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 2005年12月6日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创始人，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12月2日，中国工程院2009年当选院士中，邓中翰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真是非常有幸。我觉得不光是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机会，能够在清华大学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交流，更让我激动的是，我今天见到了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奖杯，而这样的奖杯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十几年之后再想到挑战杯，和联系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创新、责任、影响力和推动力，我突然发现，我想请主持人允许我可能要改变一下我准备好的发言，可能是以“挑战”两个字向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觉，挑战正是我们创新的动力，正是我们这些影响力和推动力来改变我们小到每一个同学、每一个人的决策，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勇于迎接挑战，勇于面对挑战，正是我们有责任感和有使命感的一种具体体现。所以，可能我要改换一下我的发言，我想从“挑战”这两个字来阐述一下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在我们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在我们终于能够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国家都在往前发展，取得巨大的成绩。
先跟各位同学讲一讲我当时获“挑战杯”的情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跟各位同学一样，在宿舍、教室、操场三点一线进行着每天的生活和学习。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把我多余的时间，当时不像今天大家可以做家教等工作，但是中国科大在合肥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就找了一个导师，跟他说，我希望能够做一些科研的工作。他并没有笑话我，我当时刚刚上三年级，我的老师认为一个学生，虽然他从来没有带过本科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许是他觉得很荒唐，他也没有评价，但是他就说，“那好吧，如果你真有兴趣，就把这样一些资料读完，读完再找我商量商量”。那时正好也接近冬天寒假的时候，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因为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跟我讲，拿过一堆没有介绍的英文文件。冬天我开始读这些文章，越读越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真是不知道，而且可能啃不下来。半个寒假过去，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不想回我的故乡，我想冬天干脆就留在我的校园里读这些书，最起码能够把英文学得更好一点，我就从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开始。
经过大概一个冬天之后，我读文件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想法。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老师认为非常尖端性的科研工作，刚刚学了量子力学、能级运算的方式，对宇宙射线在晶核里产生的缺陷进行计算分析。之后的三年级夏天我就投了第一篇文章，投在《中国科学通报》，也是国内非常好的科技杂志，像英国的《Nature》和美国的《Science》的杂志。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据说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能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没想到夏天过完之后我就得到《中国科学通报》录取这篇文章的通知书，对我来说是天大的惊喜，而对我的教授来说他觉得不可思议，短短的大概7、8个月的时间，从给我材料到把这些成果做出来，并且在中国他看来最重要的杂志发表文章，他觉得是一个奇迹。而之后获得挑战杯奖，这是从团中央的角度，肯定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业余时间能够自己找到挑战而去面临挑战，并且去克服困难的这样一种勇气，表彰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想我当时跟大家都一样，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也不知道毕业以后未来要做什么。更何况我的这些科研，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非常抽象的。所以，得了这个奖之后我开始想，也许我毕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学家，也许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更有用的人，也许我不是像今天这样每天、每个月等着我父母给我钱在学校里学习，而我可能会自己创造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那时我就奠定了一种人生的理想，也奠定了一种人生的方法，做任何事情要敢于面对这些挑战，要敢于把自己投入进去。
刚才看到这个奖，这正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国家的创新，每个人的责任感和整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推动力和影响力，来带动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源，那就是挑战。
我毕业之后，像在座的大家一样都准备托福、GRE，联系出国。在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物理系，当时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地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我觉得我是一个拿到国家挑战杯的一个留学人员，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可不能给中国学生抹黑，要替他们争光。每一次考试和学习的过程中，我特别紧张，特别有责任感。我的很多同学刚到美国就买车、旅游，还有很多人要联系新的学校，换学校等等。我当时心情非常沉重，非常希望能够在学习方面做得更好。可是伯克利拥有了18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物理系有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每天从走道进去就看到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挂在走道上，看着你微笑。那时可能心也是提得特别高，每天自学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做的科研等等，非常希望将来读物理学的博士，能够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一些科研，心里想着是不是将来也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能够为物理学作出巨大的贡献。从那个时候开始，和我以前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和在中学的时候，一种为了能够高考，能够顺利毕业自然的学习过程，突然转变成一个非常主动地去寻求挑战，而且肩负一种责任感。但是有的同学笑话我，“你可能把挑战杯跟团中央给你的表彰看得太重了，有这么多留学人员，在那里做得非常有成绩，你没必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多压力”。可是每次考试，我在班里总是希望能够考到第一。我记得在物理学12个小时的笔试和两个小时的考试中，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人员，我在40几个博士生当中考了第一。我当时非常兴奋，我觉得没有愧对这个挑战杯。
