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白求职折傲骨
读书做官，步入仕途，身居高官显爵，以获取功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年寒窗，苦读儒经，以求荣达，乃是文人最基本的选择。有的人从幼童入庠，皓首穷经，仍是一介布衣，也无怨无悔。一朝登第，便如跃龙门，身价百倍；一旦落第，就连亲属也会鄙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读书求仕进，是一般文人的最佳选择，父劝其子，兄劝其弟，妻劝其夫。宋真宗写有一首《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把读书的好处说得十分精彩动人。但是仕途路窄，能考中进士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文人都是名落孙山。因此，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获得功名，除了“读书破万卷”，还需要通过“十年寒窗”以外的各种努力。就连李白这样著名的诗人，自称“不曲己，不干人”，一身傲骨，但其早年为求功名，还是给当时的荆州刺史韩朝宗写了一封求职的自荐信。信中写道：“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扬青云也？”
二、翁彦枢的“运气”
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其兴盛时期乃在唐朝。科举制为唐朝的官僚机构输送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较之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由于没有采取“糊名”制度，也为一些考生走后门、行贿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出现了“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也就是说，每科的取士，往往在正式考试之前，连录取的名次都预定好了，而考试本身有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玉泉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州人翁彦枢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僧人经常出入于礼部侍郎裴坦门下，裴侍郎因其年老，对他很是优待，任他在府中自由来往。这一年，裴坦主持进士考试，他的两个儿子裴勋、裴质整天私自在家中商量应该录取谁。由于僧人经常出入，来后总是手持佛珠，闭目诵经，不问世事，两人也不戒备。因此，僧人对他们商量的结果很清楚。有一天，翁彦枢来拜访僧人，僧人问他希望考中第几名，翁彦枢只道是僧人和自己开玩笑，就漫不经心地说，考中第八名就够了。随后，僧人就来到裴侍郎家，裴勋、裴质正在那里商量录取进士的事。僧人故作生气的样子，指责他们说：是裴侍郎主持考试呢，还是你们二人主持考试？现在全由你们二人决定录取，裴侍郎难道是木偶人吗？再说你们准备录取的，都是权豪人家的子弟，没有一个平民士子，这怎么行呢!僧人说着，就把他们二人平时私下商量的录取名单一一说出。二人大惊，想用金钱堵住僧人的嘴。僧人说：我老了，要金钱干什么？只是我的同乡翁彦枢，这次一定要进士及第。二人想把翁彦枢列入丙科，僧人说非第八名不可。二人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这年，翁彦枢果然中了第八名进士。
三、唐代的行卷之风
为了获得主考官的重视，唐代的举子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带到京师，呈送给当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这在当时称为“行卷”。唐朝的行卷之风非常盛行。据记载，王维20岁时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为了考中状元，他拿着自己的行卷投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的门下。哪知另一个文人张九皋先他之前已投在太平公主的门下，太平公主比岐王的权势大，她已经答应了张九皋的请求，把状元的名位给他。于是，岐王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在一次太平公主举行的宴会上，岐王叫王维装扮成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公主听了，赞叹不已。又见王维年轻英俊、风流倜傥、风姿潇洒，心中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即献上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就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太平公主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岐王便说王维希望此次科举考试能中状元，请公主多加关照。公主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至府上，告诉他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果然中了第一名进士。
