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在经济发展时，总是在追求经济对内与对外的同时均衡，即平稳的经济增长、物价的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均衡。但在实践中，大抵会出现四类情况：一是宏观经济对内、对外同时处于均衡状态，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二是宏观经济对内均衡，但对外不均衡，体现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但国际收支失衡（顺差或逆差）；三是宏观经济对内不均衡，但对外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但就业不足或过度，物价上涨较大或出现通货膨胀；四是宏观经济对内、对外同时处于不均衡状态，这时经济必须得到调整，以恢复平稳的增长。按照蒙代尔的政策搭配主张：（1）采用财政手段来调节国内的均衡，即当经济出现衰退时，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治理，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治理；（2）采用金融手段来调控对外均衡，即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来调整，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调整，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对内、对外的同时均衡，如果政策搭配不适宜，就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蒙代尔的结论是：只有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平衡，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平衡，才是最为合理的政策搭配方案。因为，财政政策（无论是政府预算或支出的变化还是税率的调整）对国内经济活动产生的作用更大，而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较小；而货币政策（主要是利率的变动）虽然也会对内部经济的活动产生影响，但国际间利率差距的扩大，在资本项目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就会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从而对国际收支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同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解决国际收支问题。
趣味延展
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后赴伦敦经济学院做研究。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61年至1963年间，蒙代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门工作。1966年至1971年他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学学报》杂志编委。其后在1970年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的货币委员会。然后在1972年至1973年，他参加了旨在成立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的研究小组的工作。1974年至今他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顾问。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的经典代表著作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论文《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就富有远见地预言，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变动和资本高度流动对经济政策会产生极大影响。他以一篇论及“最优货币区”的文章奠定了欧元理论，最终促使欧元顺利出台，因此被尊称为“欧元之父”。1999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蒙代尔，以表彰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及最优货币区域的分析”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长达7页的颁奖词，更肯定了他“欧元之父”的地位。虽然外界评论这一奖项来得实在是太晚了点，蒙代尔却丝毫不以为意，倒是近100万美元的奖金令这位经济大师头疼了一阵日子。结果还是制定了一个颇具蒙氏风格的花钱计划，首先修缮自己在意大利的豪宅，然后再花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一匹矮马，最后以欧元形式存入账户。
一头漂亮的银发，一双亮亮的蓝眼睛，一张生动的面庞，69岁的蒙代尔是一个魅力十足的老头儿。论及学问，蒙代尔在同行眼里地位甚高。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过他的保罗·萨缪尔森就称赞：“他将人们对货币的注意力重新引到国际贸易中来。”但蒙代尔的懒散也同样名声在外。他经常杯不离手，别人常弄不清他是清醒还是微醉。他又是电视迷，与经济学家对电视及报章时事评论员的言论嗤之以鼻不同，他心目中的“美国最聪明的人”，竟是电视台的两位主播。他经常数天足不出户，待在家里看电视，除了偶然上超级市场购物和回校讲课。有一段时间，他的一头银发长至肩头，令他的崇拜者颇为不安和失望。他们希望蒙代尔多多走出他30多年前低价购买的乡间别墅，与公众更多地接触沟通。
而他平时的为人处世简直就是一个“马大哈”，有三个经典故事令朋友和媒体津津乐道：一则是他曾当选美国计量经济学院士，但因为他根本没拆信，对此荣誉全然不知；二则是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后，忘记出席就职典礼，让等待听他就职演说的崇拜者空欢喜一场；最后一则是他担任《政治经济学学报》主编期间，经常懒得看稿复信，以至于这份学术刊物最终惨遭倒闭。蒙代尔也为自己的“我行我素”付出了代价，按他在经济学界的贡献，1999年的诺贝尔奖算是姗姗来迟。其实，早在80年代初他已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但因“举止怪异、行为不检”而遭除名。所有人都为蒙代尔遗憾，仅仅是个人性格原因，竟让诺贝尔奖晚到了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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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
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
名著导读
乔治·索罗斯是量子基金创始人。1997年金融风暴的幕后操控者，也是享誉全球的社会活动家。据说他每天在他帝国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研究哲学问题，偶尔会出手资本和金融市场而掀起波澜。对于《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版，索罗斯说“有助于澄清我的所思所想，以及我对未来的希望（和建议）。”
索罗斯既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金融投机者，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在该书中作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存在的缺陷与危机，指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供需均衡理论”的谬误。同时作者认为市场价值不能取代社会价值，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主张建立一种不完美、但可能被不断改善的社会——开放社会。
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
——乔治·索罗斯
如果你经营状况欠佳，那么，第一步你要减少投入，但不要收回资金。当你重新投入的时候，一开始投入数量要小。
——乔治·索罗斯
理论精读
1.反射性假说——索罗斯投资哲学的基石
可以说，“反射性”概念是索罗斯之于投资哲学的基石。也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反射性”概念，就不能了解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当然，不了解“反射性”概念，也不能了解索罗斯的历史哲学及人生哲学。
