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说我不以学者的适应贵显为然。但奥泽尼在人家嘲弄着问他“何以总是哲学家跟着富人而不是富人跟哲学家！”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好的。他庄重而锋利的回答说：“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缺少何物而富人们却不知道”。亚列斯的保对于但奥尼修斯有所陈请而不见听受，就匍匐于他的脚下；但奥尼修斯这才停住了听他的陈诉并且允许了他的请求。后来有人为哲学感到屈辱，责备亚列斯的保说他以私人的事求跪于王者的脚边，使哲学这种高尚的职业受到了耻辱；他回答说，这不是他的过失而是但奥尼修斯的，因为他把耳朵生在脚上。他的不肯与亚得里安皇帝以口舌争胜，也只能算谨慎而不能算是弱点；他这样的辩解着说：“对指挥着三十个军团的人让步就是理智”。这种适应，与俯屈到必要与方便的地步，是不可咎责的，因为他们表面虽有点卑屈，可是在正当的判断上，他们只能算是对事势，而不是对人的屈服。
现在我要来说夹在学者研究中的那些错误与虚诞；这是与本论有最重要与最正当的关系的。我的目的，不是要笼统的为这种错误辩护，而是要加以批评并把他们分别开来，对好而正常的予以辩论，使他不至于被不正当的所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喜欢用腐败与堕落的来诽谤那维持着本来的状态与性质而不失坠的，如同像教徒在初期的教会里常常以极端的过失与腐败来责骂与污蔑耶教徒。但是我却无意于此时去正确的考虑那些较为隐秘，而为世俗评判所不及的学问上的错误与障碍，只认为一般观察所及的就是了。
有三种研究上的虚诞，是使学问最受毁谤的。因为凡是虚伪或琐屑，既非其实，又无用处的东西，我们是确认为虚诞的；而轻信与过细的人，我们也以为虚诞。过细或是在材料上，或在文字上。所以在思考和经验上，我们发现了学问的三种病症，第一，怪诞的学问；第二，争辩的学问；第三，细琐的学问；即是虚诞的意想，虚诞的论难与虚诞的矫饰。现在我先说最后的一项。马丁?路德受着一种较高的指责，但是运用着他的理智，发觉他所担任的反对罗马教皇与教会的堕落习惯的工作是何等的重大；并且发觉他自己的孤立，不能在同时代人的意见中得到一点辅助是被迫着去唤起古人，叫过去的时代来为他的声援，合成了一党与现代对抗。因此在图书馆中久已无人过问的宗教与人文方面的古代著作家，都重新很普遍的为人所诵习与讨论。为求更完全的了解这种著作家，与更有利的主张与实行他们的教训，结果是不能不对他们所用的原文详加研究。因这种研究，再生出了对他们文体与诗句的欣赏和那一类文章的好尚。提倡这种古旧而看来似乎新颖见解的人，对经院学派的敌视与反对，更推广与促进了这种古文诗的爱好，因为经院学派大都是立于与他们相反的地位；他们的著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风与形式；他们随意创造学术上的新名词来表现他们的意思与避免语言的纠缠，绝不顾及文句是否纯正、可合乎规律。还有，那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于平民方面，为劝诱他们起见，辨才与说话的变化是当然最为人重视与需要的，因为这是达到一般民众智力的最相宜与最有效的途经。所以这四种原因，对于古代大著作家的爱好，对于经院学派的厌恶，语言文字的认真研究，与宣讲的效力，联合起来就引起了一种对语言的便捷与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就在此时开始。但是不久就流于过度，因为人渐渐对文字的搜求比材料更来得注意；他们驰骛于词语的拣练，句读的磨琢，节奏的谐美与辞藻的繁饰，更甚于材料的重要，题目的价值，议论的健全，想象的生动与见解的深切。在那时候，葡萄牙的奥莎利斯的流畅而空疏的文笔就渐渐的为世所重。在那时候，高年的司忒缪斯对于雄辩家西塞禄与修辞学家海莫泽尼和他自己论句法与模拟和这一类的著作，是这样无限制与注意的用功。在那时候，图桥的卡雨与亚香，以几乎要与西塞禄与德摩斯尼抗衡的演讲与著作的声名，诱致了所有勤学的青年来钻研这种矫饰与优美的学问。在那时候，伊拉士莫乘机对他们发出了那嘲笑的回声：“我在西塞禄的诵读上费掉了十年的光阴”而得到了一个用希腊文的回答：“你这驴子。”在那时候，经院学派的学问是极端的为人轻视而认为鄙野。总结着说，那时候全部的倾向是对文字的流利而不是对于材料的重要。
