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第一次见素清是在堂哥家。那天一早，我接到亲戚口信，说我的“新娘子”到了。好奇、紧张，做事儿毛手毛脚了一上午。挨到午休，一下厨，我直奔堂哥家去。从三和酒楼到堂哥家，正常走路要个把钟头，是有电车的，可学徒工资少的可怜，为了省下电车钱，我就跑步。
气喘吁吁跑到堂哥家门口，我迟疑了。看看自己衬衫袖口磨烂了，手肘部位磨光了；个子长了裤子没钱换，短到了小腿上；破布鞋前头不知何时脚趾头已经钻出来了，寒酸劲儿真是从头透到脚。从家信中，我大致已经知道，新娘子可是乡绅千金，我这副身仗进去，怕是人家不心悦。
“不管了，来都来了，总要打个招呼。”我给自己壮着胆，正要走进去，堂嫂先看到了我，一句：“长科要做新郎官了，给未来媳妇带来什么东西来了？”愣是把我鼓了半天的劲儿一下子给卸了，只觉得耳根滚烫，估计脸也是臊红，呐呐地答不上话来。
堂嫂打趣着将我推进屋，按在桌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坐，坐，坐，先别忙着看新娘子，喝杯茶，往后看的机会多着呢。”在场的其他亲属，也都嬉笑起来。羞得我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定了定神，我还是大着胆子打量了一下。屋里坐着三个女孩，表姐和堂妹我是认识的，打了招呼。“素清”低着头——这个名字我已经记下了——就是不看我，我只好偷眼打量了几回。光洁的额头，两条黑亮的粗辫子，穿着素色的蓝士林布旗袍，端庄文静，我心里很是欢喜，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打破僵局。坐了半小时不到，眼看午休时间快结束了，我必须赶回饭店。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姐妹和素清都是新来上海，请他们去看戏吧。“明天请堂嫂和姐妹们去看戏，我们饭店靠着戏院，随时都可以买到票的。”说完，我不等大家回复，转身出来了，身后自然免不了又是长辈们的一阵善意的调笑。
一路跑步回到酒楼，我抽空先去太原坊买了六张前排的戏票。
第二天，太原坊人特别多。我买的都是前排的票，可等我从厨房忙完匆匆赶去，戏已开演，堂嫂们早就在前排坐定，我走不过去，只好坐在后排，勉强能看到大家的后背。戏没演完，我要赶回去上工，连跟大家打招呼都没有机会。
这天，我还是没能看清素清的脸。
不甘心呀，三天后，我还提出请大家看戏。这次学聪明了，买了两张后排的票，其它的还是前排的。亲戚们都是心领神会，自觉留素清一个人在后排。我完工后过来，坐在了素清的旁边。第一次，我们彼此看清了对方的样貌。我身上依然是旧衣旧裤破鞋，但费心洗干净了，也理了发。素清还是素色的旗袍，头发梳理得服服帖帖，圆脸看着是和善恬静的样子。第一次面对面，虽然有戏院的嘈杂做背景，但我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素清也没有说话，两个人一声不响坐到了戏散场，至于戏里演了些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几天后，素清听从长辈的安排，从堂哥家，搬到了六叔家。于是每天去六叔家报到，成了我日日的功课。
六叔家住在小南门的篾竹街，从三和酒楼到这里，公车两分钱坐一次，但我还是用跑的。一来是小学徒，毕竟经济不宽裕，二来，第一次去六叔家，我在十六铺那里碰到了个要饭的婆婆，婆婆看着可怜，省下的车钱都舍给了婆婆，此后几个月，这倒成了一个习惯。不知道为什么，酒楼的工作繁重，还要每天来回跑，我居然一点也没觉得累，每天都还乐淘淘的，引得酒楼的师傅调侃我说：小李是吃了人参了。
来来回回跑了半个月，我与素清熟悉了些，可还是没怎么说过话。长辈们跟我讲，男孩子要主动一些，可我早就听说素清读书多，她不说话，我觉得自己读书不多，讲不出什么东西，不好意思多说。两个人相处，大部分时候就那么静静地走路，静静地坐着。后来，还是因为一张照片，我们才打开了话匣子。
那天我们走过八仙桥，正好看到个照相馆。我就问素清可不可以一起拍个照，素清轻轻点头答应了。走进照相馆，照相师傅指挥了半天，我感觉全身都不自在，素清倒是比我利落大方。这是我们两人的第一张合影，也是年轻时我们为数不多的合影。后来我离开中国，去香港、去巴西、去美国，始终将它带在身边，翻印了几次，至今还保存着。
拍完照，我送素清回六叔家，一路上，我们的话开始多起来了。我就觉得素清说得什么都比我多出几分道理来，心里佩服又欢喜。回到六叔家，我又得赶回酒楼了，临走前，素清跟我说，要多读书，可以跟她一起读书。此后，读书，成了我们交流的一个通道，当然，大部分时候是素清教我。
酒楼里有时会很忙，但无论忙得多晚，我都会跑到六叔家看一下素清，再跑回头酒楼休息，感觉只有这样，当天这个觉才能睡得着呢。有一天晚上，下工迟了，我跑到六叔家一看，黑灯瞎火，都睡了。知道素清住在阁楼，我就拿了根竹竿，敲打阁楼的窗户。结果素清还没醒，倒把六叔吵醒了。素清跟我讲不能这样。也不知为什么，虽然素清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细声细语的，可我这暴脾气碰到她，就是立马熄火，心里也是服服帖帖的，她说什么，我就是愿意听。
素清到上海八个多月后，家里来信催促办婚礼，就在上海办。父母的心思是，素清读过书，家里条件又好，这么好的女孩子，回扬州，看到我们家一穷二白，可能就不肯嫁给我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在上海当学徒几乎没有薪水，为数不多的小费，除了一个星期去一次澡堂，每月理一次头发，所剩无几。这样的收入，要在上海办一场婚礼，也体面不起来。素清在上海的几个月，看到的我，也是鞋子破洞，衣服打补丁，但我从未在她眼中看到过一丝嫌弃的意思。我们做的花钱事儿，就是偶尔去看一场戏，吃一碗阳春面，或者搭电车去外滩看一看风景。
父母之命不可违，我和素清的婚礼，还是在亲友帮助下在上海办了。
1949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公历1949年12月15日），我们的婚礼，于双方父母均不在场的情况下，在六叔家里举行。素清在上海的舅舅、舅妈，因为一直反对素清父亲要将掌上明珠嫁给穷学徒，拒绝参加。亲友只有六个人，五姑妈主婚，四姑妈、六叔、六婶，加上素清的姑父姑母。
我向同事借了一套灰色夹袍、一顶深蓝色礼帽，和一双黑皮鞋，也算精精神神；素清穿着从扬州带来的一件碎花织锦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别了几朵小碎纸花，秀秀气气，是我心目中新娘的形象。一切仪式从简，向祖先牌位磕了头，新郎新娘相互鞠躬，礼成。我这个穷学徒，就这么娶了千金小姐。
很多年后，素清告诉我，未出嫁前，她一直认为她的婚礼一定会是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坐着花轿，风风光光的。对比起来，我给她的婚礼，除了用寒酸来形容，好像也找不出什么好词儿。非但没有凤冠霞帔，吹吹打打，满屋喜气，甚至连婚床都没有。我们的婚房是六叔家的小阁楼，没有床，三块木板拼拼，就做了床，新房里唯一的布置是两条洗干净的旧棉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