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大不掉】
藩镇割据，是最令唐帝国统治者头疼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唐帝国看作一台电脑主机，那么藩镇就是被黑客置于电脑程序里的一个个病毒，病毒蔓延，迅速让帝国这台主机陷入瘫痪状态，直到死机。
整个帝国，也随之沦为黑客帝国。
藩镇割据的起因，在于唐朝遍设节度使。之所以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在平叛之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行，这就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没有沦为炮灰依然存活于世，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唐廷也没有力量吃掉他们。既然消灭不成，就只能采取安抚手段，期望他们能良心发现，改过自新。
我们回过头再来探索藩镇割据的源头，那要从唐王朝建业后开始说起。在李唐王朝建业之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不仅改郡为州，同时还对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调整，逐步确立了府制。
唐朝的府制，依其形式和地位，分为三种类型：府、都督府、都护府。
其后，为防止少数民族侵犯，唐帝国又在边境设置大军区，军区司令就是节度使。“******都督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黑水都督府”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到了唐玄宗时代，已经在边境设置了十大军区，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藩镇”，其长官称为节度使或经略使。这十大军区有自主招募军队的权力，招募来的人没其它事，就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他们和中央军的区别就在于，中央军大部分时间都在踢正步，而他们拎刀砍牛羊，砍着砍着就砍出了血性。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是上来了，但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军队只听命于军区长官。长官就是他们的大老板，管饭还给工资。他们根本不买唐朝皇帝的账，名为中央武装，实际上是私人武装。
唐帝国的皇帝们想法很天真，他们希望通过设立藩镇，保卫京师和国家安全。毋庸讳言，藩镇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卫边境不受少数民族入侵的作用。
唐玄宗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同时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当时全国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一个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北京）、平卢（辽宁）、河东（太原）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他一个人管河北、辽宁、北京三省，麾下精兵十八万，当时唐朝的中央军才十二万，而藩镇手里的军队却达到了四十九万。你想想，藩镇如果造起反来，那还不是一路势如破竹。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迅速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唐政府忙活了半天，差点丧失半条命，才摆平安史之乱，本来以为能睡安稳觉了，可谁知道，藩镇割据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些节度使本来是军事官职，但他们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由此可见，“安史之乱”成为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直接诱因。
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无论大小都是藩镇，亦称方镇。
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上早就成了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朔三镇”，虽称藩臣实非王臣。这些节度使仗着自己手里有兵有将也有粮，根本不拿中央当回事，成为割据一方的龙头老大，在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当然朝廷养的也不全是白眼狼，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还是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藩镇势力却逐渐做大做强。面对这种局面，唐代宗也显得很无奈，他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只能胡萝卜加大棒哄着他们过日子。为了稳住他们，他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的地盘。
唐代宗试图通过这种分蛋糕的方法，把大藩镇分割为几个小藩镇，借此削弱藩镇势力。
这时候势力较强的节度使有四个，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河朔三镇。
这三镇位置险要，势力强大，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征收赋税，“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僚、甲丘、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不仅如此，他们拥兵自重，不但不听命于朝廷，而且试图挟持朝廷为其所用，嚣张到了目无君主国法的地步，还经常团结起来对付中央，给朝廷带来不少麻烦。
三镇确立，成为唐朝腹地出现藩镇割据的标志。
