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相如是汉王朝通“西南夷”第一功臣
司马贞说得好,通“西南夷”是“万代推功”。这个“万代推功”的决策者是汉武帝,其发端者、支持者则有唐蒙、张骞、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柏始昌等等。汉代通“西南夷”的整个历史是一出大戏。然而这出大戏幕前幕后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司马相如。
为通“西南夷”,汉武帝两次派司马相如前往处理复杂棘手的困难问题,执行通“西南夷”的重要任务。
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巴蜀,《史记》作了如下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司马迁清楚地说明,唐蒙作为使臣,前往巴蜀,打通西僰中到夜郎的通道时,没有完全按皇上刘彻的意愿办事,把一桩好事办砸了,弄得巴蜀的老百姓惊惶恐惧,不得安宁。这不仅关系到整个通“西南夷”的大局,而且影响汉武帝北征匈奴、南控两越,实现大汉帝国大一统的雄图大业。唐蒙惹下的乱子,汉武帝不能不伤脑筋。同时通“西南夷”虽然是唐蒙提出,唐蒙只不过是碰巧言中刘彻心怀。要开发大汉帝国西南部族地区,应是刘彻早已心定。这个问题他必须处理好,绝不能让通“西南夷”的事泡汤,让自己的声威受损,影响自己的大业。然而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好似早已作了决定一般,连考虑也没有,就派了司马相如去,他为什么这般相信他呢?这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刘彻熟读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他深知司马相如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司马相如是大汉大一统坚定的支持者。
司马相如是他实现大一统宏图的知音。第二,司马相如生于巴郡安汉,后又长期居住于成都临邛,卓家的奴仆都是来自周边的“西南夷”。他对“西南夷”的情况了如指掌,“南夷”“西夷”的划分,是他第一次提出。可以肯定地说,刘彻了解的“西南夷”的情况主要来自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刘彻通“西南夷”的天然顾问。正由于刘彻对司马相如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政治才能以及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解,在他眼中,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能耐,远胜于朝中其他政要、大臣。所以刘彻在得知巴蜀出了乱子之后,才如此迅速作出反应,决定派司马相如去处理。
但是对司马相如来说,他此行,承担着变失败为成功的责任,要纠正唐蒙和有司的擅自行为,要维护大汉皇帝的声威,要安抚巴蜀民众,又要推进通“西南夷”的大业,任务艰巨,矛盾错综复杂。司马相如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效果如何,司马迁一字未记,只全文录载了司马相如到巴蜀时发布的《喻巴蜀檄》一篇代表中央政府写给巴蜀民众的文告,也可以算作一封******。
由于司马相如深谙皇帝刘彻的内心世界,文告首先从大汉帝国大一统的全局出发,站在“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高度,大讲刘彻即位以后“北征匈奴”“移师东指”“右吊番禺”的圣明决策,汉军的无敌雄威。随即由“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一语,道出皇帝遣中郎将“往宾之”的目的,指出中郎将“发军兴制”、郡“擅为转粟运输”的做法,均非皇帝本意,被征发的人“亡逃”和“自贼杀”的行为,亦不是尽“人臣之节”;然后正面大写全国各地“边郡之士”的爱国行动,他们只要边境有事,一个个“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接着三个反问:他们难道是喜欢死而厌恶生?他们难道不是编列户口的大汉的老百姓?他们与巴蜀地方的老百姓难道不是同一个大汉天子?
