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土地是一种与人类之制度紧密相关之自然的要素。将土地孤立起来并使之成为一种商品，也许是我们的祖先所做过的事中最不可思议的。
就一般而言，土地不能与劳动分开；劳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与自然则结合成一个整体。土地因而与亲属组织、街坊、职业及信仰等连成一体，也就是与部落、庙宇、村庄、行会及教会等连成一体。另一方面，一个大市场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包括了各生产要素的市场。因为这些要素无法与人类之制度的要素——人与自然——相区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伴随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中的制度受到市场机制的左右。
这种对土地的看法和对劳动的看法一样不切实际。经济的功能只不过是土地所具之诸多重大功能之一。它给人类的生命注入了安定的力量，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是人类之物质安全的必要条件；它构成风景与四季。我们可以将没有土地的人比拟为没有手足的人。但是将土地与人分开，并且依不动产之市场的需求来组织社会，是市场经济这个乌托邦概念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从现代殖民化的领域中看出这种市场制的真正意义。不论这些殖民者为了埋藏在地下的财宝而取得土地，还是为了希望强迫土著去生产过剩的粮食或原料而取得土地，经常都是不相关的；不论这些土著是在殖民者直接监督下工作，或者只受强迫劳役之间接控制，也是不相关的，因为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殖民者都必须先行摧毁土著生活中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体制。
今日殖民地的情况与一两个世纪前的西欧社会极为类似。但是在欧洲花费几个世纪才动用的土地，现在在这些外来的地区却被缩减到几年或几十年。
这个挑战来自资本主义之纯粹商业形式以外的其他发展。英国从都铎时代开始，农业资本主义就发展出个人主义化的土地使用方法，包括改变耕作与圈地。从18世纪初叶起，英国与法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仍然是以农村为主，而且需要土地来建造厂房与工人的住所。而在19世纪出现了强而有力的因素——不过它对土地之使用的影响更甚于对土地所有权的影响——工业城镇兴起，以致对原料与食物供给的需要急速增加。
从表面上来看，对这些挑战的响应很少是一样的，然而其过程仍然存在于使土地遵从一个工业社会之需要的各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是土地的商业化，并动员封建制度之土地财源。第二个阶段是增加食物及农业原料的生产，以满足增长之工业人口与全国的需要。第三个阶段则是将这样的一种剩余生产的制度扩张到海外与殖民地。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时，土地及其产品就被纳入一个自律性的世界市场。
土地商业化只不过是消灭封建制的另一个名称，这个过程于14世纪在西欧的城市中心与全英国开始进行，而在其后500年内经历欧洲无数的革命——其时农奴制的痕迹已经逐渐褪去——才得以完成。将人们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就意味着将具体的经济体分解为各种要素，使得每一个要素都能嵌含到它所发挥最高作用的市场中去。这个新的市场制度最初是建立在旧体制之侧，它尝试着在这种前资本主义式之社会纽带所控制之土地里取得一席之地，来将之同化、吸收。土地之封建式接收的制度被废除了。“其目的就是要消除街坊组织或亲属组织对土地的控制权，尤其是男性贵族后裔，以及教会的权力——它们将土地排除于买卖或抵押之外。”这个目的有时是以使用个人的力量与暴力来达到的，有时是以从上而来或从下而来之革命来达成的，有时则借战争或征服来达成，有时以立法行动，有时以行政命令来达成，有时则由少数人以小规模的活动，经长时间的努力而达成。这种社会的变动是很快的复原或是对社会体造成长久的创伤，取决于当时所采取之节制此一过程的保护措施。各种变迁与适应之强有力的因子由政府本身引入。如教会土地之世俗化就是意大利统一建国（19世纪中叶——译者注）为止之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措施之一，附带地，这也是将土地转变为私人所有的主要手段。
在这些措施里，最大的单独步骤可见诸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边沁的改革。边沁写道：“农业繁荣之最有利的时机是当没有继承的限制，没有不可分割遗产的限制、没有公有地、没有赎回权、没有什一税的时候。”这种处理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的自由构成边沁之个人自由的概念的本质部分。将这种自由以各种方法加以扩充是立法——如《遗嘱法案》（the Prescriptions Acts）、《继承法案》（the Inheritance Act）、《罚金与赎回法案》（the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产业法案》（the Real Property Act）、《一般圈地法案》（the general Enclosure Act of 1801）及后来的一些修正案，以及从1841年到1926年的各种《采邑所有权法案》（the Copyhold Act）——的主要目的与功能。在法国与欧洲以外多数地方，《拿破仑法典》（the Code Napoleon）建立了财产的中产阶级形式，使土地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及使抵押成为私人之间的契约。
