去。
要在中国做地产界的第一，还是要到哈佛做回自己？一个人的海外留学并不是个好玩的商业游戏，但他却选择了战斗到老。我问王石都选了哪些课，他说一开始根本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去选，哪个教授上课有PPT就跑过去听。其实也听不懂，但是因为PPT上写着英文，还能翻一翻字典。后来发现，完全依赖教案就没法提高听力，于是他又雇了一个小翻译帮他用英文记课堂笔记，晚上回家对照笔记重新消化所学内容，硬把自己逼进英文的环境里。我听过王石讲述自己创业的故事，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如何攻克外界的一道道难关，而这一次，我看到的却是他在挑战自己。自己办美国信用卡，用英文公开演讲，接受BBC的英语采访……人生到了60岁，仿佛一个崭新的开始。
“为什么一定要去哈佛？”我问他。
“我觉得我经历当中就缺这一块。”他已经站到了中国企业家的前排，没有企业家常见的将军肚和满月脸，肌肉硬朗，步履稳健，但显然并不满足。他说：“当英语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语言时，我根本还不会，而且我只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到哈佛大学做回新鲜人的王石虽然语言考试经常最后一个交卷，但令他颇为得意的是，每次考试都能通过。“虽然我在语言班是年纪最大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留过级，而那些小孩就有留级重修的。”他依然对“老年班”这个词耿耿于怀，在一个本该什么都明白的年龄段，坦然接受自己的无知者无畏，学会用方法论的角度认知自己，让“Why的问题用How来回答”。
我也曾经尝试去回答盘绕在他以及他身后那个万科帝国的无数个Why。为什么在闷声发大财的中国式致富模式里，身为创始人却把企业的名声看得比控制权更性命攸关，断然放弃四成公司股权，以身效法倡导至今在本土企业里依然罕见的职业经理人模式？为什么他远离万科的“无为而治”却造就了这家全世界最大规模住宅开发公司呈两位数的增长率？为什么这个重视员工个人生活的公司，却在狼性理念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中率先进入千亿元俱乐部？
同样是在机场书店里，一本《万科的观点》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成为我试图回答这许多个为什么的又一份参考。刚拿着书走到登机口，忽然在来往过客中看到一个熟悉的笃定身影——我的研究对象，王石。他还是一副永远在路上的装束，风尘仆仆的登山包就放在身边。喧哗的登机口没有人注意到他，只因为他太安静。四周的聊天交谈、饮水、进食都与他无关，就那样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手捧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他在这里，却又不在这里。一个人和其背后企业的动静姿态，仿佛都凝结在那一瞬间的纷繁与无言之中，泯然于众，却又与世不同。陈文茜曾说，就算她生活在墓园里，也能开一间咖啡馆，营造鼎沸人生。王石站在全国最为灼热跟风的房地产浪尖之上，却像坐在登机口安静念书一般，专心致志地重新认识自己。那一刻的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独立的强者，都从内心寻找榜样的力量。
内心强大的人不只王石一个，有人称董明珠“所到之处，杂草不长一根”，这位格力空调的女统帅只是温婉一笑，继续走自己的路。她走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因为一路走，一路在拒绝。她拒绝降价，告诉我格力是国有企业，创造效益、持续发展是国企的首要责任，所以，她决不参加价格战。她拒绝多元化，相信工业之路上专业化的实力才是硬道理，在电视机前向全国观众承诺：“格力的产品，八年不用维修。”一身西式职业装扮的她甚至拒绝国际化，因为自信中国崛起所释放出的市场空间才是国际化最具价值的所在。“如果不是在中国，西门子为什么要花1亿欧元在北京望京盖总部大楼？！”她看得透彻，也想得明白。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有底气说出这样一番话，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抵御得住多元化、国际化的诱惑，这背后需要勇气，更需要自信。而这个敢于素颜登上《对话》舞台的女人，以上两点都不缺乏。这在《对话》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行程匆忙的董明珠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越洋飞行来到节目现场已经很晚，我劝她：“化妆也耽误不了太长时间。”她却坦然面对镜头，对内容的看重胜于形式：“我们谈的是做实业，没必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花哨。”她坐在聚光灯的中央就工业精神侃侃而谈，背脊挺直，表情严肃，强调做工业就必须精益求精，心无旁骛。“越是单纯的东西，越是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去捍卫它，把一种简单的信念贯穿于生活之中，往往需要付出并不简单的代价。”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她在自传里说过的这句话。做实业的素颜姿态，才是难能可贵的大美。
