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琴挑文君”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对琴挑文君的故事是很看重的。他为什么看重?它的价值何在?首先,《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尽管司马迁作了必要的省易,但其基本材料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琴挑文君的故事就是当年相如、文君在临邛爆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传奇色彩极浓,类似小说,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不到500字,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内蕴极丰富。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非常之人”(司马相如语)的性格,十分突出。司马相如,当他认准卓文君是自己心中的佳偶之后,他敢于设局,以“琴心挑之”,他敢于“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敢于“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敢于“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终于在爱情上获得了成功,先有了他一生中两大幸事(“上有汉武帝的宠信,下有卓文君的****”)之一,有了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他的行为突出地显示了他这位才气横溢、雍容潇洒,当过景帝的郎官、做过梁王的门客,经过历练、受过波折,智慧中有狡谲、勇敢中有斯文,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司马相如语),以至于“众人惧也”(《索隐》引张揖语)的“非常之人”的个性特点。卓文君,当其意识到自己的所爱,一定会遭到父亲的反对时,她敢于抛弃千金小姐的一切,“夜亡奔相如”,敢于市中“当垆卖酒”,做老板娘,无怨无悔,一个“雄警女子”(姚苎田语)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让人惊叹!而王吉、卓父,或一两个动作,或一两句话语,鲜明的形象,亦栩栩如生。故事既是奇事,又有奇人,因此长期来,它一直是诗歌、小说、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仅以戏曲而论,据统计,现存剧目竟达50个,“没有任何一种历史上的题材可与相比”(吴祖光语)。由于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价值很大,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看重琴挑文君的故事,绝不仅仅是“爱奇”,作为历史学家,它更看重的主要是它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中国,尽管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尚未全面形成,明确写着“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即:再嫁)之文”等规范妇女行为的《女诫》尚未产生,但是封建社会已经成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纲五常”等封建社会的规矩,早已存在。当时的时代正是封建礼教逐渐向系统、细密的方向发展的时代,董仲舒躬身践行的“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日日在渗透。自主婚姻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性越来越受到压抑。青年男女因家庭财富及其他因素,而难以与意中人结合的事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遭遇,绝不会是个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相如文君的故事,表明封建礼教与反封建礼教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学贯古今,精通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思想家司马迁,他本身具有先觉的睿智,他记下这样的史料,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当代追求爱情幸福的男女勇士树丰碑,为后代追求爱情幸福的男女众生指迷津。实际上是对民主意识的呼唤,对一切反抗封建礼教、争取自由婚姻的男女的一种鼓励。在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由婚姻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史记》问世之后,在历史的发展中,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日益突显,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广大的文人学士用各种形式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历史上第一个对琴挑文君故事持肯定态度的是东汉撰修《汉书》的史学家班固。班固经历丰富,可能他已经亲眼见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既没有受他妹妹班昭所著的《女诫》的影响,也没有理睬汉明帝刘庄针对琴挑文君的故事批评过司马相如。在《汉书》中全文仍然照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原文中“琴挑文君”的内容,一字未加改易。《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极受后人的重视,这应该看做是《史记》之后、最早对琴挑文君故事价值的重视和认定。
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以《汉书》文字太繁,令历史学家荀悦仿左氏传作《汉纪》,它实际是《汉书》的缩写本,此书用词简约,但在《孝武皇帝纪》中竟用了300余字介绍司马相如的生平和文学作品,并摘录了《谏猎书》一段,而讲琴挑文君的故事,却用了70余字:
初,家贫,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孙置酒请令,并请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孙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与俱归成都。后家贫,夫妻酤酒临邛。卓王孙耻之,杜门不出,后不得已,乃厚分财物遗文君。
荀悦在叙述故事时,特别强调了相如“善鼓琴”,文君“好音”。荀悦是专门为皇帝写的《汉纪》,在极有限的文字中,也舍不得去掉这个爱情故事,为什么?是作反面教员?不是。从前面的文字叙述中可看到,文中无任何贬损之词。这充分说明,他是非常看重故事的历史价值和在当时的意义的。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文人学士欣赏、肯定“琴挑文君”之事者,首推魏晋之际的嵇康。嵇康是鲁迅十分赞赏的一位思想新颖、力抗顽俗的著名作家。他的《圣贤高士传》将司马相如与老子、庄子等古代圣人一并列于传中,既有传,又有赞: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初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邹阳等。相如说之,因病免,游梁。后过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归成都。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裈,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尝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其家。
