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世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县所著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的银，皆由营部直接拨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它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注：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致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与之礼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以诚恳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偏躁，因曾国藩的书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气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靠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何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持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听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应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立世大智慧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择人而事，不可草草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
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不容忽略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那些对人时信时疑、时明时暗的人决不能跟从。因为因疑而弃，因暗而忌是时常发生的事，一旦那样，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并提出要选择这样的人一同跟他干事：一是意志坚卓，不为浮言所动，即“不随众为疑信”；二是品性宏大，能打开局面，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用今天的话说，是有发展潜力。
他对其小弟曾国葆的安排突出了“择人而事，不可草草”的原则。曾国藩中进士后，对几位弟弟是个莫大的鞭策，曾国葆也不甘示弱，每日用功学习。1847年曾国葆已满十九岁，但尚未取得功名，心中不免有点消极怠慢之情。对此，长兄曾国藩又给他指出，“此万万不可”。他在以当时许多名人中举、中进士年纪较大的事例加以开导之后，鼓励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在长兄的细心教诲之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曾国葆于次年8月参加府试，考取第九名，成为诸生身份。但从此后，曾国葆厌弃科举，不肯继续入学深造。居家乡一边自学经史、练书法、作诗文，一边侍奉老人，照料家务。
1853年，曾国藩训练湘军于湘潭、衡阳时，曾国葆极力推荐杨岳斌、彭玉鳞之才，可以用为水师统领之职。第二年，曾国葆率湘军一部初战于岳阳，兵败，“自引咎，言诸将无罪”。随后，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各营出境援战湖北、江西等地，曾国葆则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在一些经商朋友的鼓动之下，他开始做起了小本生意，往来于衡阳、湘乡、湘潭、长沙等地。对此，长兄曾国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858年8月28日的家书中指出：“季弟生意颇好，然此后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书为上。”在曾国藩看来，做生意容易把人的心术变坏，还是半耕牛读靠得住。即使读书不去应考，也可以使人养成良好品行，变化人的气质。是年11月中旬，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后，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反复叮嘱曾国葆：“明年出外，尚须再三筹维。若运气不来，徒然怄气。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苦力，尚未必果能自立。”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委曲求全、吃苦耐劳，“则家庭亦未始不可处也”，希望他能放弃经商致富的打算。
曾国葆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弃商从军，为兄曾国华报仇。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又在家书中叮嘱：“季弟决计出外，不知果向何处？”并明确告诉他，如果要出山，就须选择好人：“今日办事之人，唯胡润之（胡林翼）、左季高（左宗棠）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希望他能做到“择人而事，不可草草”。随后，通过与两位在外从军的兄弟的商议，曾国葆于1859年春间，自湘赴鄂投奔到湖北巡抚胡林翼麾下，由胡遣令率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后又入曾国荃大营，率所部攻安庆，设计招降太平军将领程学启。
对“择人而事，不可草萆”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曾国藩的高门弟子李鸿章了。他曾经说过：以前跟了那么多的人做事，做得好上司就忌妒，做得不好就会有罪。总之，是无所适从。而且，跟这些人也学不到什么真本事，更谈不到建功立业了。自从跟随老师曾国藩后，好像一切都有了方向，所以，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晚年回忆说：自己当年第一次离开老师的幕府，胡林翼反复开导我，认为天下人可以扶助成就大事的没有几个人，而老师曾国藩是首选。于是，重新回到了老师身边。现在想来，多亏胡林翼的教诲呀。
立世大智慧
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不容忽略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做事必须躬亲实践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
——曾国藩
曾国藩主张做事必须躬亲实践，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订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北宋吕蒙正为相，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笑看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吕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自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
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作官应当从州县作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立世大智慧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躬自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自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近代的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不畏艰难、尽职敢为
吾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卒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早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为此，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