转型期的中国，四面八方的思潮彼此碰撞，西方大师如走马灯一般来了又去，国内的商业畅销书里也永远不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惹眼话题。太多的独特和离奇汇聚在一起，孰是孰非，扑朔迷离。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唯一可以把握的，只有自己的思考。王石身在哈佛，却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哈佛的教授迈克尔·波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也不得不在中国企业家的焦灼追问下，重新回顾自己20多年前所写下的战略学理论。
未来是否可以预见？波特的企业战略制定于宏观的历史脉络之上，相信企业的发展方向有迹可循，亦有理可推。而关于未来的预测，在发生着巨变的中国，却是所有人的无解题。观众请教波特教授，转型时代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确定性，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究竟是要制定短期战略，还是要经常性修改战略，或者干脆不制定战略？一连串的问题还没让刚刚完成六小时讲座的波特缓过神，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梁能又继续“发难”：在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之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的意义，是否要比一个预测部门更为重要？
这位哈佛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似乎早已习惯了各种质疑的声音，也同样习惯于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只是坐在这里说，‘我会快速地学习，这将会使我成功’，说实话鄙人不能苟同。你没有必要去预测不可知的未来，戴尔预测了什么呢？他预测了会有客户对直销模式有需求，而这些客户未来也将继续存在。这并不像预测总统选举或是利率变化，就战略制定的需求而言，公司预测的通常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虽然精通于战略制定的方法论，但是这位十年磨一剑，依靠学术思考和独立钻研撰写出《竞争战略》一书的全球企业战略之父，面对变革时期中国企业家的迷茫，更为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思考。波特的看法与王石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告诉我，学术同仁们都认为企业经营者难以拥有前瞻的战略思维，他们更愿意用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来评判企业的发展。但是波特却相信，经营者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同时又具有面对现实变化的创新能力。任何战略，都是在变化之中达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拿来主义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更为重要。
东西融合的浪潮也逐渐波及了媒体的热土之上。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捧从理论到实践，一路蔓延。美国的深度新闻调查节目《60分钟》《20/20》成为中国《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的行文模范，CNN的快速反应机制和现场报道风格，影响着现场直播和出镜记者的报道形式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英语日渐流利的王利芬更是选择用一年的时间直奔美国，悉心研究西方媒体，对话各大知名电视栏目制片人与名主持，进行东西方电视制作的零距离接轨。为什么要去美国？王利芬说因为站在那里仿佛站在全世界的中心，世界性的眼光前所未有的强烈。同样，也是那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因为随时随地你都在被提醒，自己是一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面对一个目前最为强大的国家，它的今天，或许就是中国的明天。我眼中那个什么都不怵的大猫，站在世界的中央以自己为圆心，却画出了生命里一个更大的、未知的圆。她说世界太大，自己太小，可只有发现后者才会有一个平和的心态，也才会真正将自己微弱但独特的光聚集起来，并尽可能地发射出去。
在各方光芒交汇的舞台上，我也在努力聚集着属于自己的缕缕微光。2003年年末的一天，栏目组正在准备节目录制，导演忽然把所有工作人员召集到了一起，说要宣布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的伟鸿刚刚获得了《新周刊》评选的2003年度最佳财经主持人！”话音一落，所有同事都鼓起掌来，目光真诚而温暖。那其实更是一份集体的荣誉，正是这个团队打造了让《新周刊》“惊艳”的电视栏目，也让我得以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肯定。