索罗斯是这样解释“反射性”概念的：“我们试图理解世界，而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世界不完全的理解在我们所参与的事件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思想与这些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这为两者都引入了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决策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之上，因为我们的行为很容易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这两种影响相互助长。我把这种双向反馈机制称为‘反射性’。”反射性在哲学上称为互动关系。
索罗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如天体的运动等是与思维无关的现象，在这里自然规律的存在独立于认知主体，“自然科学家所思考的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他们思想的世界。他们的陈述属于一个世界，而他们的陈述所涉及的事实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在陈述与事实之间只有单向的一致性。这一关键特征使得事实适合作为判断科学陈述真伪的准则”。比如，地球总是围绕太阳转的，并不会因为人们曾经认为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有所不同；但社会现象则不同，在社会现象中参与的主体是有着思维能力的人，于是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复杂，而不是一条单行道了，即思维服务于对实在的理解。不论承认与否，总是在一种生活处境中具有思想，即思维也构成了认识世界的一部分，实在的一部分，它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指引着我们，而我们的行动又对这个由我们这些参与者构成的环境发生影响。在这里，思维的作用是复杂和双向的，这有别于自然现象中思维和实在之间的认识论的单向反映。
因此，索罗斯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社会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思维就具有双重的作用，或者说是双重的功能。消极功能或认识功能是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寻求理解他们参与的情景，希望能与实在相符；而积极功能或参与功能是指社会户外活动的参与者主动寻求并发挥其影响作用，力图根据他们的意愿来重新塑造实在。于是两种功能同时发挥作用就引导出反射性这个概念。
有研究表明，反射性理论引出的投资思维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引擎”引导市场或启动某个趋势，这种趋势会影响众多的参与者采取顺应趋势的交易，如果采取相同交易行为的参与者足够多、力量足够大，则趋势得以加强，而加强了的趋势又进一步强化了参与者的顺应趋势行为，并使得趋势更加加强。这种市场趋势与参与者行为的相互加强，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自激励链条。
2.可错性假说——索罗斯投资思想的核心内容
正是因为反射性的基础是“存在着一个这样的现实，我们仅是现实的一部分，由于参与者的思维与事物的实际状态不一致，行动往往会带来出人意料的后果”。它说明了理解存在天生的不完备性，也就是索罗斯称为可错性的假说。
索罗斯提出了可错性的两个版本，一种是较为温和，比较有具体证据的正式版本，蕴藏在反射性概念里，索罗斯把它作为自己的批判思维方式和开放社会的依据。第二种版本是比较彻底的，它引导了索罗斯的一生。温和的可错性意思是：参与者的思维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符，于是，行动的结果往往出乎参与者意料之外。事情未必一定和预期有太大的出入，是一种可能有错。可能有错的理论基础在于承认知识具有不完备性，这就为我们打开了批判的大门，也打开了纠错的大门，既然完备是不可实现的，那么改善的空间就是无限的。而索罗斯讲的第二种可错性是“彻底可错性”，即“所有人类心灵建构都是有缺陷的，不论这些建构存在于我们的思维深处还是以公开形式表达出来的各种学科，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体制。这些缺陷可能表现为内部的不一致和与外部世界的不一致，或与其设计目的的不一致。”索罗斯认为，所有的人类心灵建构和社会建构都是有缺陷的这个观点是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假说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指出这缺陷为何，并且我们也无法对它进行测试。就像克里特岛人埃庇米尼得斯所提出的“说谎者悖论”一样，也是不可证实。因此索罗斯把他的可错性概念称为“暂时性假说”。
对于索罗斯来说，彻底可错性版本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且是他哲学的出发点，他以同样的热情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外部世界和自己的金融活动中。他总是不断地去寻找错误，因为找到错误就意味得益的机会。索罗斯有句名言：“当你知道错误在什么地方时，就会时常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彻底可错性在索罗斯那里绝不是一种消极的理念，反而是积极进取和批判的。
“可错性”观点认为，人们（参与者）对社会现象的思维／思考作用有二重性。一方面，参与者思考的目的是寻求对客观实在的理解，总希望找到和客观实在完全相符的认知，可称为消极的认知功能；另一方面，参与者的思考又同时重塑着客观事实实在，可称为积极的参与功能。假如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作用，就称为“反射”。“反射”概念是索罗斯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其“可错性”思想的具体延伸。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精神依赖于物质，而物质则不依精神的变化而独立存在。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讲就是，科学研究陈述精神与事实物质之间是单向的，事实是独立于陈述之外：而对于社会现象，物质与精神则相互影响，物质可能因精神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用科学哲学术语表达就是，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由于有思考能力的人不能脱离身处其中的社会来观察社会，所以人的思考及行动本身构成了新的社会事实；事实因陈述而改变，不再是纯客观的，而渗入了主观的成分。若以数学概念表达，自然科学中，只有精神是被动的因变量；社会科学中，物质和精神都可成为被动的因变量。
另外，社会现象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例如人们在理论研究中，无论利用多少理论上的假设条件，总是有限地来刻画条件相同但时间不同或空间不同的两个实际社会或经济状态，都是不可能准确和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差别巨大。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
总之，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必须承认人类的许多行为并不受所谓无时间限制的自然法则所控制，必须防止自然科学方法的滥用。当然，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限制，并不表示我们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是表明在认识反射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应有勇气探索新的研究方式。
经济感知“可错性”信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社会经济事件可分为两类：常规事件、历史事件。常规事件的特征是，其参与功能和认知功能都不会发生具体的变化或影响，这也正是均衡分析能起作用的原因。在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常规事件的特征相对突出，这时均衡分析容易不自觉地被采用或看起来相对有效。但这种均衡分析及其有效性的实际意义几乎没有，因为常规经济现象的分析结论，要么是那些已成为人们的“经验或习惯”，要么是因制度限制下的规则行为，而变得习以为常了。所以，均衡分析脱离或改变了经济学本来的主题，理论上是“科学化”了，但却变得无实际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