与第一阶段重叠的第二个阶段是将土地从属于急速扩张之城市人口的需要。虽然土地不能流动，但是只要在运输条件与法律条件许可下，其产品却可以流动。“正因商品之流动可以某种程度地弥补生产要素之地区流动的缺乏；或（这事实上是同一件事）贸易可以减少因生产设施在地理分布上之不均所引起的不利条件。”这样的一种观念和传统（对经济）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可以断然地指出：不论是在古代或是中古时代早期，都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用品的规律买卖。”农民剩余的谷类原是用来供应邻近居民——尤其是地方上的城镇——之需要的；一直到15世纪，谷物市场仍然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但是城镇的扩张，诱使地主们为市场的销售而生产，并且——在英国——城市的成长使官方放松了谷物交易的管制，并容许地区性的（虽然不是全国性的）谷物交易市场成立。
到了18世纪后半叶，工业城镇的人口不断增长，因而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这首先见诸西欧各国，进而扩大到全世界。
这个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出现了真正的自由贸易。土地产品的流动从城市边缘的乡村扩展到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工、农业的分工逐渐推广到全球。其结果是不同地区的人都被卷入这个变迁的旋涡，而不清楚其变迁的起源，同时，欧洲各国在日常生活上变得依赖并没有全然融合在一起的人类社会。自由贸易产生了全球性之互相依赖这个新的、巨大的危险。
对抗全面破坏之社会防御的范围跟攻击面一样的广。虽然习惯法（common law）与立法有时会加速变迁，但通常是会使变迁延缓下来。然而，习惯法与制定法（statute law，或译成文法）并不必然在同一方向上发生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时，习惯法主要扮演一积极的角色——劳动的商品理论并不是由经济学者，而是由法律学者首先提出的。至于在工人组合及谋反法等问题上，习惯法也偏向自由劳动力市场，虽然这意味着要限制有组织之工人的结社自由。
但是，在土地问题上，习惯法却从鼓励变迁转变为反对变迁。在16世纪、17世纪时，习惯法大都认为地主有权改善他们的土地，即使这样会造成居住及雇佣上极大的骚动。一如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使土地流动的过程伴随着罗马法的继受，而在英国，习惯法却持续下去，并成功地横跨了受到限制之中古财产与现代个人财产权之间的鸿沟，而没有因而牺牲了法官制定法的原则（principle of judge-made law）——这对宪法自由至关重要。另一方面，18世纪以后，在面对现代化的立法时，土地方面的习惯法却成为传统的维护者。但是到了最后，边沁主义者占了上风，他们在1830-1860年间将契约自由扩大到土地方面。这股强有力的倾向，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扭转过来。当时法律急剧地改变其立场。“集体主义者”的时代于焉开始。
习惯法的惰性被成文法有意地夸张，议会所通过的各种成文法是为了保护农村阶级的居住环境与职业，以对抗契约自由的影响。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被提出来以确保贫民之居住环境一定程度的健康与卫生条件，提供分配租借地给他们，为他们提供“整洁的公园”使他们有机会避开贫民窟并呼吸到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潦倒的爱尔兰佃户与伦敦的贫民窟居民都借着立法的行动来保障他们的居所以对抗“进步”这个诱导人牺牲的迷信，而将他们从市场法则的掌握中抢救出来。在欧洲大陆则主要是借着成文法与行政措施挽救了佃户、农民、农业劳动者，以避免都市化之最暴烈的一些影响。普鲁士的保守主义者——如罗德贝图斯（Rodbertus），他的土地贵族社会主义（Junker socialism）影响了马克思——与英国托利（保守）民主党人是同一流派的。
现在，关于整个国家和整个大陆之农业人口的保护问题出现了。如果没有受到遏止的话，国际自由贸易必然会消灭大量的农业生产者。摧毁（农业）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被现代运输工具之发展的中断大大加重了，除非所获得的利润很高，否则扩展到世界上的一些新地区是代价高昂的。但是一旦商船与铁路之建造的大投资计划完成了，整个大陆就开放了，而且大量的谷物就涌至悲惨的欧洲。这是和古典（经济学）的预言相反的。李嘉图就曾断言说：最富庶的土地必然最先有人定居。当铁路发现最富庶的土地是在我们居处的蛮荒之地时，这就会变成笑话。中欧在其农村社会面临全面毁灭之际，不得不制定《谷物法》来保护其农民。
