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真是时运不济，从秀州回京待选，王安石先是要他进谏院，但遭到陈升之和曾公亮的反对，谏院没有去成，这一等就是半年多。因为韩琦上表言青苗法不便，王安石忙于青苗法废与立的斗争，自然顾不上李定。现在中书的意见一致了，王安石可以腾出手来调整御史台的人选了，他李定可以进御史台了，谁知中书三舍人竟不肯草诰词！为了他李定的诰词，一日罢了三位中书舍人，这是本朝从未有过的事，也是震动朝野的事。新任中书舍人总可以草定诰词了吧？此时陈荐上表说他不守母丧，是为大不孝。御史台进不了了，还惹来朝野一片骂声。
其实，李定的生母是谁，连李定自己也说不清楚。李定只听邻人说过，仇氏是他生母，但李定问父亲时，父亲却说他不是仇氏所生。因此，当仇氏死时，李定只以父病为名在家侍候。连李定自己都不知仇氏是否是生母，陈荐又如何能说仇氏是李定生母，并以此说李定不持母丧？其实陈荐的话并无根据，但陈荐是御史，可以风闻言事。不守母丧是大不孝，赵顼下旨，命淮南、江东转运使派人去李定家乡彻查。此时李定的父亲和邻人都已过世，可以想见，肯定是查不清楚的。现在别说李定进不了御史台，其他官职也不能任，一切都要等到调查清楚以后。待选的滋味固然不好受，李定还要耐心的受下去。而中书省里，陈升之对李定的孝与不孝之事不置可否，曾公亮则坚决反对李定任职，甚至要李定补服丧三年。
朝中一日罢了三位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范镇便上表举荐苏轼任知制诰。按苏轼的文才资历，做知制诰是绰绰有余，加之苏轼脾气耿直，敢说敢为，也深得一些人如司马光、范镇的拥载。谁知范镇的荐表才到赵顼手边，还没有召中书商议，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说，苏轼在父死扶柩回眉州途中曾贩卖私盐和瓷器。宋朝有一条规定：食禄之人不得与民争利。苏轼如贩私盐和瓷器，不仅不能由开封府推官升任知制诰，还要受到处分。谢景温也是风闻言事，没有实据。苏轼平时心直口快，有话必说，这次倒还沉得住气。苏轼三缄其口，范镇又不便辯解，司马光不服气了。他上表说道：“苏轼父丧，韩琦赠银百两而不收，如何会贩盐贩瓷器赚些许小钱？”
不收赠银与贩卖盐和瓷器是两回事，不收赠银不等于不贩卖盐和瓷器，连苏轼都没有上表自辯，司马光的揣测之词更不足为凭。于是赵顼下诏六路搜寻证据。这样一来，动静越闹越大，苏轼没能进舍人院，反惹了一身的腥。
偏偏在这时候，寻母归来的朱寿昌到京。
朱寿昌是天长人，父亲朱巽，母亲姓刘，生朱寿昌至二岁即被朱巽逐出。朱寿昌四处访求了五十年，直到熙宁元年春，才得到刘氏的消息。朱寿昌立即弃官入秦，立誓不见母亲绝不回家。终于在同州找到了，此时其母已七十多岁，改嫁党氏，又生了两个儿子，被朱寿昌一齐迎回。朱寿昌固然是孝名闻天下，但在言官攻李定不孝、王安石欲让李定进御史台而不得时入京，可真不是时候！
朱寿昌一到汴梁，钱明逸便拜表举荐。赵顼自己也是一个孝顺皇帝，对朱寿昌的孝行十分赞赏，忙下诏中书，议定封赏。中书按朱寿昌的资历，定了个河中府通判，这对朱寿昌来说，应该是美差了。一行手续办得十分顺利，人们仿佛有一个默契：快！从钱明逸上表举荐到去河中府的公文手续全部完备，还不到十天时间。
李定、苏轼和朱寿昌三人，本来互不相干，也是造化弄人，却被拨弄到了一起，大有纠缠不清，互为利害之势。
这天早饭后，王安石背手站在槐树下，享受家居的闲适。此时槐叶已经成荫，素白的槐花一挂挂的垂着，满庭满园飘浮着槐花的清香。这种清香仿佛是湿漉漉的，能附在你的思维上，使狂躁的思维变得宁静、安祥，它能抚平心海不生波。如果说朝政如波浪翻卷，没有一刻的安宁，王安石家中却于安乐中盈溢着喜气。王安石的二女王雰和蔡卞的婚事刚刚办过，大女儿王霈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媳妇庞氏也怀孕了，王安石先做了外公，不久便要当爷爷了。王安石的脸上泛起了笑意，这是慈祥而又温馨的笑，但这笑容在他的脸上没有停留多久，他的思维便又跳到了朝政上。
