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翼创作论
吕翼是云南昭通的彝族作家，出生于1971年，按照惯常的作家代际划分，他应归属于晚生代作家群体。这代作家普遍的写作策略是割裂传统与现实的因袭关系，强调文本的独立性，拒绝在写作中作更多的道德与现实承担。他们在追崇与现实大地绝缘的飞翔式纯艺术写作中，文本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也使写作走向了轻质化与浮泛化的深渊，作品普遍追求自娱性，离厚重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距甚远。在此背景下考察吕翼的写作，你会惊异地发现，他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表现视角，还是追求的思想深度，与他所同属的作家代际之间，都有着鲜明的差别。作为“昭通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吕翼站在磅礴乌蒙山之间，目光穿越群峰阻隔，向着文学的远方步步进逼，写作烙上了滇东北鲜明的地域色彩。
一、底层文学的人性视角
吕翼的文学创作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做底子，从他的散文集《雨滴乌蒙》中可看出，他出生在昭通的一个山间坝子，那里山灵水秀，鱼米丰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一所山区小学任教，后调到乡教办（此类机构现已取消）编辑教学刊物，再进机关当秘书，再后来到文联当主席，编辑文学刊物，其间，没有背景后台，没有高学历资本，全凭自己以笔为剑，拼闯天下。用他的话说，“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呆子，一个劳劳碌碌的我，一只不起眼的丑小鸭；而文学中的我，是一个胸有抱负、驰骋疆场、为所欲为的人。”对底层民众喜怒哀乐的感同身受，成为他创作不竭的源泉，提起笔来，故乡那些被贫困、苦难舔干了生气的脸，那些在寒荒岁月中或荒诞不羁，或纯净美好的人与事，便浮现在眼前，任他采撷。
短篇小说集《别惊飞了鸟》中，多次虚构了一个叫做杨树乡的地方，这里生活着老转、王矮三、独眼赵四等人物，在他的多篇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性格常具有同一性。他们在这个藏污纳垢的边缘村镇上，出演了一幕幕荒诞、滑稽和悲哀的人生戏剧，作者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乡村底层世界的价值观念。在基层的乡村，一村之长的权力不啻于一个土霸王，掌握着对村中大小事情裁夺的大权，《你的爹，我的儿》中，作者通过一个没有正面出场的人物“阳庚”为村民惩暴安良的故事，让乡村多种角色悉数登场，有老鸨郝姨娘，信用社主任许棒槌，村主任老转等，他们分别代表着色、钱、权，几者间互有纠葛，缠绕不清。老转时时刁难前来找他办事的村民，对为民伸张正义、修桥补路的“阳庚”则欲除之而后快。小说中，公章是老转掌控权力的符码，作者对他几次把玩公章动作的描写，对村民敬畏公章心态的刻画，都显得意味深长。在《别惊飞了鸟》中，几个乡村小人物间的插科打诨，交织着他们多年以来的爱恨情仇，道出了底层社会粗鄙的处世哲学，在这些乡村底层小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对自古以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奴性人格深深的批判和悲悯。
反讽的笔法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别伤害了创造》中的“哥哥”是一个对机械创造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但他的爱好在现实环境中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且还会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难堪，他先是与妻子离婚，后来在年富力强的年纪被迫在单位退居二线，接着内退回家。晚年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却仍不忘创造他的“智能车”，终于在一天，开着他自认为已研制成功的“憨包车”，在杨树村人的惊呼中，冲下悬崖完成了他悲壮的一生。“哥哥”的身上，聚集了对科学的热爱、对未知领域挺进的冒险精神和对自己能力近乎偏执的自信，这注定了他要以悲剧的结局告别这个荒诞的世界。《行走的秩序》中，主人公“老转”是一个交通管理员，二十年间，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管理着城市的交通，他指挥的手势与国家通用的手势差别甚大，却一直将这座城市的交通指挥得井井有条，唯一的例外，是没能阻止一辆城市垃圾车的呼啸而过，致使从另一个更大的城市前来看望“我”的“叶子”倒在了岗亭前，因为叶子不懂得这座城市“行走的秩序”。而这，正是“我”大学毕业后执意来到交通管理员的岗位上，指挥这座城市秩序的原因。“秩序”隐喻的是一种游戏规则，它也许不合常理，却根深蒂固，难以更改，违反规则的人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小说的结尾，“老转”走上岗亭，以他特有的方式意图最后一次指挥交通，却发现没有一辆车听从于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已经不再是他的舞台。城市的行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的秩序。《孝子》是一篇催人泪下的小说，讲述了“孝子”的寡母含辛茹苦将7个孩子拉扯长大，晚年患上乳腺癌，“孝子”为报母恩，在弟妹们对病母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四处求医。但花尽了积蓄也不见好转，万般无奈之下，他听信了一名江湖郎中的话，到家乡挖掘野生天麻，以换取中草药医治母亲的病。谁知费尽心机、冒死挖回的名贵天麻，却只能廉价地换来郎中少量的“药”，而且带回家打开一看，药包中竟是他自己卖出去的天麻！小说到此戛然而止，黑色幽默般的结局让人欲哭无泪，却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关于医道医德和社会良知的思索。
吕翼认为，“在众多的文体中，短篇小说是最具有挑战意味的一种，它看起来短小精悍、轻松随意、漫不经心，但是它对于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性、审美思考的表达，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要求。一个写作者，不管你思想有多深邃，体验如何丰富，叙事经验如何练达，文字功底如何扎实，知识如何渊博，但要写出一篇真正有意味的短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短篇小说十分有限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做到高度的内敛、含蓄，必须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潜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再创造。由于短篇小说天然具有的敏锐、短小、快捷的艺术表现形式，易于实现的叙述和实验，因而其常常成为社会转型、艺术变革时期的轻骑兵。对现实的干预与批判、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关怀、对美好情感的创造与讴歌、对腐败的揭露与抨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的追寻与创造，仍是当下走在文坛前沿的大家们关注的主题。”①他的短篇小说常截取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横断面，揭露被各种粉饰掩盖了的生活真相，语言内敛，利落，有力度，叙事艺术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在他的拷问与质询声中，生活的脆弱性不堪一击。
二、乡土中国的现实境遇
乡村是中国文学的母题，认识中国须从认识中国的乡村开始。作为从泥土中来的“地之子”，吕翼的身上承载了太多乡土的负担，他的满腔悲悯，他的绚丽青春，他生命中的悲喜歌哭，全都挥洒给了乌蒙山腹地的这片土地。茅盾当年在给“乡土文学”定位时认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②吕翼笔下的乡村题材作品，可归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由风景、自然物象、方言俚语等构成的小说元素显示了滇东北高原鲜明的地域特征。但他没有停留在对乡村 “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的表层摹写，而是着力挖掘这块土地上人们长久以来赖以信仰的文化哲学精神，以及由此显现的民族心理的结构与状态，在对农民文化性格的呈现中，进行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