除河朔三镇外，势力强大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今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今河北沧州）等。他们仿效河北三镇，专横跋扈，割据称雄，不服中央，割据一方。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藩镇也纷纷效尤，“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不听中央调遣。内地遍设节度使，使唐王朝形成了“方镇相望于内地”的景象。
藩镇割据的后果，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正如《新唐书？兵志》所记：“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中央在财政、军力、甚至人事任免方面等方面的权力都被剥夺，逐渐失去对藩镇的控制。
此外，藩镇之间有时为扩张自身势力，侵占邻近藩镇的土地，相互攻占讨伐，有时联合起来串通一气，制造事端，对抗中央，“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弄的整个帝国满目疮痍，人口锐减，民不聊生，萧条冷清。不仅如此，藩镇终日厉兵秣马，“完城繕甲，略无宁日”，在军事实力上完全可以与中央分庭抗礼。
而尤为重要的是，唐中央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从平定安史之乱的763年到唐宪宗即位的805年之间的42年间，是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发展、壮大并日趋稳固的黄金时期。
这期间，中央和藩镇、藩镇和藩镇之间连年发生战乱，军费开支巨大，经济生产遭到沉重破坏，人口急剧减少。藩镇极少上缴贡赋，“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直接威胁中央财政。尤其是河朔三镇，“户版不籍于天府，赋税不入于朝廷”，朝廷也无可奈何。据元和二年（807）宰相李吉甫撰的《元和国计簿》载：当时，一向作为唐朝统治中心的北方，有15道、71州为藩镇所占据，中央赋税只能从南方8道、49州中收征，缴纳赋税的税户仅相当于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军饷则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唐廷的困境可见一斑。
更令唐中央政府所不能忍受的是，藩镇节度使的职位往往是老子死了儿子继承，或由部下拥立（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而唐朝皇帝只能干瞪眼看着，最后等结果出来，走个形式任命新节度使，才算完事。就算皇帝看节度使一万个不顺眼，也只能承认，不能更改（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朝廷越姑息，方镇越狂妄，稍不顺意就与朝廷兵戈相见。
按照法度，本来唐朝皇帝每到节度使更换之机，就应当派宦官去当地考察实情，推荐委任人选。也就是说，委任人选应当由皇帝推荐，将来的节度使也应当在我皇帝的掌握之中。 但事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宦官拿着皇帝的手谕来到地方，三顿酒一喝，就分不清南北了。藩镇先是贿赂，如果碰上视金钱如粪土的钦差。那就只好用刀子，也不是真拿刀给你放血就是吓唬吓唬，直到把你折腾得尿裤子，只要你心理崩溃下面一切就好办了。节度使就顺势推出自己的人选继任，使中央的命令根本无法执行。例如，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任命的仅有4人，其余均是因世袭或由牙兵拥立。藩镇嚣张之势，可见一斑。唐廷几乎成为藩镇的傀儡政权。
藩镇对中央旨令爱听不听，钦差大臣爱见不见。朝廷赋税征收不上，军队调动不灵，官吏任命不受，国力日益削弱。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中央集权日益瓦解，唐帝国已接近名存实亡。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逐渐形成。
藩镇割据，使国家的统一遭到极大威胁，甚至连儒家思想也遭受极大冲击，民众中已经产生“太子宁有种耶，当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思想。这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藩镇对中央政权的连番挑衅，令唐朝皇帝很是难堪，羞恨愤怒，却又不敢公开与之叫板。八年安史之乱，曾经的开元盛世风云散尽。唐玄宗没能完成平定战乱的重任而含恨辞世。因为敌人过于强大，继位的唐肃宗也一味退让，“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只图天下无事，四处设立藩镇以期望起到“以藩制藩”的目的。最后却落得个饮鸩止渴，自掘坟墓的下场。
之后的唐代宗登位伊始，以“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打算以武力削藩，其即位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委任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讨伐安史部将，终于在763年彻底平定叛乱，完成了先皇的未竟遗愿。
只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经济萧条，人心涣散。边境党项、吐蕃等民族乘机入侵，投降的节度使也反复无常，降而复叛，叛了又降，让唐代宗焦头烂额。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再也无力行动，只能一味姑息，一再隐忍。可以说，从安史之乱平定的763年至780年唐德宗即位，藩镇割据得到了长足发展。
安史之乱发生时，唐德宗李适仅十四岁，幼年时的奢华生活骤然转为逃亡流离，使他对藩镇之害有了切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他还曾被父皇唐代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讨伐安史叛军。这些都为他日后削藩准备了条件。
德宗本人颇有雄心壮志，即位后把自己的第一个年号称为“建中”，意为重建大唐中兴，再现盛世辉煌。自780年即位后，他便致力于武力削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