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住院了，老哥的电话不断。
在电话里，老哥说，你别着急，我那时住院，情况和你一样。高烧、浑身出现紫癍，血小板降低，以为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其实就是病毒感冒。你的血小板不是已经上升了吗？上升就好，就说明问题不大。
老哥说，你怎么样了，好多了吧？别着急出院，既然来了，就好好查一查，查了，就放心了。
这院一住就是十天，老哥几乎天天来电话。
等到出院了，他的电话依然跟着。
早晨六点多一点，他打我的手机，说，我今天去双阳开会，你也跟着去吧，那里新开发了一个亚洲最大的温泉，泡一泡，去去病气。
心里很感动。
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吉林科技报》当编务，受编辑部委托，往九台送订阅报纸的单子。是春寒料峭的日子，我一个人行走在早春二月依然结冰的路上。在九台火车站，看见一个长长的书摊，书摊上杂志齐全，尤其是诗歌刊物，几乎一样不差。由于爱诗，便在摊前驻足，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美丽的诗行。书摊后边的那个汉子，就是老哥，他看我对诗歌如此痴迷，便笑着说，喜欢看，拿去吧，随便拿。
怎么能拿呢？
不好意思地笑笑，算是对他慷慨的感激。
有了这样温暖的开端，两个人便聊了起来，谁知越聊越投机，竟有相见恨晚之感。天近中午，老哥不让我走，让我给他看摊子，他一溜小跑地去了大市场。不一会儿，又折回来，怀里抱着一瓶酒，手里捧着一只红彤彤、油汪汪的烧鸡，笑呵呵地放在我面前。
那个中午，我们都醉了。
那以后，老哥的家几乎成了我的“行营”，有事没事就往九台跑。那时，老哥还吸烟，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稻田埂上，一边吸烟，一边看落日。他总说，我们要是两个稻草人就好了。我不明白此话的意思。他又说，如果是稻草人，就什么都不用想了。说话间，一只麻雀从远处飞来，落在稻田里稻草人的手臂上，夕阳把它们的影子又投在稻穗上，风吹来，影子一歪一歪的，迷茫而又忧伤。
晚上，我们坐在炕头喝酒，吃老娘炒的圆葱和土豆片。那时，他家二哥正在市场卖酒，我们就趁二哥不注意，偷二哥的酒喝。用水舀子满满舀一舀子酒，然后往里兑一舀子凉水。我俩喝得很香。市场上的人都骂二哥，说他往酒里兑水，伤天害理坏良心。二哥很生气，回到家一桶一桶地检查，我和老哥不敢吱声，悄悄地溜出屋去，往别的朋友家“避难”去了。
那一年，九台电大的一个女生爱上了我，我们很快纠缠在一起。那时，我在长春已经有了恋人，只是家人不同意，我们的事情一直不明不白地拖着。我和那个女生的暧昧关系引起了老哥的注意，他把我找到僻静处谈话。他说话很直接，问我，你能为人家负责吗？我哑口无言。当天，我用自行车驮着那个女生去小南山，在向阴的山坡上，和她说明了情况，女生很惊愕，突然就哭了，疯了一样奔下山去。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听说，她去老哥家找过我，想要我的地址，被老哥委婉地回绝了。
老哥的老娘，也是我的老娘，对我很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会给我留一些，咸肉、果子、柿子、洋姑娘……有的时候都烂了，也不许老哥动。老哥谈过一次恋爱，对方家在外地，那女孩来看老哥，当天不能回去，就住在老哥家。老哥的屋里只有一铺炕，怎么住呢？老娘安排得好，女孩住炕头，老娘挨着她，挨着老娘的是我，炕梢是老哥，离女孩的距离最远。
那时年轻，加之喝酒，睡觉爱懵懂。睡到半夜，起来撒尿，撒完了，钻回被窝接着睡。睡到早晨，猛地睁开眼睛，才知道睡错了。原来在老娘的这边，起夜回来，睡到了老娘那边，老娘抱着我，一直到天亮。
我问老娘，要是老哥睡错了呢。
老娘笑了，张开没牙的嘴，说，给他打回去。
我也笑了。
那一年，老娘突然去世了，我事后才知道消息，心里难受得跟什么似的，情不自禁地去了九台老哥家。老哥的屋子里没了老娘，显得空荡荡的。老哥从柜盖上拿下来一包年糕，对我说，老娘给你留的。
我看那年糕，已经发霉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落下来。
也许和老哥熟悉了，像亲兄弟一样，所以，从未想过要写他，去年年末的时候，写了一个《龙卷风》，讲他小时候的事；今天，突发感慨，又写下这一段段的文字，即将放下笔的时候，我给老哥打电话，问他，老娘走多少年了？
他说，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我们又历经了多少欢乐和悲伤啊！
老哥叫黄秀林，笔名思宇，是一个寄居在都市里的“农民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