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戴安娜的做法并没有错误，她能够在公众面前获得其他王室成员从未获得的成功，这说明了她与王室所规定的那套做法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她对王室的种种“不适应”，以及“蔑视”王室规矩的举止言谈，不仅使王室成员“大失所望”，就连一些在宫廷服务的工作人员也议论纷纷。除非她能够认同王室的一切，否则孤立和遭到指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她叛逆的性格，她决不会违心地顺从王室的清规。
对戴安娜的脾气和个性失望最大的人非查尔斯莫属，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和王子的关系已达到无可调和的状态。戴安娜不得不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宫廷中，所有的一切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可谓身不由己。戴安娜犹如笼中的“金丝雀”一样，高贵，但缺少自由。而在宫廷之外，她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尤其在衣着打扮和发式上，她几乎牵动着全世界所有爱美的年轻女士们的神经。仿佛戴安娜就是时尚、就是潮流。
戴安娜的种种举措，越来越与王室的种种规矩格格不入。在以保守闻名的英国王室中，她眼里最为普通正常的行为，也得不到理解。比如，在她的孩子参加体育比赛时，她也会像普通的母亲一样，光着脚冲向终点；她亲自到服装店里为孩子挑选衣服。她让孩子接受一种王室从来没有过的教育方式，目的是想使孩子真正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所有这一切，都与王室的传统和规矩背道而驰。王妃怎么能和普通人一样呢？王室不理解，更不能容忍。王室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叛逆性格突出的王妃，而向往自由的戴安娜，自然也无法接受王室的种种戒条。当这些戒条在戴安娜身上最终失去效用时，她自然会离开对她来说是“冷宫”式的宫廷。
戴安娜的叛逆性格在宫廷中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饰。戴安娜早就“破除”了宫廷对于女性成员着装的不成文的规定。她的服饰五颜六色，式样多种多样，从鞋子提包到帽子服装，从头到脚，都独具特色。从服装样式上看，王室的各种规矩已被她彻底抛弃，她不仅有雍容华贵的礼服，也有许多新颖别致的服装，一些王室女性成员不敢或不能问津的性感服装，戴安娜也来者不拒，身着三点式的各种照片已屡见不鲜。戴安娜着装上的开放性，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叛逆性格，这已不是英国王室王妃形象了。尤其是那些大胆、暴露的服装，显然不是英国王室成员所能接受的。在戴安娜的服装中，类似的服装绝不止一件两件。她在以自己的叛逆性格、以叛逆的实际行动向传统发出了挑战，向王室发出了挑战。戴安娜在穿着上展示了自己的柔美，同时也反映了自己的叛逆个性。在选择实现自我和女性天性时，戴安娜把王室的约束置之度外。在权利和义务上，她也是最终选择了自我，叛逆的个性，使她与王室走得越来越远。
1996年2月28日，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正式离婚。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婚礼，以巨大轰动效应的离婚而告终。离婚后的戴安娜依然是那么迷人，魅力不减当年，媒体效应丝毫未减，各种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戴安娜离开了宫廷，实现自我价值，可以自由地支配自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中。离婚前，戴安娜不仅是“国际服装大使”，更是一位出名的“亲善大使”，曾在100多家慈善机构兼职，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达13年之久。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过她的足迹。
1989年，戴安娜访问美国期间，在一家医院，将一名年仅7岁的爱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离婚后，她代表国际红十字会来到饱受战争折磨的安哥拉，步行深入到已有7万人死于地雷的地区慰问。戴安娜的这一勇敢行为再次引起轰动，得到了各方面的褒奖，无怪乎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她为当年度******候选人。以上种种所为哪能是王室王妃所为？而且更不是那些保守的王室王妃所能做到的。
假如说，戴安娜的叛逆表现在他同王室的公然决裂上的话，那么她那特有的女性柔美，则集中表现在她的爱心、善良等方面。她始终以美丽、真诚的微笑面对公众，把自己的爱心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戴安娜曾帮助过一位身患绝症的女孩。一次，女孩和母亲到医院体检时，母亲忘记带内衣。戴安娜马上将自己的内衣借给这位母亲，并吩咐人把这位母亲换下来的衣服带回她的住处洗涤。1997年，她把自己79套豪华晚装拍卖，所得32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抗爱滋病协会和抗癌协会。类似行动，不胜枚举，如此人称戴安娜是“人民王妃”应是她成功的体现。从“叛逆王妃”到“人民王妃”，看似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内涵非常深刻的问题；人民是人民，王室是王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称呼的转变从侧面反应了戴安娜的性格。
戴安娜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她自己也左右不了的。美貌的戴安娜还和年轻时候一样，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与异性交往麻烦太多，当戴安娜和亿万富翁的儿子多迪·法耶兹相恋后，一些以搜集花边新闻、名人绯闻的记者们对这对恋人围追堵截，戴安娜几乎是走投无路，插翅难逃。
1997年8月31日，为躲避这些记者们的骚扰，戴安娜和多迪的汽车高速行驶，结果发生车祸，戴安娜不幸身亡。
戴安娜由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王室王妃。但叛逆的个性注定她不是王室合格的王妃，而是人民王妃，也是叛逆的个性让她过早地走完了人生之旅。但她的一生是惊世的，可以这么说，她的一生是伟大而又完满的一生。
5.“怪人”并不怪，实话绝不顾情面
一提起辜鸿铭，人们的脑海里总是想到这样一个形象：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在五四新文化的氛围里拖着一条大辫子，穿着长袍马褂走在路上的人。辜鸿铭一直是中学课本里“保守”、“反对新文化”等名词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他学贯中西，有自己的想法，并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正是他性格叛逆、坚持的一面。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文化界、教育界最活跃的一块领地，中西方的各种学术在这里都异常活跃，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他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兼容并包”，来者不拒。当时各路人马纷至沓来，有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派人物执教，也有坚守中国国粹的复古主义，如刘师培、辜鸿铭等人。
而当时的情况，无疑是新派力量占据上风，而辜鸿铭不为所惧，依然故我，即使群起而攻之也岿然不动，与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他反叛的性格贯穿其中。