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投递过行卷。白居易在考试前曾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求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顾况拿起白居易的行卷，看了看封面上的“白居易”三个字，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亦弗‘易’。”顾况打开行卷，卷首是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描写了古原上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以表现作者生气蓬勃、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决心。对仗浑然天成，语言质朴无华，诗句清新优美。顾况十分欣赏，不禁脱口称赞：“道得个语，‘居’亦‘易’。”顾况便为白居易广为宣传，白居易很快就名满京城。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首诗中感叹道：
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由于行卷的作用很大，所以当时就有不少的举子偷窃抄袭别人的好诗文，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以沽名钓誉，甚至市面上有人将往届举子们的诗文汇编成行卷出售。当时就有靠偷了别人的行卷，居然进士及第的。《唐诗纪事》中记载道，杨衡在隐居时，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而登第。杨衡知道后非常气愤，第二年他也去应试。及第后，杨衡见到了这个人，便气愤地问他：“‘鹤声飞上天’在否？”这人回答说：“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他如此说，倒把自己逗笑了，说：“犹可恕也。”
四、陈子昂的绝招
除了行卷，也有人采取别的方法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家乡梓州来到京师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陈子昂既无名气，也没有当朝权贵为后台。为了一举成名，陈子昂自编自导了一出轰动长安的喜剧。
一天，在长安应试举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个人抱着一把琴卖，这人居然开出一百万钱的天价，一下子引得许多人围观。陈子昂挤进人群，拿起琴来看了看，说：“你这把琴我买了，你等着，我去拿钱来。”众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都等在那里看热闹。不一会儿，陈子昂用车拉着百万钱来，买下了这把琴。众人见陈子昂出手如此大方，认为他一定是一位弹琴高手，纷纷要求他给大家弹奏一曲。陈子昂对大家说：“诸位若要听我弹琴，请明天到宣阳里。”第二天，大家准时来到宣阳里，陈子昂早已准备好酒菜。陈子昂捧着琴，对大家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弹琴乃伶人之贱艺，岂宜留心。”说完即把琴往地上一掼，摔得粉碎，然后把自己的诗文卷轴赠发给众人。
结果“一日之内，名满天下”。参加科举考试，果然折桂。
五、狄仁杰奇才信高宗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人。狄仁杰出身官宦家庭，祖狄孝绪，贞观年间任过尚书左丞,父狄知逊，曾任夔菱州长史。狄仁杰自幼好学,明经及第而入仕途。先任参军、法曹等地方官，后因为官正直，才华出众。被唐高宗赏识，擢升入朝为官，历任大理丞、侍御史、工部侍郎、尚书左丞、都督、侍中、中书令(宰相职)等。死后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追赠司空，追封梁国公。
狄仁杰是武则天称帝时期的著名宰相，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狄仁杰智慧过人，才华出众，为官刚正，遇事果断，敢作敢为，且多谋划，出计为民，建策为国。狄仁杰献策能服智慧聪颖、权谋超群的武则天，堪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狄仁杰有奇才，但他的才华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三个小故事足以说明。其一，专心攻读。狄仁杰幼年时读书非常专心致志，亦很聪慧。有一次，狄仁杰家有个门人犯了公案。县吏到他家调查了解，家里的人都殷勤地出去迎接，惟狄仁杰坚坐读书，不闻不接。县吏责备狄仁杰无礼，狄仁杰回答说：“书卷中的圣人甚多，我都忙不过应对，那里还有空时间顾及偶然到来的俗吏，你又何必责怪我呢!”说得县吏哑口无言。其二，磨练基层。狄仁杰明经及第后，在地方上任不起眼的小官时间很长，但他毫无怨言，刚直用事，磨练自己，还曾遭人诬陷而坐牢。好在工部尚书阎立本明察秋毫，在审讯中不仅查明了狄仁杰的冤情，还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赞他说：“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于是，阎立平荐授狄仁杰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其时，仁杰家住河阳(今河南盂县)，在赴任路过太行山时，因怀念家人，伫立山头良久，对左右人说：“吾亲所居，在此云下。”“白云亲舍”这一成语由此而出，并成了游子们万古思亲的名言。其三，义感同僚。狄仁杰在并州任法曹时，同僚郑崇质接到命令出使边远绝域，此时其老母病，急需照顾。狄仁杰知其难，便主动向上司蔺仁基请求代郑出使。蔺仁基当时正与司马李孝廉闹矛盾，见狄仁杰如此讲义气，自愧自己不如，乃主动找李孝廉谈和，他向李孝廉说了狄仁杰的义举后，感叹说：“吾等岂独无愧耶？”于是，两人相好如初。