实施新法，有诗意的联想，却不是吟诗；有梦的成分，却不是在构筑梦境。各人的思维按着各自的轨道运行并发生了碰撞，于是，友情的鲜花变成扎人的荆棘，诗歌赠答、杯酒言欢变成无情的弹劾，并且有着同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社稷和庶民！并且言词铿锵。
王安石心中想起了李定、苏轼、朱寿昌三个人。这三个人，已成了当今朝野议论的热点人物，酒肆饭馆之中，也常听到有人骂一声李定夸一声朱寿昌，说起苏轼，话也并不好听。
王安石没有想到李定的任职会有这么多的周折。仇氏死时，李定因不知是不是自己的生母，才以侍奉父亲的名义居家服丧的，也就是说，李定实际上已经服过丧了。但御史推究起来，却可以说他是侍奉父亲而不是为仇氏服丧。一时半会李定是去不了御史台了，他的任职需到彻查清楚以后。苏轼呢？范镇举荐苏轼任知制诰，王安石自然不会同意，但谢景温参劾苏轼在因父丧回眉州途中贩卖私盐和瓷器，王安石事先并不知晓，也有点不大相信。他反对苏轼去舍人院，只要和赵顼说一声便得，何必屑屑然管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朱寿昌寻母五十年，终于迎母东归，王安石是为朱寿昌高兴。朱寿昌的孝行该当表彰。王安石并没有把朱寿昌和李定两人并列起来，以为朱寿昌来京对李定不利。他是因朱寿昌而联想到自己。朱寿昌迎母东归时，扫五十年积忧，一定是笑声欢语不绝。自己比朱寿昌小不了几岁，却父母已逝，欲尽孝而不得。尤其是父亲，自己十九岁时便已去世，当时还没有中进士、入仕途。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此亦人生恨事，而能在父母前尽孝，竟成了一种福分！想到这里，顿时感慨万端。而且这感慨在胸中翻腾不息，必欲宣泄而后快。他走到书房，取笔写道：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东归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
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
写完封好，刚要差人给朱寿昌送去，恰好吕嘉问走进书房，王安石便叫吕嘉问把刚才写的诗和五十两程仪送给朱寿昌。吕嘉问答应一声，拿了书信便去找朱寿昌。谁知朱寿昌住处甚偏，倒叫吕嘉问好找。
原来朱寿昌在京城没有房子，他在相国寺桥南堍保康门附近赁了一处宅院临时住着。他是辞官寻母的，载母东归后，虽有钱明逸举荐，心里也颇忐忑。为着李定之事，宋敏求告病去官，苏颂和李大临丢了中书舍人，回到工部郎中任上。事情到此，与他朱寿昌无关，倒也没放在心上。不想陈荐参劾李定不守母丧，满朝一片声骂他不孝，而自己又被誉为大孝，此时此情，朱寿昌在家如坐针毡，浑身的不自在。不几天，吏部公文到了，是任河中府通判之职，朱寿昌不觉胸怀大畅，可以择日离开京都这一是非之地了。
这天上午，先是苏颂差人送来一百两程仪和一首五言长律。题名《送朱郎中寿昌通判河中府》，内有“赠言述高风，庶用激忠义”句，也是激而扬之之意，没有发挥，也没有引伸，扯不到别人头上，朱寿昌见了，自然高兴。不一会，苏轼来了。
这几天，苏轼的境况比李定好不了多少。他心胸豁达、双眼不容点尘却又不安份，能震衣自适抱膝清吟却也不乏牢骚，故此奶妈任氏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参劾苏轼，说他送父灵柩回籍守制时返私盐和瓷器，是为品行不端，苏轼并没有上表自辩：既然百口难辩那就不辩！开封府推官的事并不忙，公事之余，他喜到兴国寺中找方丈下棋。一杯清茗，清心润肺；子落纹枰，声也清绝。中书舍人当与不当，有何关碍？苏轼和朱寿昌本是旧识，听说朱寿昌要即将离京赴任，特来看望作别。
朱寿昌把苏轼迎进客厅，寒暄奉茶。苏轼见案上放着苏颂的赠诗，取来看了，连说“好、好”。待要点评，忽听门上有人问道：“此处是朱寿昌朱大人别舍吗？”
朱寿昌答道：“正是下官，这位是……”
吕嘉问向朱寿昌一拱手，说道：“学生吕嘉问，王安石王大人有一首诗和五十两程仪奉赠朱大人，差学生送来。”边说边把一张素笺和银子呈了上来。
