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社会生产制度的变革基本上是以突变的方式完成的，无论是在力度还是规模方面，都是以往任何形式的生产制度的变革所不能比拟的。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尽管大规模集中爆发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浪潮没有颠覆现代社会生产制度的基本架构，但是生产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还是发生了很多变革，甚至出现了一些根本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行规则。制度变革仍然是自工业化以来产业革命的本质内容。区别是，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此后的制度变革不再是以大规模、强力度的突变方式实现，因而不再具备强烈的、划时代的特征。“产业革命”也就有点儿变化莫测，让人捉摸不定了。由此看来，“主导产业论”只是强调了“产业革命”的技术层面的内涵，将其作为一个技术层面上的集合概念，用于指称一个或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壮大及其衰落的过程。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产业革命的爆发，必然会引起主导产业间的更替，在一个时期内，两者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重叠关系。然而，一个时期内主导产业间的更替，却不能等同于产业革命轮次的划分。“主导产业论”难以对不同轮次的产业革命在“新的制度和管理的创新”方面做出较为明晰的界定和说明。比如，在制度与管理的创新方面，纺织工业与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与石化工业之间究竟有哪些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同时，即使在技术层面上，“主导产业论”关于“生物产业、基因产业替代信息产业，生物、基因技术替代信息技术”的判断，也是失之偏颇和武断的。
（二）三次产业革命
1. 第一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1760—1830年），出现了煤、铁、蒸汽机、纺织机、铁路、无机化学物品等重大技术创新，伴随的主要有新兴产业是纺织、机械制造铁路运输、煤炭等。
18世纪后半叶，从英国发端，然后波及西欧和北美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开辟了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使得人类从此彻底摆脱了技术、社会生产缓慢发展的时代，而进入技术、社会生产迅速发展的新时代{1}。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随着机器代替手工、蒸汽力代替人力和自然力、手工工场业企业向工厂制企业的过渡，企业层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企业的演化步伐大大加快，其中的突出现象主要是：企业组织规模明显扩大、企业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公司制企业蓬勃兴起等。在这一时期，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变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其中以对机器的运用为主要标志的企业技术变革是这一系列变革的基础性条件。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表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机器代替人工为主要标志。虽然生产活动中对机器的运用并不足以阐明产业革命，但它毕竟是其中的主要现象和主要特征，机器的运用使得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脱离了手工技术的约束，并由此进入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阶段。
由于机器的运用最早发生在纺织工业中，所以纺织工业因一系列技术发明（如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的“飞梭”、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多轴纺纱机、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的走绽精纺机等）而得以迅速改变，这使得它成为近代大工业的最早的和最典范的工业。1765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18世纪末起，蒸汽机就开始在各处代替水力机，英国产业革命进入最后的、最具决定性的阶段，其基本过程是：蒸汽机出现后，便迅速推广到棉纺织业，使棉纺织业率先完成由手工工场企业向工厂制企业的根本过渡，也同时使得棉纺织业的许多企业率先成为最早的高技术企业，这一过渡又大大促进了早期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采煤业等新的产业群的发展，并最终引起这些产业的技术变革。与以上产业的发展相联系的则是交通运输的技术革命和相应发展、各种产业相互关联地发展壮大、产业结构的剧烈变革。
2. 第二次产业革命
第二次产业革命（1860—1930年），出现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钢、石油、汽车、飞机、电力、有机化学物品等，新兴的产业是电力、化工、汽车和冶金等。
19世纪下半叶，正当第一次产业革命的余波未尽，其技术成果和其他成果还在向世界继续扩散的时候，第二次技术革命又开始掀起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潮头。这次产业革命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和继续，所不同的是，这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主导国家已由英国一个国家的单元结构变为以美国、德国为主的多个国家的多元结构，因此这次产业革命的规模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1}。当然，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同的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也一样经历了由其发源地向外扩散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扩散为主要力量，它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如果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对世界性国际体系及国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则将整个世界的所有国家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之中，并使得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大背景中，在各自实力对比的较量和不平衡发展之中，在彼此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中，共同推动了世界历史由近代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进程，显现出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剧烈变动这一所有产业革命中的普遍现象。这次产业革命的前奏是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的一系列科学发现，这一系列科学发现相继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其中对这次产业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则是物理学中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和电磁理论的建立，基于这些理论的关于电力技术的相关发明所带来的电力革命成为导致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端和标志。这也使得第二次技术革命具有不同于第一次技术革命的特点，即它是科学理论在先、技术在后，并由此形成科学和技术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首先导致了电力、化工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自然包含着相关的、新的高技术企业群的出现和成长。例如，作为当今世界巨型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典范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于1886年）连同它的前身——爱迪生照明公司，目前依然堪称世界高技术企业翘楚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军火商——德国克虏伯公司以及美国杜邦公司，当时无线电通信系统的重要发明者吉利尔莫·马可尼于1897年建立的无线电报和信号公司，都是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
