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回到香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到处向朋友打探，找出路。此时的香港，人口暴增，工作比之我第一次来时更加难找，社会秩序也很乱。相比较而言，日本虽然也穷，市面上倒是要整洁干净不少。四处打探的结果是还就日本是出路。这么一来，我打定主意，还是要回日本。
还好，我在日本苦干这几年，还是积攒了不少美金。托朋友找到了那时在香港的“******”，交了一笔钱，拿到了一本日本假护照，把我的照片贴上去，起了假名叫“林长江”，准备以此身份再次偷渡日本。
为了掩人耳目，经人指点，这次我是扮作留学生出发的。换了簇新的西装，拎着皮箱，还买了头等舱的来回船票。一船过去，我知道有9个人的护照是假的。
按照舱位，我和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在一起。他们都是做生意的老板，拿的是正常的护照。上船后，我便跟他们商量，说自己没有来过日本，不熟悉，想跟他们同行。得到应允后，怕上岸的时候，与他们走散了，我动了心思，跟两位老板说到日本的开销，家里已经汇到神户了，身上现金不多，想问他们借点钱开销一下，到神户就还给他们。广东人同意了，提出要压个东西做抵押。当时我随身戴了一块不错的手表和一个看起来很金贵的戒指，实际上戒指是假的，手表反而价格不菲。广东人要戒指，我如实告诉他，戒指是假的，将手表抵给了他们。他们看我实在，一路上都很照顾我。
船在神户靠岸，上岸的时候，广东人福建人在我前面办手续，我跟在后面，假装不懂日语，他们帮着一起办了。上次来日本，我在神户呆过，怕被熟人认出来，不敢久留，还了广东人的钱，当天就搭了火车去大阪找相熟的师傅。刚到大阪，神户那边的朋友打来电话告知，我同船另外八个用假证件的人，在神户已经被抓遣返了。香港那边过来的名单上说是9个人，移民局查到“林长江”也是假冒的，已到旅馆搜捕过，让我赶紧躲起来千万不能回神户。
在大阪躲了3个月，期间我一边帮着餐厅做事儿，一边打探消息。老是躲着终究不是长久计，后来是我的结义兄弟戴长荣来电话，说他有个朋友要去巴西，问我去不去。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小赤佬”，哪里知道巴西不巴西的，但美国大家都是知道，都想去。朋友介绍说巴西在南美洲，我想美国是在北美洲，南美洲北美洲，都是美洲，应该离得不远，去巴西就去巴西，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去美国。不知道这算不算无知者无畏，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打定了去巴西的主意。
那时候去巴西的签证很容易办，只要有介绍信。刚好，周佛海的嫡系旧部张奇峰迫于政治压力，也流落到了日本。张我在上海的时候是听洪帮的兄弟介绍过的，但没有交情。他到日本后，手头无钱，铺排不开，我偶然资助过他。张为人很爽快，朋友们将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他二话不说，找了个日本公司，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凭着介绍信到大使馆，第二天我就顺利拿到了巴西的签证。
有了签证，我以为就安全了，本打算在日本多留些时日，挣笔钱再到巴西。盘桓的这几个月，我的积蓄已经见底。不凑巧，有个扬州老乡，叫田起兴的，日本的旅游签证过期也被关了起来。田起兴托他做事儿饭店的老板娘丁太太找到我，希望我将他保释出来。田起兴的意思是也想去巴西，他是有签证，只是到期了，他可以从日本出发走。为了保他出来，必须先将他的船票买好。我答应了，结果是买完他的船票，交了他的保费，我已经没有余钱购买自己的船票，只好写信回香港借贷。
等我拿到香港张太太寄来的钱，去购船票时，被日本的警察发现了，抓起来又一次关在了神户的监狱。关押的地方条件依然很差，没有床，一天给一碗饭。因为我的签证是假的，日本方面按照规定，非法移民从哪里来，要遣返到哪里去，我是从香港来的，一个礼拜后，香港的船开，我被直接押上了船。
那年月，为了生计偷渡往来的中国人很多，船上的船员也不以为意。从日本回香港的船上，船员多是中国人，碰巧我与船上二副很投缘，成了朋友。二副颇晓往来身份的各种门道。他告诉我，因为我的巴西签证是用我假身份证办的，证件是真的，但是名字是假的，如果想要换回真的身份，最好是想法子在香港以真名办一张真的身份证。但是假的身份证也要留着，如果被没收，就出不来了，真的身份证办好了分开放，留到巴西用。依照他的方法，回到香港，我花了一套西装的钱，办了“李长科”的临时身份证，买到了去巴西的船票。
出发前，看到很多要同去的中国人大包小包打包着各式行李，我有点不知所措。去过巴西的人说，那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东西都能卖钱，可此时我的身上总共只剩下10块美金，这里头还包含了一路的开销，实在无钱置办什么货品。临上船，朋友说，你总得带点什么吧，到了那里好歹可以卖了换个立脚钱。思前想后，最后我花了十块港币，买了一缸四川榨菜。