朱寿昌本担心自己的事和李定扯在一起惹王安石不快，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现见王安石又赠诗又赠银，满心喜欢，终算一颗心稳稳的落在了心窝里。又见王安石诗中把自己迎母比作老莱娱亲，连连说道：“如何敢当，如何敢当。”忙请吕嘉门进屋就座。吕嘉问一眼瞥见苏轼高坐堂中，笑了一声：“原来苏大人也在此处。学生还有事，失陪了。”苏轼没有理会吕嘉问，却从朱寿昌手中接过王安石的诗笺，先看了看字，说道：“王安石字虽好，却是不法之法，旁人不可学。”再把诗读了一遍，只说了一个“好”字，却已被苏颂和王安石的诗激起了诗兴，只觉胸内文思涌动，不可稍抑。忙对朱寿昌说道：“请备笔墨一使。”
朱寿昌连忙吩咐取笔墨。朱寿昌居所保康门一带本是热闹地方，苏轼文名动京城，这里一说苏轼要写诗，门口有人听到，立刻便四处轰传，不一会，朱寿昌的门口便聚集了十几年轻文人。其中一人比较乖觉，踅了进来，先向苏轼躬身一揖，笑说道：“学生替苏大人磨墨。”门外众人连忙备好笔墨，只待里面写一句，外面便录一句。
苏轼见墨已磨得浓，用笔醮了，略一凝思，那笔落纸如飞，在素笺上写下了两行字：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这是所以要写这首诗的原因，也叫诗序。略一停顿，苏轼一挥而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长大心念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
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灸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
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写到这里，苏轼停了下来。他两联一换韵，其实也是两联一段，已经写了三段。不羁之思，神来之笔，缕金为句，琢玉为词，朱寿昌在旁连连拱手：“子瞻点墨寸金，寿昌既感且佩。”
如果苏轼就此收尾，或略写两句意存激扬，倒也省了以后不少麻烦。偏偏文思激荡，把胸中那点抗张不平之气也带了出来。倒不是因为自己舍人院没去成，而是由朱寿昌联想到了李定。他写道：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
此句一出，朱寿昌不觉一怔。他怕牵扯上李定，这句偏就有影射之意。偏偏磨墨少年好事，问苏轼：“先生这‘今无’两字可有所指？”苏轼素无机心，直言答道：“不错，是有所指。”那少年又问：“自然是指李定了？”苏轼说道：“谁对母不孝，便是指谁。”说着话，提笔一气写完：
长陵朅来见大姐，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
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
苏轼随手拈来几个“古或闻”后，以其固有的飘逸和灵动结束了全诗。他把笔一丢，哈哈大笑，笑声中，既包含有一畅诗兴的得意，也有一吐鸟气的痛快。
其实苏轼和李定本无个人恩怨，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互相看不惯而已。他秉性喜畅意快言，诗兴荡漾中，奇思妙语不一而出。写到“白藤肩舆帘蹙绣”之后，诗从正面着妆转到背面傅粉，用“感君离合我悲辛”两句，一气贯下，了无滞涩，也是神来之笔。此诗不到三天，便传遍京城，自然也传到了李定的耳中，苏轼因此惹下麻烦，终究在“乌台诗狱”中被李定整得死去活来，这是后话。
对于苏轼的赠诗，朱寿昌既感激，又有点担心。凭苏轼这首诗，自己的孝行便可传之千秋，这是高兴。苏轼在诗中影射了李定，而李定又是王安石的人，他也怕担上干系。苏轼走后，他便吩咐下人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悄悄离京去河中府上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