第二次产业革命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这种极为特殊的环境和背景的影响下，由于战争对高技术的强烈需求、刺激作用以及战争带来的巨大的、特殊的市场需求，使这一时期的高技术企业得到快速的成长，并导致了一大批对未来世界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高技术企业的出现，如德国的拜尔公司（Bayer）、电气总公司（AEG）、戴姆勒·奔驰公司等，英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罗尔斯—罗伊斯公司（Rolls & Royce Co.）、维克斯公司（Vickers Co.Ltd）、阿姆斯特朗公司（Amnstrong Co.）、英国电气公司（English Electric Company）等，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G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等。
3. 第三次产业革命
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1940年，在新能源（包括核能）、海洋开发、天然气、遗传工程、半导体、计算机、激光、自动化技术、通信技术等领域均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主要新兴产业有核能、电子计算机、航天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战争期间及战后形成的科学技术发展高潮，促成了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快速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随之兴起。这次产业革命是对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继承和延续{1}。虽然战后由于国际关系的重大转折即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将世界分割为两个相互封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系，这两大阵营进入长期的竞争和对峙状态。从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国际格局相对减少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与其他方面的联系，但是冷战的鸿沟未能阻挡世界历史前进的车轮，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依然保持了并不断加快其改变历史的脚步；而且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科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是对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技术成果的消化和延伸，是对前两次产业革命的扬弃和扩展等方面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过程。
三、凯恩斯与熊彼特：艰难的选择
（一）凯恩斯主义
1. 凯恩斯经济学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长达4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期的大萧条中。这场大萧条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也引发了经济思潮的巨大变化。自李嘉图至马歇尔等人所信奉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宣告破产，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要承认危机与失业，但不要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和失业的根源；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治危机与失业，而不是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要提出防治危机与失业的办法，而不只是空泛议论；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任何转向马克思、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的存在和蔓延。凯恩斯经济学（the Economicsof Keynes）应运而生。可以说，它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凯恩斯在《通论》中，摒弃了传统的自动调节理论，而提出了总量分析方法，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分析，来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批判传统的就业理论，创建新的就业理论。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由马尔萨斯最先提出的，是指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能顺利进行，必须使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并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不过，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中的需求是总需求，而不是个别企业或行业的需求。“有效”也意味着只有与总供给相等的总需求对实际就业量才是有效的。因此，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希望说明的是，实际就业量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而就业水平的高低也是由有效需求的大小来决定的。由于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因此，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逐步展开的。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此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风靡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这一新经济思潮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依据。
2. 后凯恩斯经济学
尽管《通论》对缓和经济危机、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一定启示作用，凯恩斯也由此被人们称颂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经济繁荣之父”，但它毕竟只是在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治理，而没有从根源出发，长期推行后产生了种种的严重后果。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滞胀”问题——经济停滞与物价猛涨两症并发，情况十分严重。因此，凯恩斯的追随者们便纷纷开始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进行注释、补充和修订，编造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波动论、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等。这些在凯恩斯《通论》这部著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统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