辜鸿铭以他的怪癖成为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轰动京城的一位争议极大的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对于西方世界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1856年，辜鸿铭出生在槟榔屿的一个贫苦的华侨家庭。在他八九岁时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后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那一年他二十三岁。之后，他陆续去过德、法、意、奥进修，获得过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达13种之多，在众多博学多才的中国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他对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已达到很深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更是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他在东交民巷的六民饭店作英文讲演，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凭票入场，每张门票售价二元，打破以前学者演讲无卖票之说的旧习俗。辜鸿铭的演讲在北京的外国人很多都到场了，座无虚席。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他在讲授英国诗时，所举诗人的作品，脱口而出，不加思索，与诗集对照，分毫不差。对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令很多人，包括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差地当众背出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证明他确是具有非凡的才华。
在课堂上，他挥洒自如，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充满了幽默诙谐，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中文来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来回答中文问题，中间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阅历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议论之锋锐令所有人瞠目结舌。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他又是怪诞的，提起辜鸿铭，首先想到的是在民国以后他的那根在北平知识界堪称一绝的辫子。在民国时代，他坚持保皇。在北大校园里，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穿双脸鞋。这样的打扮讲授英国文学总不免滑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另类的，前卫的，更是让人佩服的。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里，看见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这位英国人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被英国人蔑视为“pigtail”（猪尾巴）的老头是什么人？
辜鸿铭就与他交谈起来，听说他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他交谈。这位教授颇为尴尬，因为他实在回答不上，辜鸿铭感叹道：“连拉丁文都说不出来，怎么去教英国文学？”不顾这位教授的情面，拂袖而去。
他的种种观点与当时提畅的新文化背道而驰，所以一向被人认为“怪”。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所认同的纳妾的主张，直问他，既然你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辜鸿铭对她说：“尊敬的夫人，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没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
他曾经说过蔡元培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做幕僚之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因此，他说在中国只有他们两个堪称表率。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中度过的。大家认可的，他要反对；大家喜欢的，他不喜欢；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不屑的，他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成为他的快乐和骄傲。
慈禧过寿，万民共祝，他却公开指责“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他有着自己鲜明的善恶标准，但他又是彻彻底底的保皇党，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堪称表率”。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政府垮台，清帝退位，他却留起小辫子，做了保皇党。张勋复辟后，他去张勋的外务部做了几天官，张勋倒台后，他继续与张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为张勋赠送过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天盖，残菊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五四运动期间，他和林琴南等复古派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
很多被人称为中国文化糟粕的东西，却被他大力赞赏。他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由“立”和“女”两个字组成的，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他的结论是要娶姨太太。他公开赞美小脚，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提小脚，灵感就来了。而这些在当时都是要剔出的封建糟粕思想，辜鸿铭一一为之维护，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是辜疯子。
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怪诞，他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谈资，他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但这只是他的表面现象。
面对清末民国许多人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甚至崇洋媚外，辜鸿铭非常气愤，他只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崇尚中国文化，力斥西方文化：“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又精深”。
还说：
“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
因此，辜鸿铭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崇洋媚外思想的反驳。他翻译出去的《中庸》、《论语》和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又译《春秋大义》），在国外有很大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可以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他的反叛首先新文化运动过分否定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他的反叛更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他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是让人敬佩的，敢于坚持新派学者们所鄙夷的东西，又是有极大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