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胡雪岩在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向商行借债，具体运作上就没有为自己留好退路。为筹饷而向洋人借债实际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洋人课以重利，本就息耗太重，而此项借款又不是商款，可以楚弓楚得，牟利补偿。但左宗棠为自己西征得功，却志在必成。光绪四年，他要胡雪岩出面邀集商贾，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商款达650万两用于西征粮饷。照左宗棠的计算，7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1880万两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因协饷解到时间不一，因此要求不定还款期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笔借债实际定半年一个还款期次，6年还清。到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左宗棠在近乎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又借了汇丰银行招股贷款400万两。
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本来是国家的责任，但这两笔计1000多万的债务风险，却都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光绪四年左宗棠为借洋债上奏朝廷，一个月以后接到朝廷批复，批复上就说：“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至贻后累。”此批复中所说“京协各饷”即“京饷”，是京内的各项开支。因你们息借商款，以至于京内各项开支都无从筹措，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们了。朝廷是一推六二五，对这笔借款采取了“概不负责”的态度。这样，借款的风险无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面商借的胡雪岩一人肩上。因为虽然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的协饷还付，但协饷解到时间不能一定，而且原议解汇的协饷还有可能被取消。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是找胡雪岩，而胡雪岩为了自己的信用，也必须尽力筹措还款。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力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如果发生变化，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在乱世之中要以一人之力而担国家的债务，这是没有为自己绸缪计划。而在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已经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的情况下，特别是此时李鸿章要整掉胡雪岩的端倪已现，他又接受为左宗棠筹集近50万粮饷任务，更是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退路。而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还决心在生丝生意上与洋人一拼到底，“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不肯将囤积的丝、茧脱货求现，则是不仅不留退路，甚至是自己将自己的退路堵死而背水一战。这样，风波突起之时，除了破产查封清偿之外，别无它路。
“局势坏起来是蛮快的，现在不趁早想办法，等临时发觉不妙，就来不及补救了。”这其中的道理，胡雪岩自然是极懂得的，但具体做起来，就连胡雪岩如此精明的人，也不免失误，可见要真正善于未雨绸缪，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五)为善性格：懂得回报法则，是人生幸福
大行善举，可以提升活着的价值
一个商人如果只像狼追逐猎物一样去扑向大小利益，这是降低了活着的价值。商人就应当大行善举，以此把利益回报社会，提升自己活着的价值，这样才能使金钱发出光来。胡雪岩一生经商，有一志向就是“上忧国，下忧民”，是他继承了传统商人优秀品格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协理洋务，协助西征是报国；济世善举，善扶贫困之民则是忧民。这是胡雪岩经商性格的又一重要特点。
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社会据此把商人当作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然而这是偏见。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明智经营者，他们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曾几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乡里乡亲，结果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
范蠡以后，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良贾代不乏人，如明清晋、徽两大商帮中的许多人助赈救荒、修桥铺路、捐衣施食、疏渠筑坝、投资兴学，颇有急公好义的美德。
要行善举，花钱是必然的。对于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的是时候，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胡雪岩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人，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10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 百年。”
还是让我们看看胡雪岩同时代人的记载吧：
太平天国攻浙时任浙江按察使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1864 年(同治三年)条目下写道：
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 (统治者对太平军的诬称)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光)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光)墉亦不能置之不办。
从这条史料看，钱江义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开始筹划，而 且府署官员多有捐助，并非像有的文章所讲的是胡雪岩独资兴办。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对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 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 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 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 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天时、地利、人和三方 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 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 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长，江上风浪 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 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据这条材料，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德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
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勾勒出一个轮廓：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只因时局动荡，中间停顿，清军卷土重来后，胡雪岩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需要一提的是，虽然义渡的船只比原来用于渡江的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还是全靠人力摇、风力送，逢急流、大潮，往往只好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旌旗，封江停渡。
光绪年间，胡雪岩破产后，义渡无法继续维持，浙江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之一的俞襄周策动同乡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基金，接办胡氏义举。俞襄周向上海外商购得小型机轮一艘，用以拖带原有的木质渡船，后来又置办铁壳柴油机轮四艘。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组成义渡局，归省府领导，改民营为官督民办，仍免费过渡。现在的钱江南岸码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废墟上重建的，一切设施更加完善。以上只是胡雪岩善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历年各地有灾荒胡雪岩都踊跃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20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知道，天灾人祸的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多救一条人命，饥民自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官府也会因为援救及时，对你另眼相看。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左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告诉胡雪岩，战火初息，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马上表示，购粮所垫的10万两银子，全部报效，不用官府再还。这一着使左宗棠大为吃惊，继而感动和佩服，在上奏的折子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破格优奖”。由此可见胡雪岩手段之高超。
把天下放在心里
大商人的情怀往往是以天下为重，去实现济世的精神。这种博大的性格令人惊叹！胡雪岩一向认为：无论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否则，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这两种人，都是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他胸怀济世之精神去经商。
自古以来，商人总是为利而奔波，为利者当然免不了使手段、耍聪明。因为“利”之为物，往往不在己，而在他人，或隐匿于物中，尚需发掘。
商人们就是要运用自己敏锐的眼光，纵观万事万物，从中发现有可乘之机，然后运筹帷幄，从中渔利。
由于有利迷了眼，难免在别的事上就分不清，于是成天凄凄惶惶，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中国传统看不起商人，也是许多商人不知自重，只知钻营的结果。
时代发展到了胡雪岩这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却仍旧没有多大的提高。而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时人却对他交口称赞，后人也对其景仰不已，其理由何在？
当然，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绝不是看重胡雪岩能以钱庄小伙计的身份一跃而成富可敌国的商业家，且数十年雄风不减。真正让人们心服的是胡氏虽身在商界，却能心忧天下。
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有广泛种植，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由于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70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在中国人文传统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则会赢得社会的普遍敬重。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各地瘟疫盛行。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4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但在1875年(光绪元年)，人口下降到3．2亿二千万，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依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乱兵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然而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念及天下黎民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创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对付了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尽此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不过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确实收到这种效果。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时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并非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无论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