“他是一位不卑不亢、拿捏到位的对话者，虽专业而内敛，虽内行而平和；面对全球工商巨子，他潜心营造的话语场为观众洞开商业与人生的独特境界，令枯燥而严谨的财经话题平添个性之美和交锋之趣。”这段由《新周刊》撰写的颁奖词，似乎在见证着我的独立之路。三年时间的往返奔波，我始终致力于在舞台上沉住气、找到自己的观众，终于在一个新的世界磨炼出一个新的自己：从不盲从，也绝不狂妄。
王利芬再次鼓励我，要相信自己在这个平台的价值，接着又重提夙愿：“伟鸿，留下来。”我留在北京的时间的确越来越多，多到都没有时间去广州领取这份让我更加自信的奖项。《新周刊》寄来了一张证书，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过那座属于自己的奖杯。
入世后的中国，正显示出既独立又合作的姿态。2003年末，一部旨在推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从中国珠海向世界发布。这是继联合国《千年宣言》之后，首次由一个国家向世界发布的宣言，更令人自豪的是，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发布的宣言。宣言的主题是“平等、诚信、合作、发展”，中国以既独立又合作的姿态，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告诉我他对宣言的开篇印象深刻：这是一场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起的大规模对话。这位70多岁的老教授对我说，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明。“我想说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孙晓华有着大企业家一般的自信，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也需要世界的倾听。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则更为审慎，强调我们要深刻地了解别人，更要深刻地了解自己。西方读我，我读西方。全球化的背景下，东西方的对话与沟通，仿佛是一场彼此之间的深度阅读，只有在灵魂深处撞击出共鸣，才能够真正推动双方一同前进。
“不正经”的政策
“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所以需要不正经的人。”当李书福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的时候，嘴角还是会浮现出他的标志性表情——笑。不是微笑，不是大笑，而是一种只属于他的、隐隐约约的自得与自嘲。
2009年，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商界领袖年度聚会“道农会”上，我的搭档主持王小丫客串起了高贵的瑞典公主——沃尔沃。一束追光之下，只能看到公主的背影和她身后那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仰慕者。
公主问：“你是谁？”
他回答：“书福李。”
灯光亮起，全场一片笑声。李书福那标志性的笑，在舞台之上尤为耀眼。道农会向来被称为商界“大象们的聚会”，那次的活动精英名士云集，柳传志、马蔚华、任志强等行业领军人物悉数到场，但李书福的风头，显然盖过了所有人。
他是晚会的开场嘉宾，一袭古装扮作了自己的浙江乡台梁山伯，坐在台上拨动古筝，奏响一曲《梁祝》。台下观众纷纷揣测，这是哪里来的文艺中年？曲落灯亮，草根英雄李书福起身拢手一拜，全场哗然。
反差鲜明的开幕仪式已经令人印象深刻，抽奖的高潮环节，李书福又将一辆新投产的混合动力车作为奖品推出。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幸运中奖，李书福亲自把这辆吉利汽车的钥匙交到马行长的手中，条件是他必须要亲自驾驶这辆车。
彼时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初步协议刚刚签署，尚在等待中国商务部与欧盟的审核。“书福李”的高调姿态，分明是在帮助亢奋的中外媒体生动诠释着他们的题眼：中国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中国穷小子正式迎娶瑞典贵族新娘。面对傲慢的北欧汽车家族，道农会上的李书福散发出了一种真正的轻松，这份轻松来自胜券在握的自信，这份自信仰仗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强大支持——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当中展现出对吉利汽车前所未有的兴趣。这家发端于浙江台州的造车企业被国家树立为汽车自主品牌的榜样，刚刚成型不久的生产技术体系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签约前夕，中国商务部甚至不惜冒着有违公平原则之大不韪，提前表示支持吉利收购沃尔沃。
冬天刚过，2010年3月28日，吉利并购沃尔沃项目正式签约。中国吉利汽车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典汽车企业沃尔沃100%股权。创建近80年的北欧最大汽车企业，正式加入中国汽车军团。