但是欧洲之有组织的独立国家能保护自己以对抗国际自由贸易浪潮，那些在政治上没有组织的殖民地人民就不能这么做了。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主要是想取得政治地位来保护自己以避免欧洲贸易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对白人经由其社群之主权地位很容易得到的保护，有色人种却无法得到——只要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政府。
商人阶级也赞助土地之流动的需求。当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英国政治家，反对《谷物法》——译者注）宣称农耕是一种“企业”，破产必须清算时，英国的地主们为之震惊。当工人阶级发现自由贸易政策会降低食品价格时，他们马上转而支持它。工会变成反农业主义的大本营，革命的社会主义更把全世界的农民冠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国际分工无疑是一进步的信念，其反对者大都来自那些因缺乏天生的智慧或因既得利益而影响其判断能力者。少数特立独行而无私的人，虽然能看出不加限制之自由贸易的弊端，但却因人数过少而无法产生任何影响。
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没有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事实上，19世纪西欧之地主们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和中欧、东欧之封建生活方式的遗存是很容易用那些延缓土地之流动化的力量的重大保护功能来解释的。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一旦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放弃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之军事的、司法的、行政的权力后，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在中产阶级国家中维持其支配力呢？“遗存”理论（theory of“survivals”）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一个解释，根据这种说法，由于惯性的功效使得一些没有功能的制度或特征继续延存下去。然而，更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没有一个制度曾经苟延过其功能——当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时候，即是因为它在其他功能，或那些不需包括原有之功能的功能上发生作用。因此，只要他们对一个目的——抑制土地之流动的灾害性后果——还有用，封建主义和地主保守主义就会保有他们的势力。这时，这些自由贸易者却忘了土地是国家疆土的一部分，这种国家主权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仅是情感结合的结果，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在内。“农民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致力于改善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努力的话，人类的生活必定还很原始，而且与动物相差无几。那些人们努力建造、开垦的固定物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大啊！它们——开垦、耕作的土地，房屋，其他的建筑物，交通的手段，生产所需的各种工厂，包括工业与矿业——都是把人类社群联结在一起之永存的、确定的改进。这种进展不是临时搭凑出来的，而是要经过许多代人之耐心经营才有的成果，社群也不能轻易将之牺牲而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国家主权的地域性特征渗入了我们的政治概念。”在一整个世纪里，这种浅而易见的真理却受到人们的嘲笑。
为了要把隶属于土地及其资源之完整性的安全防御条件包括进来，经济学的论辩很容易被扩张，这些条件就如人口的活力，食物供应的多寡，战略物质的量额与特性，甚至森林的滥伐、土壤的侵蚀及沙尘暴对气候产生的影响，这些最后都依土地这个因子而定，而没有一个是因市场之供求机制的。一个全然依赖市场功能来保障其生存之需要的体系，其信心自然转移到那些在市场制度之外，而却足以保障受市场制度损伤之公共利益的力量上。这样的一种看法和我们对阶级影响力之真正来源的判断——我们不用反动阶级之（未解释的）影响力来解释当时违反一般潮流的发展，而是用他们代表看似相对于社群之一般利益的利益这个事实来解释这样的阶级的影响力——相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经常受到保守政策的帮助这一点提供了另一个真实情况的说明：各阶级从他们对公众提供的服务里取得不相称的利益。
