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译文真实可信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真实可信；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真懂的人不卖弄自己渊博，卖弄自己渊博的人不是真懂。圣人不存占有之心，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实；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裕。自然的法则，是利成万物而不加伤害。圣人的行为准则，是施惠于人而不与之争利。
名家注解河上公：善者以道修身，不彩文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浊其渊；辩口多言，亡其身。知道之士，守一元也。多见闻者，失要真也。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也。以财贿布施与人，而财益多，如日月之光，无有尽时也。
王弼：实在质也。本在朴也。极在一也。无私自有，唯善是与，任物而已。
朱元璋：古圣人德不自张，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己之所有为。无者济之，因济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与彼则己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恶杀，圣人君子体而行之，遂得。虽终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经典解读本章是全书的正式结束语，采用了格言警句的形式。前三句讲人生的主旨，后两句讲治世的要义。本章的格言，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例如信实、讷言、专精、利民而不争。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结合，而以真为核心。
老子在一开头就提出了信与美、善与辩、知与博三对范畴，实际上讲的是真假、美丑、善恶的问题。他试图说明某些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其实质往往并不一致，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评判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
按照上述三条原则，以“信言”、“善行”、“真知”来要求自己，做到真、善、美在自身的和谐。按照老子的思想，就是重归于“朴”，回到没有受到伪诈、智巧、争斗等世俗的污染的本性。
不过，世界上的事物多种多样，社会现象更是十分复杂。如果单单认定“信言”都是不美的，“美言”都是不信的，“知者”都是不博的，“博者”都是不知的，就流于片面了。如果认为世界上真、善、美的事物永远不能统一，而只能互相排斥，也就脱离了老子的辩证之道。
天道无私，它只有利于万物，而不会对万物造成伤害。掌握了“道”的圣人，顺天道而行，效法天道之“利而不害”，表现为“为而不争”，也就是只做出贡献，只为他人服务，而不和他人争夺功利。
“为”是前提，“不争”是在“为”的条件下“不争”。“不争”，不是消极不为，不是自我放弃，也不是对一切事物的放弃，而是不伸展自己的侵占意欲。这是“不争”的普遍意义。
其实，在老子所处的时代，“不争”还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当时，执政者互相争权夺利，弱肉强食，纷争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老子的“不争”，正是针对执政者的这种私欲膨胀行为而提出的，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智慧典例
可信的话常常不那么动听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意思是，真实可信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真实可信。“道”本无名，不事雕琢，以朴为贵，所以诚实的话，听起来并不动听，动听的话不一定诚实。真诚的语言是要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而真实的想法是无须用华丽的辞藻来修饰的。
大“道”无言，它周济万物却从不居功，这就是它的至真至诚。真诚善良的人，就好像无言的大“道”，尽管他不多言，却能让人感受到其博大的胸襟和情怀。一个迫不及待地标榜自己的人，常缺乏诚善之心。一个内心诚善的人，则善于用行动、用时间向世人证明自己。
二百多年前，日本有位百忍禅师，道行高深，从不多说话。他的邻居是一对开食品店的夫妻，他们还有个漂亮的女儿。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的女儿还没结婚，肚子就一天天大了起来。夫妻两个逼问女儿孩子到底是谁的，女儿一慌，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百、忍”二字。
夫妻二人极为震怒，一个出家人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于是他们去找百忍禅师理论。百忍禅师听了，不置可否，只淡淡说了一句：“哦，是为了这件事！”不久，孩子出生了，夫妻二人把孩子抱给百忍禅师，说既然他是孩子的父亲，就得对孩子负养育之责。
百忍禅师什么都没说，就收留了孩子。当地人都说他是衣冠禽兽，他也不以为意，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一年之后，可爱的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孩子的妈妈再也不忍把这件事欺瞒下去，向父母坦陈了实情，说孩子的父亲不是百忍禅师，而是另有其人。
夫妻二人赶紧带着女儿去向禅师道歉，并带回孩子。百忍禅师既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哦，是为了这件事！”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从此，百忍禅师更是善名远扬。
对于得“道”的人来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的准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事雕琢，没有任何修饰，也无须多余的言语。正如老子所言：“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又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忠言大抵逆耳，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之中也”。
《周易》中说：“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即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要预防不要再犯同类的错误就行了，盲从和顶撞都不好。又说：“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却受到了批评，今后行动要引起警惕。
唐太宗就是这样对待批评的。他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他扩大谏官职权，并常鼓励臣下进谏，“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
他曾对大臣们说，“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特别是他对待喜欢直谏的魏征的态度，更体现了他善纳忠言的勇气。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唐太宗的过错，唐太宗都虚心纳谏，择善而从。魏征死后，他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虽然批评意见有时“带刺”，令人难以接受，但它有品评、判断、指出好坏的作用，带有激励、教导、鞭策的愿望，以期通过批评促进人反思、克服和改正错误的思想行为。
喜听溢美之词，厌恶批评之语，这是人性的弱点。批评，的确是令人难堪的事。但是，祸多藏于隐蔽，而发于人之所忽。如果没有逆耳之言、拂心之事，耳朵里听的都是夸奖，生活也过得放逸恣纵，于是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便会身处险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