不,是他们具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的品格,“乐尽人臣之道”的缘故。进而再写:他们“急国家之难”的结果得到了封赏,得到了好名声,得到了好待遇;而且“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也正因为这样,贤人君子,即使“肝脑途中原,膏液润野草”,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啊!至此,再将巴蜀被征发的人与之对比:现在有的人只是充当运送钱币的役夫去“南夷”,结果有的自杀,有的逃亡被杀,死了也没得一个好名声,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人,父母亲因之受辱,遭天下人耻笑。这与那些爱国者相比较,其度量、胸襟差得太远了!下面,文告再回笔写:不过这不完全是被征发者的罪过,之前父兄没教好、表率没做好,也有责任;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廉耻,为国尽忠的风气还不浓厚,这是必然的结果!最后指出:皇上明察秋毫对使者和官员的做法担忧,对不懂国事的老百姓痛心,才派信使前来晓谕告知。
皇帝派使者的本意是去赏“为善者”,“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是为了奉送钱帛,保卫使者不发生意外。反复强调皇上通“西南夷”的正确性,维护皇上的尊严。对于“使者”(即唐蒙,文告中未点名),仅指出其“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并未深责,避免了把唐蒙所积极推行的通“西南夷”的大业一风刮倒。对两郡有司,只指出他们所做的没请示中央。对三老孝悌亦仅指出他们没有教育好子弟,仅工作没做好而已。文告重点在正面宣传,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使者、官吏点到为止,开导百姓,如拉家常,入情入理,语重心长。文告从化解矛盾入手,迅速解除了“使者”“有司”“行者”的包袱,安抚了百姓,问题迎刃而解。由于司马相如把握了问题的本质,他举重若轻,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难题,一篇喻巴蜀的文告就平稳妥帖地解决了。
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记述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完成使命的结果状况,但有两点说明这一次出使的结果是很完美的。第一是皇帝满意。如果皇帝不满意,不可能第二次再派他出使。而且第二次官阶是中郎将,是“持节”出使,同时派了副使三人陪同。第二是巴蜀的官员、百姓满意。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至蜀时,“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如果他们不满意,怎么可能有这般隆重的欢迎场面和这种喜悦的心态产生?司马迁把褒扬藏在笔端,告诉后人:司马相如在第一次出使巴蜀初试牛刀,就充分显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了不起的政治家,贡献非同一般。
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与第一次相较,第一次仅是处理唐蒙通“南夷”在巴蜀地区造成的麻烦,把麻烦解决了就是高手。而第二次是到巴蜀去直接指挥通“西夷”的具体任务。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出使前的背景,包括蜀长老及大臣的观点、邛筰君长的态度、司马相如的观点;出使的过程,包括司马相如的职权、随同官员、通“西夷”的政策措施,以及司马相如至蜀时,官员迎接的状况,迎接民众的反应;通的结果,包括“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的积极态度、边关扩展的情况、道路畅通的状况、皇帝刘彻的满意度,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载。去前,反对者的意见几乎占上风,连皇帝刘彻也不敢贸然决定,司马相如的一番言论之后,刘彻方才拍板决定通“西夷”。而此行前往并无大军随行,只是由副使首先依靠蜀地的官员,用蜀地钱物做赏赐,用和抚的办法宾服西“夷”,结果西“夷”之君全部臣服汉朝。蜀地的边界南移至牂柯江,西移至沫水、若水,直到邛都。返回报告,“天子大悦”。可以说司马迁是用准确的事实、精彩的史笔记述了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精彩行程、精彩结果,从而肯定了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重大历史功绩。
司马迁在记述完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整个过程之后,又特意载录了他即将返回京城之前发表的《难蜀父老》,意义更非一般。
“难”是就某种言论设词,然后诘难的文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难蜀父老》呢?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藉以蜀父老为辞,而自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这段文字说明,在司马相如本次出使之时,不仅“蜀长老”不少人说通“西南夷”没用,而且有的大臣也持这种观点。这个大臣的代表就是公孙弘。公孙弘在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巴蜀“责唐蒙”之后,也受皇帝刘彻之命到巴蜀视察。但他返京后“盛毁‘西南夷’无用”,极力说通“西南夷”的坏话。不过“上不听”,皇上没有听公孙弘的话,特意征询从巴蜀归来的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向皇帝刘彻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西夷”可通。皇帝刘彻当即表态,认为司马相如的意见很好,便授命司马相如“建节往使”。在那种特定的场合,司马相如没有冒昧再讲述一番通“西南夷”的大道理。但是公孙弘在皇帝的心目中有分量,皇帝受公孙弘左右,重新作出决策不是没有可能。司马相如对此是有足够的认识的。因此在他胜利完成任务,“东乡还报,至于蜀都”这样绝妙的时间,写文章“藉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即借“父老”拜见“使者”发难,批评“使者”,“使者”诘难“父老”,对“父老”进行反批评。用这样一个蕴含政治智慧的方法,深入驳斥反对通“西南夷”的错误言论,阐述大汉王朝通“西南夷”的正确性、必然性,把自己的看法委婉地告诉皇帝刘彻,让刘彻不仅下定通“西南夷”的决心,还要坚定通“西南夷”的信心,不能受蜀父老,特别是公孙弘等言论的干扰,以尽早完成这一历史伟业;同时宣传自己出使的意图,让百姓知道天子的本意。因此题中的蜀父老(“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实是当时朝廷内外反对通“西南夷”者的一个代名词,“使者”不仅是司马相如、也是当时支持通“西南夷”的人的一个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