学问的三种病症
只研究文字而不研究材料，这是学问的第一个病症。虽然我仅举出了几个近代的例，但这是从古至今多少总有一点的一种通病。这种病症。怎样会不影响到学问的失去信仰？对于俗人的智力来说，都是如此，他们看到了这种学者的著作，如同看到了一张君主的授权证，或是饰以绘画的书上的第一个字母一样；那上边虽然加着许多的花饰，细看来还不就只是一个字母？据我看来那疯狂是这种虚诞的一个好象征或写真，因为文字不过是材料的影像。人生的理想与成就
可是，因为哲学本身很隐晦，加了那使人容易感觉与欣赏的一种修辞的衣装，是不可轻率斥为不当的；因为这里我们有着色诺芬、西塞禄、辛尼加、布虚塔克那些卓越的榜样，就是连柏拉图，也这样；这种衣装，并且有很大的用处。固然于钻研真理与深入哲学，是一种障碍，因为他使人心过早的得到了满足；在我们达到适当的结论以前，已把更进一步去搜讨的志愿消减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想在公共的事务上应用这种知识，如同在会商、建议、劝诱、讲论的时候，他就可以觉得这一派的著作家已经把他所需要的知识预备得足够了。不过这种学问的装饰要是太过了，就应该被轻视；如同赫邱里在神庙里看见维纳斯女神的爱人爱多匿的刻像的时候以轻蔑的口吻说“你不是神”一样，学问上的赫邱里的从者，也就是说，那些较为认真与努力的真理研究者，是没有不轻视那种确实没有神的资格的矫饰的。这上面是说学问的第一种病症。
学问的第二种病症，它的性质却比第一种还要坏。因为材料的实质，要比文字的美好来得重要，所以反过来说，虚诞的材料，比虚诞的文字还要坏。在这里我们觉得圣保罗的指责，不但在他的时代是对的。就是对于他以后的时代，也具有预言的性质，不但关于神学是如此，就是一切学问也无不如此。他说，“避掉那些不神圣的新名词和谬称为学问的言论”。他在这句话里指出了这种意想的与虚伪的学问两种标帜：一种是名词新奇，一种是议论武断。后面这一种，必然要生出反对，因此就有了问题与争论。如同自然中有许多坚实的物体会腐烂而生虫，良好与确实的学问当然也会腐化而分解为许多精微、无用、不健全与同虫样蠕动的问题；固然他们确有一种精神上的活力，但是毫无实体上的可靠与性质上的优点。这种退化的学问，在经院学派中确是最有势力；这派的学者，有着锐利与强健的智慧，他们的智慧被关锁于几家的著作中同他们的身体关锁于寺院与学校中一样，既没有多少历史的知识，他们仅就在无多的材料的分量与无限的智慧的激动中，给出了我们可以在他们书里看到的那种大费经营的学问来。因为人的心智，如用在实物上是依着了材料工作，当然的受着材料的限制；但是如果用在他们自己身上。如同蜘蛛结网一样，那就没有穷尽，只会得生出一张张学问的蛛网，它的丝与工作的细固是可爱，但是没有一点实质和用处。
这种无益的精细有两种：或是在他们论题的本身上，如果那仅是一个不能产生结果的揣度或辩论或是在他们治学的方法上，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每个论题，都要提出辩驳；再对每个辩驳，提出解答。这种解答，大半都不是将错误驳倒而是另建一个论题。一切科学的力量，同“伊索寓言里说的”老人的一束柴一样，是都在那束上的。因为一种科学里面各部分的调和，每一部都分支持着其他部分，并且应该为一切次要的非难的真正与简括的驳斥与镇服。反过来说，如果你把每个命题逐一提出，如同束中的柴枝一样，你就可以随意的同他们争辩，使他们弯屈，断折。如同人说辛尼加那样，“他以口舌的微妙来把事实的重量破散了”，人也可很正确的说经院学派，“他们以所提问题的琐细来破碎了科学的坚实与连贯”。因为人在宽大的室内点起一个大灯，或在一个分枝的烛架上点满了蜡烛，不是要比拿着一支小烛到每个角上去照探来得更好吗！他们的方法，不是以辩论、权威、比较来证明的真实证据，却是每个小节诡辩，与异议的辩驳与解答。大都是一个问题刚解决又生出另一个问题来；同刚才所说的比喻那样，你把蜡烛点久一角的时候，其他的角上都黑暗了。息拉寓言仿佛就是这种哲学或学问的一个活脱的影像；他的上截是个美女，而他的下体却四面环生着怒吼的怪物。经院派的概论有一会儿工夫是好而包含甚广的；但是当你研究他们的区别与判断上去，那却不是一个可以孕育人生的实用与利益的，而仅是怪异的争论与喧闹的发问。所以这种学问是不能免于一般的嫌恶，因为人看到了争论，是容易把真理轻视的，迷失了道路而不会再相会合的。在他们看到关于细节与无用或无关紧要的事的争论，他们很容易引用锡拉古王但奥尼修斯的判断，“那种都是没有事做的老人们的话”。