《斯皮纳姆兰法案》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支配乡村的士绅们在这个方案中找到了一个降低农村工资上升，并避免农村生活结构崩溃的妙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必然造成极端不良的后果。但是，除非这样做能帮助英国对抗工业革命所卷起的风暴，否则这些乡绅们是无法维持其政策的。
在欧洲大陆上，农业保护主义是一件必然的事。但是当时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都从事于一种冒险，这转移了他们的视角而无法看出农村危机的真正意义。在这种情形下，代表农村利益的保守阶级就能取得较其人口比重为大的影响力。保护主义的反潮流确实成功地稳住了欧洲大陆的乡村，并且削弱了迈向城市的趋势——城市是当时的罪恶之渊。守旧势力是一种社会有用之机能——这是碰巧完成的——的受益者。相同的机能容许欧洲的守旧阶级利用传统的感情来抗拒农业税，也是半个世纪之后美国田纳西流域计划及其他进步的社会措施成功的原因。在新大陆有益于民主之同样的需要，在旧大陆却加强了贵族的影响力。
和土地之流动相对照的是自由主义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构成19世纪欧洲大陆之政治史的社会学背景。在这一斗争中，军人与较高级的僧侣是和地主阶级联盟的，后者几乎已经失去了它在社会上的直接功能。这些阶级现在对于困局——这是市场经济及其必然结果的立宪政府所导致的——的任何保守的解决方案是有所裨益的，因为他们在传统上和意识形态上并不受公众自由和国会统治的束缚。
简单的说，经济自由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国家制结合在一起，而保守的地主们却没有——这就是他们在欧洲大陆上有不变之政治重要性的源泉。它在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政坛上产生激流，在法国助长了教士及军方的报复性行动，在哈布斯堡王朝确保了封建贵族对皇室的影响力，使教会与军方成为崩溃中之皇权的保护者。由于保守势力的政治延续，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称决定性的两代人之后，土地与地产现在被认为是偏向保守的。而18世纪英国托利（保守）自由贸易者与农业的先驱者，以及都铎王室时期的土地垄断者和他们从土地上赚钱的革命性方法都被忘掉了；由于农业部门的持久落后，使得现代心灵也忘了法国与德国的重农主义地主们如何热衷于自由贸易。斯宾塞就简单地把军国主义与保守反动视为同样的事。最近日本、苏俄或纳粹的军队在社会上的适应性与技术上的适应性，对他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想法当然甚为肤浅。市场经济在工业上的惊人成就是以牺牲社会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封建阶级从鼓吹土地与其耕作者之重要性这件事中找到机会争回一部分失去的权力。在文学的浪漫主义里自然与过去相结合；在19世纪欧洲大陆的农民运动里，封建势力将自己装扮成人类之自然居所——土地——的保护者，而恢复其过去的权位。但如果不是社会危机迫在眉睫的话，他们的政策必然不会成功。
此外，军队与教会也借着“捍卫法律及秩序”而取得权势，法律与秩序在此时变得很脆弱，而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却还不能胜任这个新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经济较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经济体制更容易受到暴乱的影响。都铎王朝靠暴乱来解决地方的问题；它可能吊死几个强盗头子，但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其他影响。金融市场的兴起意味着对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全面突破；到1797年以后，暴乱已经不再是伦敦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代之而起的是正式会议，在会中，人们以举手表决而非动手打人来决定问题。普鲁士国王因宣称人民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保持和平而一举成名，但是很快的这种看法就变成一种普通的见解。19世纪时，如果一群武装民众破坏和平的话，会被视为粗具雏形的叛变，而且对国家构成严重危机，股票就会暴跌。在城市街道上胡乱开枪就有可能摧毁该国的中央政府。但是中产阶级却没有军人气质；大众民主就是以其民众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为傲；在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只会沉湎于回忆他们年轻时作为革命青年，面对暴虐贵族之碉堡的英勇事迹。最后，那些最少受到自由主义感染的农民就成为唯一能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阶级。保守势力的功能之一就是使工人就范，并使得市场不致陷入混乱状态。虽然各国政府很少召唤他们来承担这种任务，但是可以用农民来捍卫财产的事实，对这种传统农业利益集团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产。
