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洋务”这个词，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洋务运动产生之日起，顽固派就一直与之针锋相对。顽固派是清朝统治阶级中与洋务派相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是这一派的代表。而慈禧为了牵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掌握了兵权的汉族新兴官僚，也有意利用顽固派。因此，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斗争日趋激化。
一、中学、西学之争
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但因为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思，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咸丰皇帝的手下。
在围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奕訢屡立战功，在朝廷里威信很高。在大权在握后，奕便想有一番作为。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国内趋干平稳。恭亲王奕訢在公元1861年设立了“总理事务衙门”，统一管理对外一切事物，并决定推出新政，发展洋务运动，也称“同治新政”。
要实行新政，首先必须有一批精通洋务、懂外语的人。于是，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相继成立。
一开始，同文馆教授的课程是儒家经典和外语，而恭亲王奕訢觉得这远远不够，建议开设“天文”、“算学”馆，一下子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揭开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第一次大规模争论。
本来，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已由朝廷批准，着手进行就是了。但是，奕訢等料到顽固派必将出来反对，所以预先在奏折中声明：此次招考天文、算学，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迫于西人的术数之学。同时一一驳斥了那些业已广为宣扬的保守观点，坚定了朝廷的决心。
果然不出所料，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并拟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立即作出反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表示反对，认为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要他们学习制造轮船、洋枪的原理呢？朝廷驳回了张盛藻的上奏，指出他们学习天文算学，只不过是借西法来印证中法而已，并非误入歧途。
顽固派一直认为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更是带头上书，反对学习西方文化，认为所有外国的文化都是奇技淫巧。清廷将倭仁的奏折发交总理衙门议奏，奕等针锋相对，反驳说：开设天文算学馆，并非引人误入歧途，而是让今日士大夫痛心疾首，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并针对倭仁在奏折中所称“天下如此广大，不怕没有人才”的话，要倭仁保举数人，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负责，以观成效。还说倭仁公忠体国，必定实心保举，不会误国误民。这一下将了倭仁一军。倭仁连忙声明，自己的前奏不必讨论，不用另外设馆。
倭仁为了此时和奕当面争论，几乎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出来后几乎晕倒，无法上马，最后借了别人的轿子才回到家中。随后，倭仁病重，每日只是躺在床上叹息。倭仁虽告失败，却赢得了守旧官员们的同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逆流。不久，京师就流传开一副对联：“诡计本多端，使******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从此，恭亲王奕就被称为“鬼子六”。
由于洋务派的坚持和两宫太后的支持，同文馆的西学还是开展起来了，只是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在报考中，有的省份几乎没有人来投考。有的省份有一两个人来投考，也多为同乡所不齿。直到清廷发布上谕，肯定了同文馆开设西学，这场争论才平息下去。后来，同文馆聘请了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
西学之争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公元1870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清政府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以后每年都再陆续派遣。
由于当时社会上还很反对西学，幼童的招生工作极难进行，除非是开明人士和家境极其贫寒、实在无力抚养的人，才不得已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像詹天佑，他家的一位邻居在香港做事，劝詹天佑的父亲将孩子送去留学，但詹天佑的父亲却希望儿子考科举做官。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还说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詹天佑的父亲这才点头同意。当时，詹天佑只有12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
那时出国留学的幼童有四批，共120人。幼童们到了美国后，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这些幼童分别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良好的教育。
二、造船之争
在洋务派推行的近代化活动中，造船工业是最早的重点项目，在其创建之初也是卓有成效的。
左宗棠在公元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是中国近代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制造轮船的造船企业，也最为顽固派嫉恨，使其几次面临下马的危险，由此又发生了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不久，就调任了陕甘总督，由吴棠接替他。吴棠思想守旧，一贯是反对制造轮船的，所以一到任，就使福州船政局面临下马的危机。在吴棠的影响下，福州到处是流言蜚语，并传布一些匿名揭帖，表达了一些人对造船的不理解，认为弊大于利。吴棠一面编造总理衙门说船政“用钱失当”的谎话，一面大力打击左宗棠所委派的船政骨干，一时之间，弄得船政人员人人自危。
洋务派人士沈葆桢是由左宗棠推荐，继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专主福州船政局。沈葆桢见吴棠意在搞垮福建船政局，便向朝廷上奏，说船政是国家大业，恳请朝廷起用周开锡、叶文澜、李庆霖等被吴棠排挤的船政人员。
沈葆桢上奏后，朝廷举棋不定，迟迟不见回音。于是，沈葆桢又上书总理衙门，指出船政乃国家大事，吴棠身为封疆大吏，却不明事理，暗中与船政人员为难，如此下去，将贻误国家大事。此时，左宗棠极为愤慨，也上书朝廷请求尽快定夺。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朝廷一面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一面努力调和各方面的关系。但是吴棠本来就反对船政，加上对沈葆桢的成见，两人很难携手工作。于是，清廷便调吴棠为四川总督，遗缺由英桂兼署，这才让吴棠从内部破坏船政的图谋未能实现。
然而，顽固派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就在造船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停止造船之议又起，使船政再次而临下马的危险。这回掀起波澜的是内阁学士宋晋，他以花钱太多为由奏请停止造船，说福建连年制造轮船，花钱如流水。造船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如今中外早已讲和，再造轮船岂不引起洋人的猜疑？朝廷对此不作明确表态，将此事发给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及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议奏。