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传文119字,相如文君故事竟占了53字,而赞语中把相如琴挑文君和“犊鼻居市”作为赞语内容的第一点,加以肯定和颂扬。比起前面的《汉书》与《汉纪》两本史书讲,它是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事的态度。此时,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早已发生,作为“越名教”的嵇康是一定了解这个悲剧的。另一位便是南朝陈代的祖孙登,他的《赋得司马相如》一诗对相如的行为、才华极力赞美:“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当垆应酤酒,讬意且弹琴。《上林》能作赋,《长门》得赐金。唯当有汉主,知怀封禅心。”这首诗八句,有四句是称颂相如琴挑文君之事的。
唐代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激发了众多名士的吟咏之情。
曾做过邓王府典签的卢照邻,邓王比之相如,曾任新都尉,他的《琴台诗》感慨万端:“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槚春。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寞鸣莺处,空伤游子情。”他用“云”拟作“作赋客”的司马相如,把“月”比为“听琴人”的卓文君,用情意浓浓的美诗,歌颂相如文君的浪漫爱情,传达了他向往的情思。
陈子良这位相如县县令,他的已收录入《全唐文》的《祭司马长卿文》写道:
惟君夙敏,雅调雍容。含章挺生,慕蔺斯在。题桥去蜀,杖策入关。终倦梁园之游,还悦临邛之客。杨意为之延誉,王孙以之开筵。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金门待制,深嗟武骑之轻,长门赐金,方验雕龙之重。及乎茂陵谢病,游岱无归,空留封禅之书,遂感宸衷之悼。是知声名籍甚,绝后光前,厥迹犹存,余芳无泯。
“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这是多少人艳羡的美事。陈子良用深沉的语言,表达了又称颂又艳羡的感情。
诗圣杜甫的《琴台》诗,应是写琴挑文君诗中最著名的: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琴中传情,酒肆甘苦,是相如文君爱情故事中最为美妙动人、缠绵哀婉的情节,杜甫拈出此二事以表现他们爱情的忠贞,正是点到了最精妙之处。诗中首联“茂陵”二句,对相如文君爱情的赞美,古人评之为“千古情种,风流佳话,尽此二语”。尾联“归凤”二句,与首联相应,是将古与今对比后而发出的感慨:相如、文君那样的美满爱情,现在很少有了啊!杜甫的怀思,算是对“琴挑文君”给了一个百分之二百的高分,对故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商隐是古代著名的爱情诗人,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常常牵动他的诗情,“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寄蜀客》)“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送崔珏往西川》)充满了对相如、文君的怀念赞美之情。
宋代肯定称颂相如文君之事者,相对少,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一诗,显得很突出:
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手弹南风琴,心调东邻女。杂身庸保中,初不忌笑侮。大者固已立,下此皆可补。三赋争日星,一书起今古。其余不自秘,辄为人所取。何当尽见之,真是文章祖。
凛然千载下,英气犹可睹。儿曹尔何知,杯酒那可污。故台已丘墟,胜绝谁敢据。我来访遗迹,低回不忍去。诗成欲叫君,云车隔烟雾。
邵博是邵雍之孙,曾在西充任过职,后又在嘉州、成都做过官,这首诗在吟咏“琴挑文君”故事诗中是动了真情的。
其他,宋祁《司马相如琴台》:“故台千古恨,犹对旧家山。半夜鸾凰去,他年驷马还。死忧封禅晚,生爱茂陵闲。惟有飘飘气,仍存天地间。”陆游《长卿琴台》:“归凤求凰又一时,琴台遗址草离离。彩毫有赋留金马,绿绮多情结翠眉。武帝祠前云影散,浣花溪外酒帘垂。无端封禅留遗恨,玉检尘埋此共悲。”晏几道《题司马长卿》:“犊鼻生涯一酒垆,当年嗤笑欲何如?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理学思想纵横左右的宋代能有这么多粉丝,懂得琴挑文君故事的价值也足够了。
明清两代有大量文士用诗赋欣赏、赞颂琴挑文君的故事:如汤显祖诗:“相如美词赋,气侠殊缤纷。汶山凤凰下,琴心谁独闻?阳昌与成都,贵贱岂足分?子虚乃同时,飘然气凌云。卧托文园终,不受世訾氛。清晖缅难竟,遗书《封禅文》。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欣欣。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汤显祖诗文集》第二十)如岳钟琪诗:“少城西去有琴台,地僻台空径草莱。绛节未驰驷马返,丝桐先引凤凰来。岂知涤器当垆日,已识临轩献赋才。流水高山今绝响,伊人千古尚徘徊。”(《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如陈一沺诗:“琴台秋老木芙蓉,落落铜官第一峰。偏有女儿识名士,人生那不到临邛。”(国朝全蜀诗抄)但更多的是直接在文章中肯定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其言论、认识,让人耳目一新。
明代的“非常之人”思想家李贽,他在《词学·儒臣·司马相如》中指出:
方相如之客临邛也。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皆财倾东南之产,而目不识一丁,令虽奏琴,空自鼓也,谁知琴心?其陪列宾席者,衣冠济楚,亦何伟也。空自见金,而不见人,但见相如之贫,不见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谁能听之?然则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
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负也!
封建统治者为迫害李贽,曾把这一条作为李贽的罪状之一。
冯梦龙《情史·卓文君》后有按语,说:
妻者,齐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后为齐。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妇是夫,千秋佳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今之蓬州,唐谓之相如县,迄今有相如祠。相如之取重后代若此,彼风流放诞者得乎哉!……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誄,已足千古。
明人谭友夏评《紫玉歌》时说:“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读《紫玉歌》,益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
清人姚苎田在《史记菁华录》中说:
以相如之才,且又令客,车骑雍容,亦久为富人所瞩目,则以令为蹇修,文君不患不归相如矣!而乃必挑以琴心,奔于亡命,何哉?盖相如、文君,千古之佳俪也,使以令为媒,以势相合,以利相随,则亦贾儿贩妇之常径耳,何以见两人之自具锦心,自留青眼乎?彼挑此奔,所以明此段风流绝不缘势利作合耳……史公娓娓写之,固欲传奇耳,岂以著其丑哉!
清末王闿运大概是在了解到更多受害女子的事例后有感而写,他在《湘绮楼日记》中说:“司马良史而载奔女,何以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直言这是为受迫害的女性指出的一条生路!这也正是史公所述相如文君故事历史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