我们若不从这个角度看，就无法了解20世纪20年代这段历史。当时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与挫败的压力下崩溃了，只有工人阶级能继续工作。各国都能把政权赋予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都宣称成立共和制，虽然这些国家以往并没有为人所知之活跃的共和政党存在过。但是一旦社会解体之尖锐危机刚刚渡过，而工会的作用已经成为多余时，中产阶级就企图将工人阶级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加以全面的排除。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战后之反革命时期。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共产党政权之任何重大的危险，因为有组织的工会与工党是极端敌视共产党的（匈牙利曾经有过短暂的布尔什维克时期，但那是因为在抵抗法国入侵时别无选择而强加在身上的）。这时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在紧急状况时，工会及工人政党可能会舍弃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之下，一些对公共秩序和商业习惯看似无害的干扰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危害，因为这会导致社会赖以为生之经济制度的全面崩溃。这说明了在某些国家里何以会从产业工人专政转变为农民专政。20世纪20年代里，许多国家的农民决定其经济政策——他们在此之前只扮演一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在这个时候是唯一能维持法律与秩序——在现代高度紧张意义上的法律与秩序——的阶级。
战后欧洲疯狂的土地均分运动是基于政治原因而给予农民阶级特惠照顾的一个旁证。从芬兰的拉普族（Lappo，北欧的游牧民族，分布于芬兰、瑞典与挪威北部之北极圈内，相传是从中亚移居到此地，饲养驯鹿为生——译者注）运动，以至于奥地利的回乡运动（Heimwehr），都证实农民确实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使他们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有人认为战后前几年缺乏粮食，主要就是由于农民的社会地位上升过快，但是实情并非如此。例如，奥地利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对进口的粮食征收关税而降低其食物的标准——虽然它在粮食上极端依赖进口。虽然农业保护主义意味着城市居民的不幸，以及外销工业之不合理的高生产成本，但是农民的利益却不惜任何牺牲地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以往卑微的农民阶级这时已经上升到高过他们实际经济重要性的地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是促成农民政治地位高涨的力量。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恐惧并不是害怕工人阶级专政——当时并没有工人专政的蛛丝马迹出现——而是害怕市场经济的瘫痪，除非是把所有可能被迫取消市场制度之规则的势力都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由于农民是唯一能除掉这些势力的阶级，他们的声望就很高，而且能将城市中产阶级掌握在手作为人质。但是一旦国家的力量强化了，或法西斯分子将城市低层中产阶级武装起来以后，小资产阶级就从对农民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而农民的声望地位也随之迅速跌落。一旦将城市及工厂的“内在敌人”中立化或降服之后，农民们的地位就被降回到他们以往在工业社会中的卑微位置。
但是大地主的势力却并没有随之下降，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因素是农业的自给自足在军事上日渐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般民众了解到这个基本战略的事实，而对世界市场之轻率的依赖现在已经被一种惊慌的食物生产能力之囤积所代替。战后中欧始于对布尔什维克之恐惧的“再农业化”是完成于专制政治之征候出现时，主张这种措施者除了以“内在敌人”来加以论辩之外，现在又上了“外在敌人”的说辞。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和往常一样，认为这只是一种由健全之经济教条所引起之浪漫的错乱而已，事实上，即使是心智最简单的人也可以感觉到在国际组织体系面临解体之际，巨大的政治事件是和经济上的考虑不相关的。日内瓦（指国联——译者注）继续试图使人相信它在为对抗一个假想敌而奋斗，只要各国行动一致，就能重建自由贸易，而对每个人都有利。在当时那种易于使人盲从的环境下，许多人确实相信只要能解决经济问题（不管其意义是什么），不但会解除战争的威胁，而且能永保和平。百年的和平在这时已经产生了一种难以克服的错觉，并掩盖了事实。那个时期的作家都是出奇的不切实际。汤因比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狭窄的偏见，米塞斯将主权视为一种荒谬的错觉，而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生于1874年，卒年不详，英国国际主义者，积极反战，1933年得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则将战争视为一商业上的错误算计。此时对政治问题本质的认识降到了难以想象的低点。