从香港到巴西的船是荷兰公司的芝加连加号，一路途径新加坡、毛里西斯、南非……到巴西里约热内卢，要整整45天。鉴于囊中羞涩，一路靠岸，除了码头，我哪里都不敢逛。到了里约后，还要再去圣保罗的港口圣多士（Santos），还得再花一天时间。
到圣多士（Santos）的时候一起下船的人很多，拼凑着包车进城。当时路也不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圣保罗市区。路上我的那缸榨菜给颠破了，味道四散。司机大为光火，说很臭，要丢掉。我陪着小心，好商好量保住了那缸榨菜，这可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进了市区，我先落脚到朋友家，朋友问我可带了什么东西变现。我把榨菜缸子指给了他看：“就这缸榨菜了，能卖就卖，不能卖就只好自己吃了。”朋友试着打了几个电话。那时候的圣保罗市里，总共就100多个华人，消息传得飞快，很多华人上门买榨菜。嗨，这缸渡了个洋的榨菜还就成了稀罕物件了，物以稀为贵，这家分一点，那家拿一些，10块港币的榨菜，到了巴西居然卖了300多美金。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我在巴西的“第一桶金”。用这300块美金，我去批发市场批了些中国样式的小东西，做起了担货郎。当时巴西人对中国的东西很稀罕，我一句本地话不懂，也将小买卖做得红红火火，运气好的时候，一天甚至能有百来美金的收益。
略有积蓄后，我从朋友家搬了出来。想着还要寄钱回家，有钱也不敢乱花，只找那种最便宜的小旅馆住。说是旅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床一个床位出租的家庭客栈，有点像如今时髦的青年旅社，那时候巴西称它为“拼松”。
日子在走街串巷中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后，与我同船到巴西的一位中国人找到了我，说他们的无锡老板想要在巴西开个中餐馆，缺厨师，一个月给可以我300美金。我思想着天天这么风里来雨里去，不是个事儿，能做回厨子这个本行，很合我的心意，收入少是少些，但稳定，便答应了下来。
饭店选址在圣保罗的市中心，应该算是当地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定名叫香港饭店。后来这家饭店成了很多香港巴西往来者的据点。
我在香港饭店做了一年多，因为与老板没有裙带关系，经常受气，有意离开。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告，说有个日本人开的酒店招懂中国料理的师傅，我想我在日本呆过两三年，能听得懂日本话，这是优势，便直接去找了酒店的老板。老板听说我在日本的酒店做过，还通日文，便聘请我做了中餐厨房的领班。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巴西的日侨就已经很多了。在圣保罗市，有近三十万人，日本料理、日式旅馆非常多。我去的这家日本酒店，规模很大，餐厅楼下是电影院，二楼餐厅，三四五六层都是客房。餐厅能容纳四五百人，日本餐、巴西餐、中国餐都有。
一开始我就管理中餐，做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一位负责给餐厅送肉的日本人拿来的肉不新鲜，我让他拿走重送。那个日本人是在中国呆过的，懂中文，很是刁钻地指着我说：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挑毛病，是想来拿回扣吧。”我是暴脾气，一听这话，来火了：“其他中国人我不管，但我这个中国人不要回扣，你这些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说着我就把肉往桌上狠劲儿一甩，惊到了后厨的人。正在这时，日本老板经过看见了，问怎么回事，我据实说了。“你来看，这些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日本老板一看，没说什么，让送货的将肉拿走了。
酒店老板是在巴西出生的日本人，三代都在巴西，为人很诚恳，对我们中国人也很友好。这事情过后，老板对我愈加信任，将酒店的厨房都交给了我管理，又做了两年多。
我在巴西渐渐站稳了脚跟，盘算着再存些钱，就将素清母子接出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过日子。回想起来，为了这个简单的愿望，我已经努力了八个年头，素清也已经苦苦等待了近九年。一切似乎就是箭在弦上，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的不义之举，又让这场团圆迟了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