蜜月期还未结束，李书福就带着他的沃尔沃国际团队坐到了我的面前。已经变身为沃尔沃汽车公司全球董事长的李书福，当初别说迎娶贵族汽车品牌，仅是进入到被视为“贵族行业”的汽车制造业，都走得步步惊心。“像我们这些人是不允许进去的。”没有生产执照就开始自主研发电冰箱、摩托车的农民企业家李书福，太了解没有执照的滋味，心怀进军汽车制造业的宏伟理想，一颗红心献出来，却无人看重。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到浙江台州考察，李书福在自己宝贵的十分钟汇报时间里，向领导提出的请求甚至都有些酸楚：“请您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他极尽体谅地从政府的角度来为领导做分析，“如果成功了，我们可以向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一些经验；如果失败了，也可以提供一些教训”。
“你当时的心情，用‘悲壮’这两个字来形容确切吗？”我问道。
“悲壮也不悲壮。”李书福又一次露出标志性的笑容，这次嘴角边泛出的自嘲意味，明显要多一些。
十年前的今天，李书福不是悲壮，而是非常的悲哀。当全中国的企业都在等着马上入世的时候，已经做了七年国产汽车制造梦的李书福，却还没有拿到“准生证”。十几亿元的资金投入、上万辆的汽车成品，万事俱备，却不能卖。一腔热血抛洒出去，却连一个让自己失败的机会都没有换回。
行百里者半九十，风云变幻的改革年代，转机往往会发生在最后的一瞬间。2001年11月9日，就在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前一天，吉利的豪情品牌第一次拿到了自己的“准生证”，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的汽车车型“吉利JL6360”从此登上国家的汽车目录。几乎投入了全部身家的李书福，终于获得了在汽车行业的生存权利。
早在此前多年，民族主义的愤怒青年李书福就曾经赋诗一首，以抒胸臆：
寒冬去，春天到，埋头苦干静悄悄。
不要吵，不要闹，自主品牌撑大腰。
欧美风，韩日潮，崇洋媚外何时了？
中国车，飞多高，奋战十年变大雕！
有一次，为了说明中国产品的品质，李书福竟在节目录制的现场，当着全体嘉宾和观众的面，脱下自己脚上的皮鞋，对我说：“你看，中国人的东西不差的，这就是我们台州本地生产的皮鞋，100多块钱买过来穿了好几年。”台下同样生产国货的海尔老总张瑞敏，看到如此力挺中国制造的李书福，也不禁莞尔。
录完节目我问他，不怕这个举动吓到别人吗？一个企业家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突然间把鞋子脱下来。他却很坦然，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干吗要扮作矜持的富贵阶层？台上脱鞋也好，台下作诗也罢，李书福一以贯之的饱满的民族主义情怀，让我深以为然。
自主造车，造中国人买得起的车，使李书福收获了“汽车疯子”的称号。这种疯狂在诗歌中被演绎成一种变形的亢奋，支撑他声声酸楚、步步疯狂，终于成为承蒙政策和时势眷顾的幸运儿。十年磨砺，吉利雄起，又将沃尔沃这家制造“全世界最安全汽车”、稳居豪华车系排行榜前十的企业的所有股权，全数收入。
在现场，不乏为这份姻缘叫好的人。而我却问了一个不那么动听的问题：
“一个人高攀另外一个人，这段婚姻能够幸福吗？”
“只要我幸福就行了，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了。”
李书福丝毫没有受伤，反而回赠我一个灿烂的笑容。这就是李书福特有的自我与骄傲：逆风而上，我独前行。这股风，就是“政策”。他的事业格局扩展，几乎每一次都需要与国家政策进行一番死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民营经济还未得到政府正式许可时，李书福就自己办起了电冰箱厂；几年之后，他又开始一心一意造摩托车，同样是经营了好几年，最后才等到了政府批文；1994年开始，又是在无证的情况下，李书福开始了自己的汽车之梦。研发四年，第一辆汽车“吉利豪情”生产完成，然后接着苦等“准生证”。直到入世前夕，这个投入资金少、专业制造经验为零、缺乏政府支持的门外莽汉，终于撬开了生产轿车的大铁门。
与政策纠缠，与命运博弈，似乎是李书福的宿命，也曾是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宿命。
1989年，安徽《芜湖报》的头版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几年前靠“傻子瓜子”闻名的个体商贩年广久，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被逮捕。另一条消息则是山东私营企业主王廷江将自己价值600万元的工厂献给集体，获得了入党资格。类似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民营经济到底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还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姓“社”还是姓“资”？一时间众说纷纭。
那一年的私营企业从一年前的20万家锐减到9万家，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私营经济基本属于停滞状态。就在这个低落的当口，大学教员周海江砸碎“金饭碗”，顶着家人和女朋友的反对压力，来到乡镇企业施展才华。“下海”这个有些诗意的名词，却让他很快感受到了凶猛的失意。他对我说跳进“海”之后，才发现那里的水是如此之深，又彻骨冰凉。大学教员以身作则，带领推销员来到各个国营站点打通销售渠道，却遭到无情的拒绝。