1846年通过谷物法时争取到的自由贸易，在80年后又重起争端，而这次却失败了。专制政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市场经济。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试图借着驱除战争的威胁来克服这个阴魂，并天真地将他们的论辩建立在一个无法摧毁的市场经济之上。当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论辩仅足以言明：将世界和平寄托在自律性市场这种脆弱的制度上，其危险性有多大。20世纪20年代的独裁运动在本质上是预示性的：它指出在一种秩序消失时需要一些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明白地显现出危险所在，而人们仍不知警觉地依此行事；但因为他们晚了十年才这样做，因此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联过度地降低了。许多当时的人认为：“为什么要以过去的危险来保护自己呢？”这一错误的逻辑不但混淆了我们对专制政治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混淆了我们对法西斯主义的了解。事实上，这两者都可以用一事实来解释，也就是说一旦人们接受了危险的印象后，只要危险的原因没有消除，恐惧就仍然潜伏着。
我们认为欧洲各国从未克服战争经验的冲击，战争的经验意外地使它们面对互相依赖的危险。人们徒然无益地重建贸易，徒然无益地召开许多夸示和平牧歌的国际会议，许多国家徒然无益地宣布贸易自由的原则——没有人能忘掉除非他们拥有自己的食物与原料资源，或者得到武力的保护，否则健全的通货与信用都不能把他们从无助中拯救出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基本的考虑所产生的社会政策更具逻辑的一致性。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为什么要期待恐惧会平息下来呢？
相似的谬误蒙蔽了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占多数——他们形容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全然没有政治常规的变异种。他们说墨索里尼声称在1923年避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史料却指出在前一年3月，罗马的罢工浪潮已经退潮了。他们承认武装工人确曾在1921年占领过工厂。但是这时工人早已从他们设防的墙上爬下来了，因此又凭什么要在1923年解除他们的武装呢？希特勒声称将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手中拯救出来。但证据不是显示在他当总理之前的失业浪潮在他掌握权力之前就已退潮了吗？主张他避开了当他掌权时已不存在的危机是不合因果律的，而因果律在政治上仍然适用。
实际上，战后德国与意大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但当时确实显示出在面临危机时，工人阶级及其工会与政党有可能抛弃保障契约自由与私有财产权至上的市场规则——这可能对社会产生极端不利的后果：阻吓投资、预防资本的累积、把工资保持在无利可图的水平、使通货陷入险境、逐渐损坏国外信用的基础、削弱信心并使企业瘫痪。社会潜在之恐惧——在紧要关头时它并发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慌——的根源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个虚幻的危险，而是工人阶级能去推动可能招致毁灭之干涉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人与自然的危险是无法清楚分开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向保护主义，前者主要是以社会立法与工厂法的形式来导向保护主义，而后者则以农产品税与土地法的形式。但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在面临危机时，欧洲的农民会起而捍卫市场制，而工人阶级的对策则会危害它。在这种先天不稳定之制度中，由这两派保护主义运动所引起之危机发生时，与土地有关的社会阶层倾向于与市场制妥协，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则毫不畏缩地破坏市场制度的规则，并彻底地向它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