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派覆灭记
宫中终于有人开始行动。这些人是先帝身边的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议未能成功后，他们已经身处局外了一段时间。作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舒王李谊的，可目前的种种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显然对他们很不利。
这种不利至少表现在两处，一是李忠言与牛昭容得以侍从新帝后，竟与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宫中内侍之间产生龃龉本就是俱文珍等不愿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说是严重对立了。其他内官们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却每次都与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机会接近皇上，一时倒也无计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采取的不少措施让他们反感，俱氏是十几天前才听说宫中有些宦官们被减少薪俸的，开始他还未在意，当有人告诉说这是王叔文的主意时，俱文珍才一下反应过来。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带“翰林院使”的身份来到翰林学士院，与郑絪、卫次公等秘密地见了面。回宫后立即召来薛、刘及几位神策军首领再次商讨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和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来到皇上的养病的寝殿，位于东内大明宫之西的金銮殿。几个人一起跪在顺宗的榻前。顺宗皇帝睁着茫然的眼睛望着他们。郑絪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到顺宗的面前。
纸条上只有四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盯着这张纸条，忽然点了点头。
俱文珍等人盼望的就是这个，齐齐叩首，口呼“万岁”！李忠言望着这一切，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王叔文还不知道这件事，就连王伾也蒙在鼓里，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宦官李忠言根本来不及向他们通报消息。这一行动从计划到实施实在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郑絪草制的册太子诏就予以宣达，王叔文和王伾都十分茫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过了一天，王伾终于有了消息，但也十分模糊，因为侍疾皇上的已经不仅仅是李忠言和牛昭容，有时俱文珍等仗着是先朝旧人．也来指手画脚，所以在联络上变得很不方便。
王叔文气得顿脚，连连说：“天命一出，如何再改？！误大事矣！误大事矣！”王叔文作为跟随皇上近二十年的老臣，太了解皇上的长子广陵王了。这位皇子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对自己的决定常常执著得近于偏激，将来绝不是一个能轻易相处的天子。
王伾不作声，他也觉得如果宫里情况发生变化，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二十八日，叔文已连续两天没见到韦执谊，从柳宗元、刘禹锡处传来的消息说，目前朝中情形很不正常，不少人暗怀着一股气，都有早册太子之意。叔文听了更是着急，立即动身去寻韦执谊，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赶紧拿出对策。
中午，王叔文直奔中书门下的政事堂。他知道此时正是宰相会食的时间，韦执谊肯定在那里。走到门口，一位省中的值事正在值勤。王叔文命他速去通报，有要事与韦相商议。
王叔文一见韦执谊，就把他拉进侧阁中。
三位宰相只好放下筷子等着韦执谊。时间过了许久，还不见韦执谊出来，三人都觉得过分了。这时，有人来报：“王学士索饭，韦相已与之在阁中同食。”
杜、高两人不语，操箸续食。郑珣瑜想区区一个待诏出身的人如此猖狂，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一拍几案，大声道：“我郑珣瑜岂可再居此位，作此伴食副相！”说完站起身来大步而出，对家人叫到：“备马回府！”
回到家中，更是越想越气，干脆称病不起。郑珣瑜归卧不出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朝中，也传到了俱文珍的耳里。文珍与薛、刘等人一合计，都认为事不可缓，太子须尽早正式册立，天子之侧不正常的局面也应该立即结束。未来的太子广陵王本人也很着急，接连派小黄门吐突承璀来见俱文珍，意思很明确：无论如何也要赶快行动。
俱文珍想，你说的倒容易！皇上虽沉疴不愈，但终究是一朝天子，轻易如何动得？再说如果单是朝中百官倡议，也不见得有效果。此事最好有外镇节将配合。于是他们最终锁定了三个人：一是同他俩都有点交情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是曾为窦文场养子的河东节度使严绶，另外一位也是同他们往来甚密的裴均。
四月初六，革新派不愿意看见的一幕还是如期上演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正式册立广陵王李淳为太子。王叔文和他的同党们那一刻都沮丧地闭上了眼睛，世界陷入黑暗。在这两个集团的较量中，顺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皇太子一边。这种情况说明，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也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王叔文和王伾这两位顺宗新提拔的翰林学士，由于他们的反对态度，就完全被排除在立储一事之外，表明顺宗已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败端也就由此出现了。
二王刘柳决定实施最后的绝地反击，准备一举谋夺宦官兵权。先是德宗时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终唐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这是宦官左右朝政的根本。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又派韩泰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帅神策军，为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