如果这种经院派学者在他们对真理热心的寻求与智慧的不倦的运用上，加以诵习与思考，他们一定可使各种学问与知识得到巨大的进步。但是照他们的样子，他们确是工作辛苦。在研究思索神圣的真理上，他们的自矜偏向着离去上帝的语言而消失于他们自己创见的混乱中；在研究思索自然上，他们也总是离开了上帝的工作而尊奉着他们自己的心理，几个崇信的作家或原理不平的镜面向他们映出的误人与失真的影像。这是论学问的第二种病症。
学问的第三种病症，欺诈或不真实，是所有各种病症中最坏的，因它毁灭了知识的要素，那就是真实的表现：因为存在的真实与知觉的真实是合一的，他们的差别，就像直接的光线与反射的光线一样细小。这种病症坏处分两类：就是喜欢欺人与容易受欺——欺诈与轻信。虽然这两种坏处的性质似乎不同，一个由于狡诈，一个由于简单，但是他们的大部分仍是会合在一起的。如同“贺雷斯的”诗句上说的：“避掉多问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多说的人”，凡是喜欢多问的也是喜欢多说的；以同样的理由，一个轻信的人也就是欺人的人；我们在谣言的传布上可以看出，凡是容易听信谣言的人，也是容易在谣言上加添他自己的材料的人。这种情形，塔西托在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是很聪明的看到了。他说：“凡是容易造谣的人，也是容易相信的人”；想欺人与容易受欺，是这样密切的联系着的。
这种轻信，照着历史学者或律师们的说法，可以分两类：实事的信受与技术或意见上的事件的信受。关于第一类，我们在宗教史上就看到了这种错误的经历与不利。宗教史太容易的接受与记录了殉教者，隐居的修士或沙漠中的僧侣与其他圣徒的奇迹的传说与故事和他们的遗物种类神品、祠与神像。这种传说，虽然因为一般人的愚昧迷信的真诚与部分人的策略上的利用，把他们当作无非是神圣的诗咏而流行一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那迷雾渐渐的清了，他们也就将它当作无非是老妇的诡谈，教士的伪诈，鬼神的幻象与反基督者“谓恶魔”的标记，使宗教蒙受了很大的谤言与不利。
同样的，在自然历史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出没有用那该用的选择与判断，如在普林尼、卡台奴、爱尔培都，与许多阿拉伯人著作里，我们看见都是充满了不可信的事，有一大部分不但未经证实，并且是确实靠不住的，因此使自然科学对持重的人们大失了信用。在这些地方，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与忠实是值得注意的。他尽力与审慎的编成了一部生物史，很少有虚幻或想象的材料混入；而把他所认为应该记录的各种异常的故事另外编成了一书，很明白的看出了凡是显然无疑的事实，在那上面可以观察和研究来不可信的，不可与不甚可信的事相混而使他减少了力量；而同时也不可把稀有的事与看上去似乎不可信的传说抹杀了使他们无闻于后世。
至于对技术与意见的轻于接受也有两种：就是对于各种技术的本身崇信太过，与对于某种技术中几个作家崇信太过。技术本身与人的意见相比与他的理智更接近的有三种；就是占星术，自然的魔术，与炼金术。这几种技术的目的或假托，是高尚的。因为占星术自称能找出天体与地球的相应与关联。自然的魔术自称能把自然科学从理想的繁变中引回到工作的伟大上。炼金术自称能把在自然状态中合为一体的物里面的不同部分分析开来。但是达到这种目的的路经与方法，在理论与实行上，都是充满了错误与虚幻，这种技术中有名的专家常用了隐晦的词句来掩护着这类虚幻，并用口授与那一类的秘密方法来拯救这种作伪的信用。但是炼金术应该有同伊索寓言的那农夫类似的权利，那农夫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有金子埋在葡萄藤底下。他们把整个葡萄园掘遍了找不到一点金子。但是葡萄根边的泥土掘松了，第二年葡萄的收成极盛。同样的，因为要想炼成金子，也得到了许多很好，很有效果的发明与实验，同时找到了自然的秘密与提供给人们以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