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后来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过一师的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不过那基本已是在风潮之后了。
学生自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禁烟有成效了，学生管学生，比老师管学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学校膳食管理也较以前更为民主和进步了，因为师范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体用餐的，食堂烧什么人们就吃什么，全是大锅菜，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食堂的不满，因为学生自治，学生参与到了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场的物价，也知道了这一日三餐的难处，于是人们的心态要平和多了。这里面甚至包括膳食费都要交到学生自治会那里的，因为后来膳食费只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请假制度，学生自治会规定每日的下午5点到7点可以请假出校，经校长后来自己也说，新规定之后他发现跑出去的学生反而少了，而且学生管学生反而管得更严，本来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学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当晚回来的，但是自治会却规定必须当晚就得回来，这让经校长觉得反而更严了。
实际上经校长的这两招，教师专任制对教师是严，是让教师有忠诚感；学生自治对学生也是严，《杭州回忆》中他就讲到这一点——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所谓主严，不但对学生，自己办事上首先主严。经亨颐之主严主要是讲入学考试，每个学生都经过他的手招进来的，报名人数和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而在经校长主严的背面，我们却看到了他对学生的仁慈和宽容，甚至到了有点无奈的地步。1919年1月4****在日记中讲到对违纪学生处理的态度——四时，开校务研究会。余表示嗣后管理学生勿以除名为结局，凡以此事相请者，概不遵办，革去执法校长之心理。……学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养之必要，以学生而放于社会，或斥至他校，恕之谓何？教育本务之谓何？
经亨颐在这里提到了对学生的除名是违背“勤、慎、诚、恕”校训中“恕”之原则的。其实经校长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记——赓三闻学生背后之谤，要求积极办法。余以为不必计较，对学生无曲直胜负之可言，仍宜以训谕开导，勿效从前滥用权威，大背教育之本义。而其他职员亦有悻悻者。余故以“人师之患”使若辈反省。惟丏尊与子韶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难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经亨颐在日记中又写道——曹显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锡澍嫌疑，暂令停学。师学校不幸，管教无方，反躬自愧，应如何研究以图完善，先深思原因以志吾过，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经先生之反省精神。
经亨颐的第三条改革措施就是改革国文教学，废文言而教白话，这也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遗老们攻击颇多的“罪行”之一，因为教师专治和学生自治，说到底还是你们学校的内政，而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可是大问题了。经校长提倡教白话文，但当时连白话教材都没有的。1919年的10月，经校长规定一师和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文，同时也采用注音字母。经校长聘请新派教师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师任教，他们和夏丏尊一起进行新教材的编写，选了大量的流行的时文，这四位教师后来即被称为浙一师的四大金刚。金刚有了，那么经校长是什么，大家就一清二楚了。而在1919年的秋季开学之时，学校里既来了一些新派教师，同时也走了几个老派的教师，像单不庵和陈子韶就都走了。单先生是讲宋明理学的，原来施存统和俞秀松也都是他的学生，包括曹聚仁最为敬佩的恐怕也是单大师，他后来在文澜阁（浙江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单师给介绍的。陈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员，学养颇深的。
查经亨颐日记可以得知，四大金刚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资格的一师教师之外，其他三位在一师的任职时间，充其量只有一个学期到一年，但仅一个学期，就让一师的国文教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三人中的同乡刘大白，可能是经亨颐最早认识的，1918年3月24的日记中就有这么一句：初晤刘大白。
到了1919年，刘大白的名字在经先生日记中出现的频率便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刘咯血生病的记录，包括7月8日所记——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此前刘大白只是做过《教育潮》的编辑，这一点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的——与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编辑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团内部组织已就绪……大白为编辑兼文牍。
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了经亨颐的信心满怀——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余嘱意沈仲九或张瞻，未知能否如愿也。
大约是后来不能如愿，便有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当7月8日大白答应后，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访沈尹墨，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也便有19日“访大白，询李次九品学”的记录，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短短一个月时间，经亨颐就搞定了三位国文教员，再加上得力干将夏丏尊，就这样白话教学、国文改革的师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而经亨颐本人也颇为兴奋地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初试白话文，付《青年周刊》。
他自己都身体力行了。
经亨颐的第四条改革措施就是试行学科制，这就是在今天的大学中已经普遍实施的学分制。经先生认为，一个学生一门考不及格就要留级，然后他什么功课都得从头学一遍，非常无趣，所以想推行学分制，但后来因为发生了风潮，这学科制并没有能很好的实施下去。倒是后来姜琦继任之后，又将之落实了下去。
四项改革中，后来能被官府当作把柄的，主要也就是白话文的改革。因为既然叫改革，那一定有阻力，且可能扛着的是上千年的阻力其实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体现一个与时俱进思想的，因为我们看到不久之后，白话文已经完全替代了文言为主体的国文教材，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经先生那个阶段的日记和讲话训辞，其实还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我们看到的他写于1937年的《回忆杭州》的文章，才基本是白话文了。经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甚厚的人，包括他给浙一师定下的“勤、慎、诚、恕”的四字校训皆是从论语和中庸的著作中来的，而且他还将之发挥和弘扬。
在经先生的诸多改革中，今天看来其实也有不那么与时俱进的动作的，包括他要将师范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其中压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压缩外语课，因为他觉得师范主要是培养小学老师的，光靠这一年半载的外语是不能出去教学生的，所以还不如给压缩掉，这在当时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当然，四项改革只是一个公认的说法，而照经历者曹聚仁的意思，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后人都不太愿意提及的，即“考试制度的废除”，这是和“学科制的试行”连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说“第一师范的校风，本来是非常严肃的，学生除了埋头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许动。那时，舍监和级任先生还有一种武器来制我们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随你学业成绩怎样好，保要操行不及格，你还得低头爬一年，因此谁也不敢动……”而在一师这样一个剧变的风气里，不仅学生在变，如以前崇拜单大师的施存统和俞秀松变得激进和革命了，连老师也在变化，如“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曹聚仁语）
废除考试。或者说叫考试制度的改革，这肯定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应有之义。这可以以一师风潮中的湖畔诗人们为代表，汪静之等能那么倾心于诗歌创作，这一定是功课压力小，包括考试压力小有关的，但废除考试一说又过于敏感，所以在关于一师的相关回忆中，很少有人提及，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经亨颐的教育理想远远不止这些，包括他要创办浙江大学的计划，就是因为当时的议员不答应而一再搁置的，作为浙江教育会的会长，他对全省教育的贡献，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罗列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