“进去之后人家根本不理你，把我推出来，然后把门砰的一声撞上。我站在走廊里面，眼泪就开始掉下来。”知识分子出身的周海江一时间情何以堪。“我昨天还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大学老师，今天就变成一个要饭的似的。”
下海，差点呛死的还有自己的爱情。相恋的女友也适应不了周海江个人角色的急剧转变，开始犹豫是否与他继续交往。好在爱情濒危的当口，《新华日报》刊出《大学教员周海江到乡镇企业展才华》的报道，感情峰回路转，周海江的创业自尊也逐渐树立。“勇气”二字不一定能完全界定周海江的选择，但用李书福所说的“不正常”来形容当时别人眼中的周海江，却一定不为过。然而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动作，似乎也在昭示着，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登场。
周海江，这位主动跳进“海”里的大学教员，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红豆集团的总裁。
回望民营经济跌宕起伏的30年历史，总是令人百感交集。2012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周海江、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等四位民营企业家一同对话。身后树立着一面巨大的历史墙，曲折而漫长的中国企业发展轨迹上布满了不同时代下各种政策的节点。三一集团的里程碑节点，是股权分置改革，著名的业内人士曾将股权分置形容为“悬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国有企业持有的非流通股需要进入市场，转换为能够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流通股，国家、市场、中小股民和企业的利益在改革中冲突交汇。作为全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单位，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面对历史墙的一张三一股份分置改革股东大会的照片，回忆起那段置身悬空利剑之下，实践这一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举措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我们这些试点企业，可以说是被群殴了。”
向文波苦笑着对我说，媒体批判，股民也批判，一时间那是吵翻了天，总部的经营基本上全部停动。那时候的三一集团总部，紧张得就像“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各大机场。股东大会上打架斗殴的事件时有发生，轮到自己公司开股东会，向文波让员工们把开会喝水的杯子全部换作一次性纸杯，防止一切斗殴的可能性。开会当天股东进场，再大牌的老总也要接受层层安检，严禁带入任何利器。连会场里常见的主席台也被撤掉，员工们小心翼翼地安排座位，避免股东之间由于位次区别而将蓄积已久的激动情绪瞬间爆发。
“这样的一次闯关，对三一的发展来说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作为第一个试点企业，投入到如此险象环生的改革之中，我想知道向文波为的是什么。
“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与世界接轨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这对我们企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不论是小虾米还是大鲸鱼，我们都是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只有冲到世界的大江大海里，才能看到更为宽广的未来。
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的长河中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每一次政策绽放出更多的活力，企业也就得到了随之而来的更大发展，国家的潜力同样得到了更多的彰显。蝴蝶效应的渐序发展时空里，非公有制企业的地位在逐渐地变化，每一个非公企业负责人的身份，也被不断地定义再定义。每一次转变，都会让他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选择。
黄光裕的第一个公共身份，是“首富”。那是2004年，国美电器直营门店达到200家，黄氏兄弟同时登上胡润百富榜，35岁的黄光裕以105亿元问鼎内地首富。戴着财富的光环，这个白手起家的广东“北漂”以自己的传奇故事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坐在舞台上直言不讳地问他：“你真的有这么多钱吗？”
黄光裕回答得很“生意人”：“看从哪个角度去说吧，第一次是左手倒右手，股份化之后又变成是左手握右手，以后这些钱都放到企业经营中去，所以没有很大的感觉。”
现场做了两个意味深长的游戏，第一个游戏是：105亿元，你会怎样花？
黄光裕花得很豪气：“从专业投资的角度，不够花。”
第二个游戏是做假设：如果这些财富一夜之间蒸发了，只剩下一份注册资本为10万元的营业执照，你会怎么办？
“首先我不喜欢做买卖。”这个全中国赚钱最多的商人语出惊人。
