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素以寡礼、无儒而著称，后虽然曾招贤纳士，然而都是征战、谋略、法术之士，重使用而轻理论，因此法家的著述大都显得苍白无血色，缺乏理论营养。晋法家认为，诸子之学非本国固有，而且儒无益于国家的治理，“儒以文乱法”，“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易治”。所以，治理国家应明法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燔诗书而明法令”，“焚书坑儒”。晋法家虽有吞并天下之雄心，却无兼容他家之襟怀。
晋法家思想与齐法家思想的差异性表明，当一种思潮席卷社会时，并不会被社会全盘吸收，而在与当地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中会逐渐“地域化”。正如我们在战国中期看到了“齐鲁化”的“法家”——齐法家一样，我们还在战国末期看到了“晋秦化”的儒家——荀子学派。因此，任何脱离当时当地的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生活环境，简单、静止地贴标签式辨别、划分学术思想和学术派别的做法，既不能如实描述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真实情景，也不能再现其基本风貌。
2．法家思想与地域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思想学术界，一个与儒家传统“礼治”（即家本位）相对立的新思潮逐渐萌发、壮大起来，这就是“法治”思潮——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
就时间而言，“法治”思潮兴起于春秋战国，正好与各诸侯国封建地主阶级先后变法并登上政权宝殿同步；就地域而论，由于历史、民族以及文化传统等原因，加之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一般说来，在宗法“礼治”影响较深的诸侯国，其封建化的步伐就相对缓慢一些，“法治”思想的影响也就相对小一些；相反，在宗法“礼治”影响较薄弱的诸侯国，其封建化的步伐就较为迅速，“法治”思想更容易进而成为统治思想。
当时，在政治法律领域分别发挥主导作用的有三个地域文化：周鲁文化、晋秦文化、齐国文化。周鲁文化说明着过去，晋秦文化改造着现实，齐国文化则预言着未来。
（1）晋秦文化与晋法家思想
与中原文化，即周鲁文化相比较，中国西北部的晋秦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差异性。中原文化是一种稳健、内向、农耕式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君子”文化，试图通过“君子”的“正身”、“修己”、“刑于寡妻”、“施于邦国”、“仁及草木”，达到天下大治；而晋秦文化则是一种奔放、外向、游牧式的文化，也可以说是“斗士”文化，鼓励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打破“先天”的血缘身份，并争得较为优越的生活待遇，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富裕与发展。
在发生剧烈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文化的某些惰性因素日益突出，最终被晋秦文化的排排巨浪冲击得体无完肤、无处安身。但是，中原文化毕竟已经深深植根于农耕式的宗法社会之中，当晋秦铁骑的旋风奔过之后，其生命力又借助齐国文化，即荀子之学而很快恢复起来，并进而登上正宗宝座，始终支配着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
当“法治”思潮像幽灵一样在中原大地上空徘徊时，各诸侯国对待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各诸侯国有着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背景。于是，有的漫不经心，不以为然；有的虽然接受了它，并进行了一番变革，但由于抵挡不过传统的“礼治”的余威，终于天折。不过，与中原诸国不同，晋国、秦国却早已为“法治”思潮的到来准备好了一块广阔的用武之地。晋国之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国大夫祝佗（即子鱼）在追述周初分封的情景时，曾说了一席十分精彩的话：晋国之封“启以夏政，疆纠戎索”。“戎”，泛指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这句话的大意是，晋国“封于夏虚”，立于戎狄之间，所以沿用夏朝的政事，依照“戎”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诸戎”以游牧为生，风俗习惯与中原迥异。《左传》襄公四年：“戎狄荐居（即逐水草而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襄公十四年：“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
晋封于戎狄之邦，与诸戎屡兴战事，但以友好交流为主流。久而久之，晋与“诸戎”结成密切的关系。“诸戎”为晋之附庸，晋与“诸戎”长期通婚；“诸戎”在晋的影响之下，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在戎狄的影响之下，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治”的浓重传统，相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能”的风尚，和与中原诸国迥然不同的观念。其要者如下：
第一，“国无公族”，诸卿专权。
晋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很早就没有公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公室的宗族组织早已瓦解。