但王叔文不放心。这是最后的孤注一掷，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单靠范希朝的同情和支持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成就一番大事业，说白了，就是解决宦官和藩镇，恢复帝国和天子的荣耀。当今天子顺宗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的抱负和理想眼看着就要一步步走向成功，但是，顺宗的病却是日甚一日，已经不足以依恃。假如没有兵权，那么他们永远就只是刀俎之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一切努力都将化作泡影。
第二天，王叔文找到了王伾：“夺兵一事，尚有遗漏。”
王伾大惊：“王公，此事经众人商量，莫非还有什么不妥？再说诏旨已宣，范仆射刻日即将赴任--”
王叔文说，“单以范氏为靠，绝非良策，可想法以韩安平（韩泰）为行军司马，随之入镇，并伺机代之。”
韩泰是很有干才的一个人，他的谋略经常让王伾感到其并不在王叔文和刘、柳之下；另一方面，他的官资也较高，在此非常时期，也只有他才能当此夺军重任。不过，王伾还是想到了一点，谁都知道韩泰是新进者中的一员，是己方的死党，在这种情形下，是否会弄巧成拙？但王伾没有把他的顾虑说出来。于是二人立即分头进行，王叔文该做的便是悄悄地会见了韩泰。两天后的五月初六，便有诏书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行军司马。王叔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着妙棋，其实布下的是烂局。
五月十一日，王党分子、饱学多识的《春秋》学者陆质被任命为太子侍读，这是韦执谊的意思，本来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入宫窥伺新册太子的动向，又能从某种方面争取这位未来天子的同情和支持，王叔文当然很赞同。不过，韦执谊也还有点私心，在他的感觉里，王叔文或许已经不能作为永久的依靠了，因为大多数人都开始表示明确的反对。在政治上，打击敌人的一个有效武器就是攻击对方朋党比周，韦执谊也不能把自己划进那种结党营私的印象中去，那更是为时代的正统观念所不容的事。韦执谊是个从“正道”上来的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反对早立太子，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就没有为王叔文所动反对册立，韦执谊早已经渐渐地认识到，自己与王叔文之辈也许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因此，他更需要太子的理解。
就这样陆质来到东宫报到。陆质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但却不是一个精于世故的政治家，他不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手段。所以当他刚刚开口说了两句，就被太子义正辞严地顶回。
太子道：“陛下是令先生为寡人讲解经义的，谈其他事干什么？！请先生不要再说了。”
陆质被一闷棍打得噤默而退，回来告诉王叔文。王叔文内心深处陷入巨大地惶恐，他还没来得及抚平内心的不安，结果又等来了一纸诏书。这是一封调令，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度支盐铁副使依旧，但削去翰林学士一职。
事到这步二王心里都已清楚，皇帝已不再是他们的皇帝，而成了俱文珍的皇帝了。政敌们并且还拥有太子，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敌方已牢牢地占据了主动。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
王叔文决定使出最后的王牌，韩泰！
这时候韩泰已随范希朝赶到了设在奉天的“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府”。
韩泰很清楚自己身上担负着一种什么样的使命，他也知道这是维持新政的决定性之战和挽救失败的最后一招，绝对容不得有半点的差池。韩泰信奉实干，讲究谋略，他的好友柳宗元对他的评价是“厉庄端毅，高朗振迈”，确实颇能反映出他的为人。韩泰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年轻的热情决定了他有着一种对挚友同志的强烈感情和建功立业的豪迈决心，他坚信自己不会辜负凝聚在他背后的殷切希望。
刚至奉天，韩泰立即就开始了行动，首先是四传命令，召集诸镇军将听宣圣旨，接受新使范希朝指挥。接下来韩泰所要进行的便是从架空范希朝入手，一步步地掌握兵权，最终彻底接管这一重要的军事力量。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使用他本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决定了他们的最后一击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个重大失误就是：韩泰的身份！
虽然京西诸镇在性质上讲是地方驻防系统，但实际是都直接归神策军最高首领--左右中尉--的节度，他们与禁中宦官们的关系不待而言。本朝军事力量的情况与以往自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军队的掌握常常是以一种非正统的政治手段维系，或以家族，或以师生，或以上下属等等，这种传统渊源关系一旦建立，其力量甚至强于天下公义和道统信念。这种现象在本朝有两种反映，一是地方世袭强镇，二是先帝德宗时酿下的苦果：宦官典掌中央神策禁军系统。京西将领们与禁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数年之久，已经近乎于牢固不破。他们一见到范希朝的行军司马是韩泰，都不约而同地恍然大悟，这是王叔文的人！从这个事实推开去，结论就昭然若揭了：范希朝两人来者不善。
这是重要的情况！一封封书信从京西各镇飞驰京师。
俱文珍等人开始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京西将领们的来信时，如梦方醒：“如让其谋得成，吾辈必死无葬身之地矣！”
俱文珍对京西来使说道：“速速归告诸将，切勿交出部队！”
韩泰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等待着行营将领们前来报到，他乐观地认为，一切应该都需要时间。对此，怀着异心的将领们也抱着同样的心情，他们也在耐心等待着京中的指示。于是，奉天很平静，一切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战机就这样一天天地失去。要是韩泰能够料到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他是绝不会这样守株待兔的。
可京中的王叔文已感到不能再等了，朝中的情形已经一天坏似一天，尤其让他恼怒和辛酸的是，韦执谊，他们所依赖的宰相、新政的支柱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代表，已正式倒戈易帜。尽管他还没有立即反戈一击，但这已足使王叔文震撼不已。
王叔文早先的预感是正确的，韦执谊从根本上就不是同道者。王叔文反思过去，越发清楚地觉得当初的选择本就是一种无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南方的寒族，如果不去寻求一种依托，将终究无所施计。成功需要妥协，但这一代价太大了。
王、韦交恶的深层原因是“势”的变化，绝非是由一两个偶然因素所引起，不过，“羊士谔事件”是使其最终表面化的导火索。
