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妻子的外祖母去世后，我竟一次也没有梦到过她。她生前对我很好，处处对我表示关心，亦时时表达喜爱，使我感觉她就像我自己的亲外祖母一样。可我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梦到她呢？妻子常在梦里哭醒，醒来后便无限感伤而委屈地说：“我又梦见姥姥了。”
这让我的内心也很酸楚。
岳父岳母有三个女儿，妻子行二。她甫一出生，岳母便得了乳腺炎，东北俗称“闹****”，不能哺乳，便把她送到了外祖母那里。外祖母一个人在延边生活，彼时还身强力壮，带一个外孙女，应该是不吃力的。这一带就是十四年，直至妻子要上高中，才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时，外祖母的年纪也大了，被岳父岳母一并接来。
外祖母和妻子的感情近。
这是时间和命运的造化。
我见到外祖母的时候，她老人家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头的白发，大大的眼睛，微胖，嘴角总留着笑意。她是满人出身，父亲是清朝的一个统领，民国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旅长，负责珲春、汪清一带的保境、平匪、安民诸事宜。所以说，外祖母是很有些家教的，虽然是老人了，身上依然留有淑女气。
她十四岁出嫁，夫家是有名的大户。可惜，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因为她的丈夫一直在外求学，并参加了革命，而且“婚姻自由”，和自己的同学早已订下盟好，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大了，是孝义的表现，说小了，便是应景文章。
所以，外祖母一生未育，没有儿女。
岳母，是外祖母夫家做主，过继过来的。
我和妻子结婚一年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外祖母坚持着要来家住一阵，说是要享一享外孙女的福，实际上是想帮我们带孩子。那时，妻子工作的单位远，我除了本职工作，又在外边兼了一份工，日子皱巴巴的，没一下能打到鼓点上。
妻子年纪小，又新做了母亲，孩子哭闹，她便无策，时不时地和我发脾气。每一次她发完脾气，外祖母总会在她出去的时候，小声地安慰我。
她说：“你不能和她真生气，气坏自己的身子是大事。”
她也说：“是我不好，把她惯坏了。”
她还说：“她不讲道理，可你是一个明理的人。”
我想，她背后一定也劝慰妻子吧，就算最无奈的时候（妻子有时也和她发脾气——这在妻子，是一种撒娇的方式），她也会笑着面对这一切，但眼睛里的忧郁是明显的。
我害怕见到她这样的眼神。
我和妻子结婚几年后，妻子的妹妹也结婚了，家里住房条件差，外祖母的安置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妻子和大姐都提出让外祖母和自己一起生活，这遭到了岳父和外祖母的极力反对。岳父的反对是出于自尊心——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女养活自己的岳母；外祖母的反对是出于对妻子的心疼——去大姐家，怕妻子伤心；到我家来，明显地不现实，一室的房子，十几平米，暂住可以，长居是艰涩而困难的。
于是，外祖母自己做主，回延边了。
当然，以她的年纪，自己挑门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思来想去，她把自己交给了福利院。福利院在延吉的市郊，旁边是光荣院，背后是一道长长的大梁。
为了能时常了解外祖母的状况，我找单位的领导商量，把延边划成了我的分管片儿——那时，我在杂志社工作，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到包片儿的地区去跑发行。领导知道我的苦衷，欣然应允。这样，春四月、秋八月，我都能去延吉，忙完工作后，到福利院陪外祖母住两天。
我来，外祖母当然高兴至极。她到福利院外边的食杂店买牛板筋，买火腿肠，买牛肉丝，买小咸菜，买白酒，然后，坐在一边看着我吃喝。我喝酒，她劝我少喝；我不喝了，她又急得什么似的，抓住酒瓶给我倒，生怕我喝不好。
她会问妻子的情况。
我一一作答。
她也问孩子。
我便向她描述儿子的样子。
听得高兴了，她会笑，十分开心的样子，一口的假牙都露出来；听得不好了，就皱起眉头，嘴巴紧紧地闭起来。
见面总是快乐的。
最怕的是分别。
每次我走的时候，外祖母都会送我出大门，走了一程又一程，直至郊线汽车从后边一辆一辆地赶过来。
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是秋天。这一次她只送我到大门口，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仿佛要把它刻下来似的。
她说：“你再不会来了。”
我笑了，说：“哪会。”
我走出很远，她还站在那里，扯起大襟擦眼泪。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就是那一年的冬天，外祖母走了，听到她的死讯，我才恍然明白她最后说给我那一句话的意思。我和妻子要去奔丧，可是福利院来电话，说，外祖母的意思，人已经炼了，不留骨灰。
“你再不会来了。”
就算现在，夜深人静了，想起这句话，泪水也会止不住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