春秋初年，晋文侯死后，昭侯即位，封文侯的弟弟于曲沃，即曲沃桓叔。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比晋都翼（今山西翼城南）大。曲沃桓叔依靠实力，长期与公室为敌。至曲沃武公时，终于灭了公室。曲沃武公代为晋君，是为晋武公。武公死后，子献公即位，然而晋之内乱未已。晋献公因“桓、庄之族倡”，“尽杀群公子”，又因“骊姬之乱，诅无蓄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从此以后，晋国没有公族，政权逐渐归异支异族的贵族掌握，异姓卿之宗族组织代替了公室宗族组织。异姓异族之卿大夫日益强大，诸卿之间争权夺势，互相兼并，终于演成“六卿****”i的局面。
正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在谈到晋国形势时所说：
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建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幅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宗室的虚弱使晋国不能采取通常加强宗室地位的途径来增强国力。晋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晋公室与诸卿之间的斗争，以及诸卿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使晋国的政治文化与法律文化别具特色。
第二，从重“利”、轻“仁”，走向“法治”。
晋国上下重“利”，子产曾批评晋国执政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晋卿大夫间“争田”、“以田讼”之事，史不绝书。《国语·晋语》又载，晋执政魏舒曾收了梗阳人的贿赂，准备枉法审案。时人批评晋国“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晋民也重“利”：“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恶其食，则上下既有判矣”，即所谓“见利不顾其君”。
重“利”的结果就是轻“仁”、轻“礼”、轻“义”。《国语·晋语》说：
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在考虑政治大事时，不囿于宗法血缘传统，抛弃“爱亲”的狭隘宗旨，而以国家为重，公然宣布“利国”为“仁”，这无异是对“礼治”传统观念的挑战。一切道德观念在“利国”的最高原则面前，都黯然失色了。
重“利”而轻“仁”、“义”一旦成为一种习尚，就决定着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是“以礼治国”，而是“以法治国”。第三，“晋人之教，因材授官”。晋国任官以才能、功劳为标准，而不以血缘亲疏为标准。自晋文公始，尚贤、尚能已经形成传统。《国语·晋语》说：“晋人之教，因材授官。”即，选拔官吏时，众大夫互相推荐，“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晋君对部下“类能而使之”。
“尚贤”、“尚能”的结果有二：一是晋国世族中同姓较少，而异族异姓居多；而其他诸侯国则同姓居多，异姓较少。二是向有才之士大开国门，形成人才纷纷人晋的局面。晋国对外来人才封以田宅官爵，大胆起用。以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种做法给晋国的政治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第四，“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不从君者为大戮”。
在传统“礼治”薄弱的晋国，比较早地形成了与宗法血缘意识大相径庭的新型的封建主仆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君”的权威提高了：“不图（商议）而杀者，君也”，“不从君者为大戮”；“臣”的义务感也被强化了：“无私，忠也；尊君，敏也”，“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
这从出土的山西侯马盟书中反映得很清楚。侯马盟书“委质”类有所谓“策名委质”，即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君主的名册上，断绝原来的宗法隶属关系，建立新的附属关系。新的臣下对主人要绝对忠诚：“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必要时还要以死相报：“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事君不避难，有不逃刑”；“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这种君臣关系正是晋国较早形成的地主与“隶农”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反射。“隶农”向地主出卖血汗，与臣子向君主出卖死力是一样的，其间毫无宗法制“亲亲”原则的脉脉温情。
其结果是对不从王命者施以严刑，即《国语·晋语》所谓“不从君者为大戮”。“大戮”就是“灭家”、“灭族”、“灭宗”之类的族诛。在晋国历史上，由于政治斗争而族诛者，史不绝书。
《尚书·甘誓》记载了夏代的一条军法：
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正是晋人“启以夏政”的明证。
第五，“戎索”、“军礼”与晋国之法。
“戎索”，即游牧部落的法度，以尚军事、重君法为特征。晋国承其风俗，军政一体，军法与国法相融。
晋国重“军礼”，即所谓“大蒐之礼”。“蒐”的本义是汇聚众人以围猎，后来逐渐制度化。晋行“大蒐之礼”有独特的意义：
其一，阅兵，整编部队。晋国曾于此间作二军、三军、五军、六军。
其二，任命军事首长。晋国军政合一，各军将帅即为国家执政卿相，故此举实为任命国家高级官员。如：《左传》文公六年载，赵盾即是“苋于董”时，将中军，始为国政。
其三，制定法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文公“蒐于被庐”，制定“被庐之法”；文公六年又载，晋‘‘苋于夷”，赵盾制定了“夷蒐之法”，都是“晋国之常法也”。
可见，检阅军队，改组政府，制定法律，实为晋国“军礼”的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