宣歙节度府巡官羊士谔是进士出身，严格说来，他与王叔文的老友吕温还是同门，关系一向不错。不过此人性情浮躁，好出风头，在这一点上也有点像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窦群，喜欢见风使舵，博取时誉。他五月份出差来京，听说王叔文等人正招致了大多数人，当然是和他同类的那些正统朝官的不满，眼见有利可图，再加上一时冲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指出王叔文的种种不是，轰动了京城。
王叔文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许这么个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严何在？王叔文决心杀一儆百，遂请韦执谊出诏命将之斩首，但是韦执谊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韦执谊还是不同意，王叔文心中积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刘禹锡、柳宗元都是出自韦执谊的提拔，也不好对此妄加评说，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郁。六月二日，韦执谊将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算是作了一点妥协，但是人们都已清楚，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这对反对派来说，是莫大的喜讯。
考验接踵而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趁朝廷换皇帝的当口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并威胁王叔文说，如果不准，必将报复。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藩镇拥兵自重，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向中央政府开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要求，并准备杀死刘辟，刘辟腿快逃走。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竟然上书要求身体不好的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朝内外反改革势力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俱文珍当然不能让剑南一道独撑局面，那样的话，声势就太小了，也有点弄虚作假的味道。让他欣慰的是，太原严绶处的监军李辅光已有消息表明，河东节度使严绶亦将出面。另外，荊南节度使裴均是自己的旧识，当年都在窦文场门下出入，自也不会不给面子。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被韦执谊拒绝。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日后清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尽孝，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王伾慌了，走马灯似的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伾大恐，火急攻心，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时间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确，目前已到了解决宫中不正常局面的时间。俱文珍等人一合计，现在是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军在手，王党又失势无靠；太子英明睿智，足为依持，可以下决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宫中的人发觉，往常侍疾皇上的内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有人说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后来，皇上的宠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踪迹，人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只是发现宫中的一个旁殿被禁闭起来，任何人都不得入内。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引起什么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人奉诏入宫。在太极殿侧阁，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着他们，在座的还有一位东宫的内侍西门珍。俱文珍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
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发下。百官在东朝堂朝见太子，太子哭着宣布：因圣上未康，寡人权监国是而已，就不答百宫的拜贺了。群臣无不感泣。
七月二十九日，在麟德殿西亭，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但太子的重点显然不尽在此，他整个一天的其他时间里都与他的可靠支持者们，也就是先帝德宗身边的旧人、掌握中央神策禁军的宦官们秘密会商，策划着下一步，也是决定性一步的具体措施。让太子感到欣慰的是，所有皇上身边的内侍都一致认为：皇上的身体己不能支持，皇上本人也早已“厌倦万机”；他们还说，朝中百官从国家社稷出发，也已经纷纷表示，假如皇上引退，似乎更有利于帝国结束目前不正常的现状。
八月初二，太子监国两天后的这天夜里，太子和他的亲信东宫内侍西门珍、吐突承璀几乎是一夜不寐。第二天，二位东宫内侍又与俱文珍在内侍省会晤了半日，当天中午，翰林学士们再一次被召入宫，在皇上的寝殿太极殿接受了俱文珍宣布的皇帝诏命。八月初四，发下了皇上的禅位诏。第二天，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了只坐了七个月的皇帝宝座．坐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兴庆宫位于长安东郭，是本朝的玄宗皇帝所置，因在大明宫及皇城中的太极宫之南，又称南内。还未等到新君登基，初六这天即有制命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两地分别距京城一千四百六十里和二千七百四十八里，正应了那句歌词，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正式即位，是为唐宪宗。新帝诏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当天，因为朝议认为对王党成员处罚太轻，新帝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王党的八位成员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司马”在本朝是州府的属官，二万户以上的州，司马的官阶也只有从六品上。
