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成，什么是小成？尽管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就是，眼光看长远点，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双眼。许多人平时可能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但在关键时刻却没有几个顶用的，甚至还有“反水”的，此为小处得人；而像清朝重臣曾国藩那样，手下不仅人才济济，而且个顶个全都是死心踏地真心效力的，此乃大处得人也。曾国藩以文人治军，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善于制人，以抚心妙术而在大处得人。
为人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余地。一般来说，施惠于明显的有用之人容易做到，但施惠于那些潜在的有用之人或者看不出对你有什么帮助的人就比较难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例子很多。
赵简子有两只白骡，他非常珍爱。任广门长官的胥渠派人在夜间来敲门，对赵简子的守门人说：“您的臣子胥渠有病，医生说：只有白骡的肝才能医治，否则就会死。”
守门人向赵简子通报了，这时，站在赵筒子身边的官员董安说：“胥渠这人竟敢要我君王珍爱的白骡来治病，应该处以极刑。”
赵简子不同意，说：“杀人以活畜，这是不仁义的行为；杀畜以活人，这才是仁义的行为。”
于是召来厨师，叫他把白骡杀了，取出肝送给了胥渠。
过了不久，赵国起兵攻翟，胥渠为了报答赵简子杀骡治病之恩，率领部属兵分两路，左边七百人，右边七百人，奋勇攻城杀敌，终于登上敌城，并俘虏了守城的敌军将官。
是杀人活骡还是杀骡活人？这确是暴和仁的分界线，人民对暴和仁的统治者的态度肯定不会一样。残暴的统治者对人民任意掠夺、无恶不作，但人民如稍动其一草一木、一畜一物，就格杀勿论，视人贱过草木畜物，人民当然恨之入骨。如东汉时外戚梁冀，擅权作恶，他在河南城西建一巨大的兔苑，下令犯者判死罪，一商人不知其禁忌，误杀其一兔，竟辗转相连被杀死了十多人，十多条人命才抵梁家一只兔子。
赵简子与梁冀这类恶棍的根本区别在于：他视人贵过畜。尽管他对白骡是这么珍爱，其手下董安也因此认为胥渠竟敢要国君的白骡而主张处以极刑，但他立即驳斥了这种杀人活骡是不仁的行为，认为杀骡活人是仁者应做的事，便毫不犹豫地把心爱的白骡杀了，送给胥渠治病，这也使胥渠感恩戴德，于是奋战以报答赵简子救命之恩。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曾国藩认为欲赢得部属的心，应当依照儒家最讲求的“恕”的思想，儒家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宽恕、原谅之意。“恕”为古人抚心之道，曾国藩十分强调“恕”，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又认为：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待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情况下，待人接物，如果见到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怒激慨，如果能设身处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所以，曾国藩强调一定要“从恕字痛下功夫”，他在《书诫仲弟六则》中，明确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想成名、显贵，应首先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和显贵，则与万物同春！“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待人处事要设身以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认为当家道、官道鼎盛之时，要做家道、官道衰退之时的考虑，我们今天处于丰厚顺达的境地，明天也有可能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精辟的见解，具有非常强的辩证因素，并以此时常激励和提醒自己，他是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曾国藩认为以仁爱之心对人必定能赢得他人的爱戴，当然“仁”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肚量，绝不能斤斤计较。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赢得人才的信任并拥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宽厚待人，能容得下各种人。《三国志》中有“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刘备的宽厚，在用人上不计宿怨，量才用人。比如黄权原是刘璋的部下，刘备入蜀时，他竭力反对，刘备攻取益州后，许多郡县望风归服，唯独黄权闭门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才被迫出降。可是，刘备丝毫也不与之计较，仍任黄权为偏将军，倍加信任。刘备在东征孙权时，曾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刘备能打败斩杀夏侯渊，占据汉中，都是黄权的计谋。刘备对其部属非常宽厚、信任，既不乱怀疑猜忌，也不滥施惩戒，这就弥补了其势力单薄的弱点，增强了政治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许多贤士纷纷来投，并与之同生死、共患难。因此，刘备创建的蜀汉政权，比魏、吴两国较少内乱，政治相对稳定。
曾国藩在运用抚心妙法的时候，不只是口头上讲恕道，而是说到做到，他的度量，是很能容人的，他和左宗棠的关系，就非常说明他待人忠恕的程度。左宗棠这个人虽然有本事，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与曾国藩常有龃龉，但曾国藩都是宽宏大量，不仅不与其计较，还先后多次上书朝廷，保举左宗棠，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之时，向他伸出可贵的援助之手，最后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巡抚的高位。同治二年，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闽浙总督，仍署理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只有曾国藩才具有如此的肚量，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不断地报功保举，他具有名臣的胸怀，一生得到很多朋友，深得人心。
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大都胸怀宽广，不计个人恩怨，用“恕”不仅化解了个人恩怨，也使国家更加强盛。战国时，蔺相如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出身低微。赵惠文王因其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两件事上立了大功，便拜其为上卿。这样，蔺相如的地位就在身经百战的老将廉颇之上了。廉颇对此很不服气，对人说：“我身为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凭言辞辩才尽了点力，地位就在我之上，我感到羞耻，不能容忍屈居于他之下。”并且扬言道：“我再遇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以大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廉颇碰面，上朝时，常称病告假，不愿与廉颇争执位次排列的先后。蔺相如和手下人一起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过来，就立刻躲开，廉颇为此很得意，可蔺相如的手下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离去。蔺相如真诚地挽留并劝解他们说：“以秦王那样的威严，我敢于在朝廷上大声呵斥他，侮辱他的大臣，我怎么会害怕廉将军呢？我回避他，是因为心里明白：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在，如果我们互相争斗，必然两败俱伤，给秦以可乘之机。”廉颇听到蔺相如的话后，被蔺相如的高风亮节所感动，非常惭愧，就负荆请罪，两人终于和好并结成生死之交。蔺相如将国家急难放在首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前嫌，他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屈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却表现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使伤害他的人也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得到了廉颇等大臣的敬重，也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宽恕可成天下事，可转祸为功。古人云：人若无恕，人所不亲。因此，不可在高官与权势中去争强斗胜，浪费心机。人在得意之时，要多想想失意时的心情，如果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为人多点宽恕，那么世上的矛盾就会减少了。否则你争我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最后总以两败俱伤而告终。唐朝李德裕是个有作为的宰相，但度量不宽，二十余年间，他和牛僧孺等相互排斥。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掌相印，负责用事，牛僧孺和李宗闵都被贬到岭南。会昌六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德裕罢相为东都留守，牛党白敏中、崔铉等一向与李德裕不和，便趁机压制李德裕。不久，李德裕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而牛党中的李宗闵天质聪颖，年轻时在京中有当世美名，后来逐渐显赫，贪爱权势。当初，李宗闵为裴度赏识提携，后来裴度推荐李德裕为相，他便深为怨恨，李宗闵大搞结党营私，气焰熏灼朝廷内外，最终仍因此而失败。
这就是心中少“恕”，结果误人误己又使朝政混乱，如果人人都讲恕道，相互宽容，减少摩擦，就可协调工作，政局稳定。
历史的经验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为人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余地，宽恕待人，严以律己。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能解天下难解之谜，必须有博大的胸怀。且记“处事让一步为高，退一步海阔天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为人如果心中无恕，一味地争强好胜，你争我斗，势必导致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