“可是我们知道你从17岁就开始做买卖。”我把质疑抛给他。
“没办法，刚开始为了养家糊口，最后变成了一种工作，不知不觉陷进去了。但是从个人角度，我不想做买卖，如果非得做，可能也不做零售业，因为零售业实在是太难做。”他讲起18年前来北京创业的艰难，住五毛钱一晚的地下旅馆，反而被三轮车夫欺骗，花了一元钱绕了一大圈路才找到。只是，辛酸不易的创业故事有很多，18年之后为什么黄光裕就做成了中国首富？
节目现场的嘉宾进行了一场讨论：为什么是黄光裕？
哈佛归来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黄光裕具备创业成功的三个重要条件：压力、决心和坚强的神经。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则给出了另外三点：勤奋、智慧、运气。黄光裕自己给出的答案同样简单：树立较高的目标，敢想、敢做、坚持！
对话结束，生活继续。节目中总结的成功要素不知被多少心怀梦想的创业青年默默地记在了本子里，但没过多久，可能又被悄悄抹去。那是因为2008年11月的一个消息：黄光裕被拘。
整个社会再次讨论：为什么又是黄光裕？
我想起那面刻画着中国民企发展进程的历史高墙，起伏的发展曲线中有人一直蜿蜒前行，也有人永远落在了某个特定的年代，成为曲线底端的注脚。科龙的顾雏军、国美的黄光裕，都曾是2004年我的采访对象，而他们的历史，也都留在了那段起伏跌宕的年代。和我一同回顾往昔的周海江，至今提到黄光裕的教训仍然心有余悸。“孟子在《公孙丑》中曾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说的是虽然你有很好的智慧，但也不能逆势而动。”这位很早就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企业家，相信理解与把握国家政策和进程，是企业家的发展要务。
还在路上的企业家们习惯于将企业的持续发展秘诀总结为“善于自守”。给了非公企业更多发展机会的国家制度，同时也增大了非公企业家犯错误的风险。只是激荡的中国经济变革仍在继续，向前冲才是硬道理，羽扇纶巾论成败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向文波对我说他不会给黄光裕盖棺论定，因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企业家对社会的另外一种贡献，即通过自己的牺牲，唤醒社会的思考与改变。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告诉我黄光裕的前车之鉴让他学会如履薄冰地专心走自己的路，不要目中无人，亦无须妄自菲薄。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民营资本而言，野蛮生存和狼性生长成为了企业掌舵人的共同语境。快速洗牌的过程中，许多企业家偏好于将注意力放在那些看上去更为直接迅速的发展路径上，这原本无可厚非，只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最终成就一番与自己心意相符的愿景。回归到人生本质，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只是财富的过客而已，无论是黄光裕，还是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过：钱从哪里来？钱又将到哪里去？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找寻答案，用尽一生。
依然记得2004年，对话黄光裕的最后环节，我同样准备了一个特别设计：给中国首富的一句提醒。
节目现场的嘉宾亮出了他们的忠告，宁向东引用古语：“高处不胜寒”，希望冲在最前面的国美一切小心。袁岳借用了广告语：“透明、爽洁、不紧绷”，从管理模式和团队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提醒黄光裕每年做一次体检，而海尔集团副总裁周仁杰则语重心长地列出三大条：一要放得下过去的成功；二要经得住现在的诱惑；三要把握住未来的机遇。我把嘉宾们的建议装入一个锦盒里，亲手送给了黄光裕。时过境迁，我们的“锦囊妙计”并不如军师诸葛亮的那一个，能够化险为夷。而黄光裕，则的确是如关公一般，败走麦城。
曾经有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提出了一个创意，让我和狱中的黄光裕再对一次话，然后将对话录整理成书，应该会极具市场吸引力。对于创意本身，我不置可否，但内心深处其实问过自己，假设再次见到黄光裕，第一个问题我会问他什么？
“黄先生，还记得2004年，我送给你的那只锦盒吗？”
在这个浮夸的时代，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还是一个狗血的问题？连我自己都有些迷茫。
失意的土壤盛产好诗人，不正常的时代会造就好商人，抑或坏商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民营企业家自己清楚。
因为热爱写诗，李书福享有“农民诗人”的雅号，他曾经找来著名歌手陈琳演唱自己填词的歌曲《我清楚》，坚定的歌声经常响彻吉利汽车大大小小的车间厂房：
不低头不认输，擦干泪坚持住
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多少次真情流淌，多少次无奈碰撞
透过渴望成功的目光
告诉我们什么叫成功，什么叫绝望？
那一刻的迷茫之后，我只能陷入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