新帝宪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诏宣布“太上皇旧疾衍和”。公布太上皇病情，这是本朝历史上罕见的事，颇让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驾崩了，年四十六岁。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来说，本朝贬官在三五年之后可以“量移”，即予以调升或改善境遇。但这一年发布了诏令：此后即使有国家大赦，王叔文之党也不在量移之限。
时间能冲淡世上的一切，但无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忧郁悲凉和不甘的煎熬中度过，写有“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的诗句，表明自己的高洁情操。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柳宗元反复申剖事件的真相，为自己的无辜获罪而辩白，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引。感伤激愤，溢于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诏征“八司马”中仍在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入京，但不久又相继被排挤出京，柳宗元于该年三月份外出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殁。
刘禹锡行至江陵，再贬为朗州司马，也在贬所度过了近十年的谪贬生活。刘禹锡在此十年中，写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讽喻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元和十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齐奉召回京，旋又以诗歌讥讽执政而外放连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从和州奉诏回洛阳，方才结束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此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在洛阳、长安、苏州、汝州、同州任职。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闲职，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刘禹锡幸得高寿，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禹锡晚年精华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刘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
为顺宗即位立下大功的凌准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于任所连州的一个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写了首《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哀悼他的亡故，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
陈谏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后被贬为台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刘等一同人京，又一同被逐，先后为封州、通州刺史，死于通州。
贬为饶州司马的韩晔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为汀州刺史，又转为永州刺史。因为韩氏一族累世卿相，韩晔又与曾受叔文排挤的韩皋为表兄弟，因而朝中为之斡旋的人颇多，后来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详。
韩泰受谤较刘、柳为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与王党政见不合的韩愈还曾经举韩泰自代袁州刺史。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从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后又任吴兴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迁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为要好且有亲戚关系的刘禹锡对他的境况颇有叹羡之意。卒年不详，大约在禹锡之前。
程异是“八司马”中惟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盐铁使李巽的推荐被录用，擢升侍御史，后来一直从事财赋工作。程异以他对财政事务的精明才能得到宪宗皇帝的认可，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为宰相，一年后去世。
王叔文最早认识的两个人吕温和李景俭因为这八个月期间不在长安，受牵连较少。吕温出使吐蕃将近一年，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于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韩都是陆质的学生，传其《春秋》之学，为人极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未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在他们看来，如果吕温在场，结果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他死后，刘禹锡在《哭吕衡州诗》中还为此怅然不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柳宗元更对他的早死悲痛欲绝，他在祭文中写道：“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俭也因服母丧不克与事。他与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怀怨望的窦群是同门，后来受窦群提拔出任监察御史，结果又因窦群获罪连累被贬。李景俭参加了后来讨伐淮西的战斗：于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怀往事，心情忧郁，终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