真是如果没有“挑战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知道给自己的每一个目标定什么样的度。刚刚我看到这个挑战杯才觉得，其实我不管是在念书的时候还是在未来这些工作中，都是有很多双眼睛看着我，总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好。但是可能这种压力对很多人来说是多余的，我当时作为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压力，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指明了方向，因为它给你找到了一种做事的准则，你一定要做出最好的工作。这种责任感和这种面临挑战的创新精神，带着我一年又一年在美国度过了很多留学的生涯。在伯克利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像摩尔定律、英特尔的创始人高顿·摩尔，也是我们系毕业的。每次去他捐献的会议室里开会，老是听半导体界的一些报道的时候，就想着半导体集成电路、硅谷的名字来源，我非常感兴趣。虽然我本科学的这些知识都是在物理这个领域，而我觉得在硅谷，要感受到硅谷在信息技术前沿的冲击，也许我应该转型。那时我就找到我的一个老师，现在也是中星微电子的董事，他在伯克利教了很多年书，没有接纳过物理系来的学生，跟我交流之后，发现我对电子学的工作一点都不了解，对我非常担忧。“你能不能够在转系的过程中做知识结构的调整？”我当时可能英文也不太好，说起来也比较直，我跟他讲，我获得了挑战杯，让他感觉我在大学时代就能够做一些跟我学习很超前的工作，并且能够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之后我就在他拟定的测试中，用一个学期考验，看我能不能行。那时我的导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不能辜负他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之后我就在学科上花了很多时间，我老师记得我每天8点钟到了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职工都没有到，我自己先冲上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学习，还像我在上大学一样。很多同学嘲笑我是半书呆子，不爱运动，学习花非常多的时间。后来我顺利地在第一学期把电子工程系的几门课都考了A，我的导师一下子完全接受我，我很快就顺利地从物理系转到电子工程系来攻读博士，同时把物理系的一些课学完获得了物理系的硕士。整个学习下来压力非常大。
挑战杯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是我擅长独立思考，不像在大学时代，同学们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同学们去哪儿旅游我也想去哪儿旅游。但是之后我觉得我很会独立思考我的一些选择。1995年，我去日本，当时我的导师跟我去了NEC的公司做报告，又开了一些会议。但是我发现回美的签证需要重签，就滞留在那里。当时我没有很多钱，在日本开销非常大，老师就说你只有等拿到签证才能再回到美国去进行这个学期的工作。我在那儿滞留了一个星期，又改变了我人生的很多选择。我在东京非常发达也非常富贵的地段银座经常走来走去。因为过去都是在象牙塔里，不管是本科还是伯克利念书，都是在校园的环境，校园是看不见这么多忙忙碌碌整天穿着西装，或者是在电脑、电话之间忙忙碌碌的这些人群。我第一次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天天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他们每天在忙碌什么，这个时候我就独立思考，也许在这里可以去富士山，可以去其他地方看一看，我就一直坐在街头，一待就待了好多个小时，我就在想他们都在忙什么，为什么我每天在学校里做我的事情，他们都在忙忙碌碌，在这个社会大的网络里面做什么。这一个星期思考来、思考去，对我后来人生的选择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突然觉得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在校园之外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这个社会主流的推动力，它在推动一个经济体，在每天创造着新的财富、新的价值。
回到伯克利，我突然开始对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内只学过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对经济学的理解非常浅薄。看到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技术、生产力的统一，发现这个问题一定是比我们之前研究的电子都要有更庞大的一些原因在背后。所以，我就在1995年的时候，突然下定志向，从地球空间科学系转到物理系，再转到电子工程系，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学不通的知识，只要我肯努力。大家知道我过去是半书呆子式的人物，看到一个问题我就想投入学习去解决。我就去我们的经济系开始学，刚刚碰到经管学院的胡院长，他也是伯克利经济系毕业的，当时我直接上了研究生的课，2001年讲的高等微观经济学和2002年高等宏观经济学，这两位老师一个叫乔治，一个叫戴姆，他们在2001年和2002年我毕业的时候都拿到了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把在校园的时间浪费掉，我珍惜了这次机会，珍惜了学校给我丰富知识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资源。正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商业和经济发达里面的专业知识，突然感到经济从技术到生产，一直到贸易，到股票，到国家债券以及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样一些学习，使得我突然感觉到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普遍联系、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我开始想做一个课题，作为一个技术专家所看到的非常窄、非常专业的一个本行。
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不仅要挑战专业知识，同时我也挑战了人生的哲学，使自己一下子知道原来在整个世界里面，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我这样的价值，而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会随着商业、股票，甚至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够体现出来的。在念博士的最后这两年时间里，我又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当时田长龄校长也是中星微电子创始时候的投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给我帮助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句“你做了三个学位，在我们这个学校历史上没有过，我希望看到你有一天能够把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带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跟我这样讲。后来我在1999年回国创业，在冥冥之中实现了当时田校长授予我这三个学位的时候他对我的要求。
之后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关村，我感觉到我过去所学的专业知识，尤其是我所掌握的人生面临挑战的独立思考，以及这样的一种勇气，对我一步一步跨越式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在这个关键作用中，体现了我们所需要的创新精神、责任感，以及对我们身边发生的重大技术事件和商业事件、经济事件的推动和影响。
1999年10月1日，刚刚大家看到我受国家的邀请，参加建国50周年大典，站在礼堂上我非常激动，看着一辆辆运载着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丰功伟绩的展示，心里非常激动。在这个年龄阶段能够站在那个场合里，我突然感觉自己非常有愧。正如田校长讲的，我自己虽然在美国做得非常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可是我还没有为我的国家做过任何有贡献的事情。但是刚刚回到了国家，下午的时候我带着中星微电子的另外三个创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仍然是公司最重要的管理层，一起去了长城，我们特意买了“我登上了长城”的T恤，在长城上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四个人的合影，那是我们友情的起点。我们另外三个创始人的手形，一个是胜利的符号，一个是OK的符号，还有一个是勇往直前的符号。他们说我当时心事最重，因为就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我上午所看到的和我下午站在长城上想到的，和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我突然在那一瞬间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我们一定要回国把芯片这个产业，在中国已经落后、空白了几十年的一个产业推动起来，正好把我在美国伯克利、斯坦福，后来在IBM、朗讯等等这些公司所学到的知识，能够贡献到我们祖国的建设中。而当时硅谷也非常流行创业的思想，中关村也刚刚成立，管委会和园区正在进行创业的安排。可是那个时候，包括像UT斯达康、亚信、新浪、搜狐、网易等等都还没有在纳斯达克上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下定了决心，我说我们四个人应该做点什么事，我们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学到的知识，以及我过去所得到挑战杯的精神的鼓舞，我们应该有信心能做成一点什么事。当时我是在鼓动大家，后来每个人都非常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