曾国藩是洋务派人士，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早在公元1861年就创办了安庆军械所，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这些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清朝军队原来用的鸟枪、土炮强多了。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了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工厂此后逐年扩充，成立了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等，规模都很大。
接到奏章后，曾国藩表示出了对宋晋的极大不满，马上致函总理衙门，说西方各国的轮船多而且坚固，日本虽地处偏远，近来新造轮船也很多，且不惜巨费。现在内地军务将竣之时，及早谋划御侮之计，是上策啊！但是，文煜的复奏模棱两可，朝廷一时举棋不定。考虑到经费紧张，下令暂停造船，节约下一部分资金用于急需之处也未尝不可，并向左宗棠、李鸿章、沈藻桢三人重新征求意见。
左宗棠一直对船政事业偏爱不已，对于宋晋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义愤填膺了，上奏朝廷的折子可想而知，言词十分激烈。沈葆桢更是斩钉截铁地说：“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后，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后收到左宗棠和沈葆桢态度强硬的奏章，态度渐趋明朗起来。这时李鸿章的奏折也到了，他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出路，指出只有多设厂，多造船，多制枪炮，才能抵御外来侵略。如果士大夫还困于章句之学，苟且偷生，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这场由宋晋挑起的争论，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保证了轮船的继续兴造。
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过了两年，他们旧事重提，大谈船政之害。当时很多外国技工的合同到期，纷纷回国去了。沈葆桢再次挺身而出，与顽固派针锋相对，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船政不敢继续兴工。当时，正是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之时。在此关键时刻，船政所造之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桢亲自乘轮渡台。在解决日军侵台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决定批准沈葆桢的请求，大力支持造船，再一次击退了顽固派的兴风作浪。
三、铁路之争
洋务派同封固派的交锋，在西学和造船中，只经过几个回合，洋务派便明显占了上风。但在随后的修筑铁路的酝酿和计划中，两派的斗争时而对峙，时而反复，风波迭起。
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曾在他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修筑铁路作为国家联络主干的设想。比洪仁玕早一年，西方殖民者出于侵略的动机，也有人建议在中国修筑铁路。也正是由于修筑铁路最初是西方侵略者的提议，而且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反复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因此遭到了中国官员几乎一致的坚决抵制。
公元1863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通过江海关道，正式向李鸿章建议，修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随后，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威妥玛、巴兰德等人致函总理衙门，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当时一位英国人在北京城外修了一里长的小铁路，将小机车运行其上，速度飞快，使京城上下的人大为惊讶，从未见过这种新鲜事物。英国人修筑这段小铁路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开开眼界，能够接受建造铁路的建议。但是，从朝廷到内外臣工，任凭洋人如何游说，甚至现身说法，皆不为动。
直到洋务派认识到开铁路的益处后，便希望由国人自己承建铁路，不为外国人窃取。公元1872年，李鸿章率先提出了修筑铁路的主张，可听说此建议的人无不摇头咋舌。两年后，日本出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趁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但朝中依旧阻力很大，无人支持。
到了公元1877年，洋务派才得到了开始实施修建铁路计划的机会，先是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而内地修建铁路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阻力。
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划，索还伊犁。当时传出俄国要派舰队封锁中国海面的消息，清廷极为紧张，慌忙召见直隶提督刘铭传商讨对策。刘铭传借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主张中国应修四条铁路：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二条，一由北京东通沈阳，一由北京西通甘肃。由于工程浩大，不能同时兴建，刘铭传建议先修清江至北京的一路。
刘铭传的建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说建造铁路改变了祖宗的成法，是大逆不道。一旦建成铁路，沿途的旅店，靠骡马运输的贫民都将失业。最为可笑的是，顽固派认为修建铁路时，必用火药炸山开石，不但惊动鬼神，还会破坏风水，带来不祥之兆。修建铁路的计划就这样在顽固派的吵嚷声中不了了之。
公元1884年，李鸿章重提修筑清江至北京铁路之事，顽固派纷纷出来反对。而洋务派中只有李鸿章、左宗棠二人赞成修造铁路，因此没能成功。不过，醇亲王奕■对铁路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此后，他与李鸿章内外配合，联手推进铁路兴建工作。
公元1887年，奕■正式上奏朝廷，请准建津沽铁路，并指出铁路兴建与海防和商业的重要关系，得到了批准。奕■于是趁热打铁，又奏准了天津至通州的铁路。
正当洋务派准备大干一番时，顽固派又出来反对了。他们罗列了铁路的三大危害：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扑，洋务派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终因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最后待建的铁路一律下马。至此，第三次关于修建铁路问题的争论方告结束。
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的三次关于修筑铁路问题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顽固派力量强大，洋务派身体力行，却又不敢放开手脚，难以有太大的起色。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论争和政治斗争。虽然两派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一方面要依靠洋务派来支撑危局，一方面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有意借顽固守旧势力的纠缠来压制洋务派，使他们互相牵制，以此维持了清政府的虚弱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