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过去一千年，是今天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如何兴办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衡量大学的素质，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系统的关注开始于1980年代的前半期。那时候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我的认识，还受益于过去这些年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几个研究型大学中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它们的教学研究活动、体制细节、程序合理与否、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所进行的细心观察。
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到服务机构，有关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里，很早就有了高等教育机构。古希腊有柏拉图执教的“学院”。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都不是今天“大学”的直接来源。今天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末。公元11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Bologna出现。今天，Bologna大学还在那儿开着呢，有将近六万学生，国际上有影响的高等教育会议时不时在那儿举行，就是大家对这位“爷爷大学”高度敬意的表示。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然后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中欧以及美国等地。
从大学在近代初期一出现直到今天，关于大学理念，没有停止过探讨和争论，其间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西方对此问题回应的主导思想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化的机构，目的是培养颇有学问的青年绅士。”
到工业革命全盛期，大学的理念有了相应变化。当时，德国伟大教育家洪堡强有力地争辩说，现代社会里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从事教育，它还必须从事研究。根据他的理念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学宣称，它是“所有现代大学之母”。当年，蔡元培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理念回到中国。当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同时也是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这就深受洪堡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国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三种大学的理念就提出来了。它指出，大学不单是教育、研究机构，还是服务机构，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美国是这种理念兴起的主要地方。不过当时也有对这种观念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就连哈佛商学院的创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里插一句，欧洲越古老的大学，对开办专业学院越不热中，像牛津和剑桥，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办商学院。牛津大学2000年创建沙依德商学院，许多教员对新学院很瞧不起，认为商业管理与牛津学术传统匹配不上。校方花了很多功夫，才平息了“造反”。商学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引来不少捐款，设立多个教席。不过，牛津校方至今还是不敢走得太快，他们虽然也开办了“大学发展办公室”，专职募捐，但是却把办公室塞进一条狭窄小街，旁边是卖烤羊肉串的小饭馆，真是难为了它！
当大学迅速扩张时，自己就发生分层了。绝大多数大学，可能一开始都想同时发挥三个功能。但是，只有很少的大学具有这样的资源和机会。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开始划分类型了。其中最惹人关注的，就是把知识创新、观念创新当作最根本的目标来追求。这类大学一般被称为“研究型大学”，它们在高等院校里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少，虽然它们的绝对数目在缓慢增长。
从师资、生源、课程，到硬件设施、财源乃至综合声誉，评鉴大学的标准是多元的、不断发展的。
当今世界几个高教发达国家对研究型大学使用的衡量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九条。
1、教员整体素质
教员整体素质由一些技术性指标和一些比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标组成。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一所大学里所有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这个指标从1960年代以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任教的入门证。
还有更复杂的指标来衡量大学教员素质。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然后是教学表现。即使是非常出色的教师，“教书”只是工作的三分之一，如果研究方面的表现不够出色，就不能在研究型大学里呆下去。
一个大学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教员，因为教员是大学的灵魂。国外比较像样的大学的正式推介资料里，比如说校史、手册、招生材料、网站等，最显要位置是给予该大学有名望的教授的。
2、学生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生源的优劣，对大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总的评价标准里所占分量远不是决定性的。他们更看重学生潜在的素质，看重学生将来能够成为知识创新者的那些蛛丝马迹，看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还有两项因素越来越重要：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比如说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是否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做过义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承诺；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3、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
常规科目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在课程的内容中，应该包括学科的最新进展。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目，不仅要看开出的课目数量，还要看教员有没有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那么即使开一百门课，在位于学术前沿的学者眼里，也是没有很多实质意义的。国外大学经常把课程表、上课的详细纲要送到校外去评估。如果你在上面没有列出相关学科过去十年、五年别人最重要的、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露馅了，那就说明你这个大学教师是个混混。
4、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
研究基金的多少肯定牵扯到钱，但它不是一般的钱的问题。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一所大学通过大范围、公开、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上大概处于什么位置。研究基金多，不仅仅意味着钱多，更表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很大一部分，由你这所大学的教员参与。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长时段的无形资产。
5、师生比例
假如一所大学里有教员一百人，学生一千至两千个人，这样的比例在正常范围内。假如师生比例达到一比五百，那就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适当指导。师生比例一比一，虽然对学生的指导关照无微不至，但成本太高。所以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配额师生比例时，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间寻求平衡。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如牛津、剑桥，有一类教员叫tutor，他们上的课叫tutorial，很像中国传统的私塾，一位大学教师只指导两三个学生，体现了学生能够受到直接辅导的古典教育传统。这样的教育，资源不足的大学开销不起。
6、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
大学的各种硬件设备，是指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以及学生宿舍、医疗室、饭厅、体育场地等等的建筑面积。衡量大学的硬件设备时，要作两项严格的区分：把花在学习和研究设备上的钱，与花在生活设施上的钱分开；把花在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里面”的钱（也就是买书买设备），与花在它们“外面”的钱（也就是楼房建筑）分开。
7、大学的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