仪凤元年(676)，由于狄仁杰长期任职基层，政绩显著，被唐高宗任命为大理丞，是为六品的审判官，此时狄仁杰已四十七岁了。狄仁杰到任之后，以其刚正不阿和卓越的才华办案理狱，深得百姓的拥戴和高宗的赞叹。史载，狄仁杰曾在一年之内断积案一万七千人，没有一个冤枉而申诉的。狄仁杰执法严整，连皇帝交办的案件也要按法而行，决不徇私。
仪凤元年九月，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一棵柏树。按律应处以免职，但高宗要狄仁杰判斩，狄仁杰再次面奏说罪不当死。高宗火了，变脸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侍臣们都催狄仁杰赶快去执行。但狄仁杰毫不惧怕，他知道高宗是个心肠软、重德礼且能听善言的人。于是，狄仁杰以其渊博的知识，论古比今连讽带捧，决心用自己的智慧说服高宗不要枉法。狄仁杰说：“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帝)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停止处死弃尸街头)。魏文(帝)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百姓何所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高宗越听越觉得是理，非常佩服狄仁杰的忠智，立即免去善才的死罪。数日后，擢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还有一件事，亦令高宗对狄仁杰的才华深表钦佩。有一次，高宗出幸汾阳宫(岑山西静乐县)，以狄仁杰为随使，途经妬女祠时，当地传出了妖言，说什么谁要是穿着华贵的衣服经过妬女祠，就要遭到大风雷电之灾。因此，并州长史李冲玄决定派数万民工另辟一条御道。狄仁杰深知这是妖言惑众，胡说八道。如果另开道路要浪费多少民力财力，还要耽误时间。于是，狄仁杰制止李冲玄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妬女之害耶？”照常通过。高宗知道了这件事，赞说：“真大丈夫也。”
六、崔湜的宦途之始
崔湜，字澄澜，从其少年时期开始，就以文才出众而闻名于世。青年时期便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左补阙，后来又升为考功员外郎。在唐中宗李显恢复皇位后，大臣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晖等人把持朝政，总揽大权。他们害怕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等人向皇帝进谗言，说他们的坏话，从而对他们不利。于是桓彦范就想通过网罗崔湜，将其纳入自己的小圈子中来，作为耳目，让他随时随地监视武三思的一举一动，然后向其报告，以便寻机加以整治。
但是，没想到唐中宗不但昏庸无能，而且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猜忌功臣，生怕他们干预自己的政事，从而疏远他们，对他们很冷淡。反而对武三思十分信赖，恩宠有加。加之武三思与掌实权的韦后彼此关系密切，勾搭成奸。因此，武三思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盛。崔湜看到这种势头不对，赶紧见风转舵，反而倒向了武三思。于是，崔湜把桓彦范等人的企图告发给了武三思，因此得到了武三思的信任和青睐，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官位连升数级。而桓彦范等人则被贬到边远地区去了。可是崔湜并没有因此放过桓彦范等人，他又劝说武三思尽快将这些人都杀掉，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武三思问他派谁去干这件事好，崔湜便推荐自己的表兄周利贞为首选。这样周利贞带人到外地，把桓彦范等人残酷地杀害了。为了奖励周利贞，武三思特向唐中宗推荐其为御史中丞。后来崔湜又见昭容上官婉儿权重势大，便依附于她；一来二去两人关系渐密，每每勾搭成奸，频频宣淫。
公元708年(景龙二年)，崔湜被迁官兵部侍郎，而此时其父崔挹正为礼部侍郎，父子在同朝同为侍郎高官，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只有他们崔氏父子俩了。没有多久，崔湜又被迁升为中书侍郎、检校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此时，崔湜与郑愔、李允恭等人共同主持典选官员事宜，他们借机大势收取贿赂，卖官鬻爵；结果闹得选察之事，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官员们怨声载道。后来此事被御史李尚隐弹劾，查实后崔湜被贬为江州司马。不久由于上官婉儿与安乐公主共同说情，改任为襄州刺史。但没过多久，崔湜又被召回京城，出任尚书左丞。待韦后临朝听政时，崔湜又官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官。等到唐睿宗李旦即位，崔湜又被贬为华州刺史。可是不久，他又官拜太子詹事。
七、包拯的宦途文始
包拯(公元999年—公元1062年)，字希仁，北宋名臣，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
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公元1030年)，青年包拯考中进士，授大理评事，出任建昌(今江西南城县)知县。因父母年迈，辞官不就。不久，改任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监税官，父母依然不舍儿子离去，包拯再次辞官回家赡养老人。数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父母墓旁筑草庐守丧，期满后仍然徘徊不忍离去。乡里父老见包拯如此尽孝，多次前来安慰劝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