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挺重法制，当时的刑律苛重，有的不尽公正合理。如当时因犯罪被发配到边地服役的人逃跑较多，为此做出严酷规定：一人逃跑，全家受罚，都被充作劳役。对此款，崔挺上书直陈己见，他认为：古代《周书》中就有关于父子犯罪各负其咎，不得相互牵连的规定。今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原因何在？一人犯罪，祸及全家，有此规定，岂不是坏人越罚越多，其实许多人是被牵累在内，本非恶徒。崔挺同时引用史实为佐证：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宋人司马牛为其兄司马桓所牵连而受罚，鲁国大夫柳下惠因其弟盗跖而受株连，本人清白有德，却无端受辱，岂不令人悲哀！崔挺援古证今，晓以利害，言辞恳切又纯正文雅，高祖欣然应允。
崔挺心系国计民生，多有利国利民的举措。如当时州内少铁，铁器需用量很大，都得从外地购进，一路搜求转运，价格自然上扬，且难及时满足百姓各种需求，官府用铁也极不便当。崔挺又上书表奏，请求复设铁官，发展铁业，百姓官府都能有所依赖。
掖县(今山东省东部)有位九旬老者，自称年轻时曾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得到一块美玉，四寸见方，极有光彩，珍藏在海岛已有六十余年，因喜见崔挺治政清明，自愿奉送。崔挺谦虚地推辞说：“我的品德难比古人，不能将美玉视为一己珍宝。”便派船随老人专程取宝，那块美玉果然光润无比，是稀世珍宝，崔挺即奏表将之送到京城。
世宗即位后，崔挺多次上书，乞求告老还乡。景明初年，终于离任。全州百姓闻讯，扶老携幼，都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他们在崔挺后面追随不舍，人人落泪，不愿他离去。许多人拿来了贵重的绢帛，非要送给刺史大人。崔挺也深受感动，一边劝慰，一边说服众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
崔挺于59岁时亡故，当年冬天，被赠封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号“景”。那些过去在崔挺手下做事的大小官员，听到噩耗后都悲不自胜。为了纪念崔挺，大家在城东广因寺铸起了八尺高的崔挺铜像，又起八关斋，追思崔挺，为他祈祷冥福。
一位地方官，为政如何，私德怎样，人心自有公论。百姓挥泪送刺史，其景感人。崔挺为百姓爱戴，是因他为官廉洁公正，善待百姓，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有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理地方的办法。崔挺关于修改苛刑的建议无疑是一大善举。魏时律令过于严酷，其连坐制度更是高压政策的产物，仅仅因为服役时潜逃就要殃及全家甚至族人，这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善良的百姓，制造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剧，给社会也带来了灾难。难怪崔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刑律之下，善人越来越少，“恶”人越来越多，其结果也危及了魏王朝的稳定。崔挺之举，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于百姓有益，无疑是明智之举。
四、李行言尽心为民得升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对好官员的评价，也是为官者应该做到的目标。为官到底如何？老百姓的态度、观点是最好的衡量标准。只有踏踏实实地为官者，心中装着人民的官才能有不菲的业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积极进取、蓬勃向上，是每个为官者共同的心理要求。要用心做官，尽心为民，你的政绩是你能力的最有力证据，也是仕途顺畅的根本。
在唐朝衰世来临的时候，唐宣宗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而且很有心计。在唐宣宗继位之前，看到君主懦弱，朝政紊乱，害怕危及到自身的安全，便大搞韬晦之术。唐宣宗常常装做傻里傻气的样子，致使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呆子。大和、会昌年间，文宗和武宗经常去唐宣宗的住处举行家宴，每到这时，人们总是想尽办法逗他说话，甚至皇帝本人也和他开玩笑。有的大臣还用此来打赌，看谁能让皇子说话。但是，任凭别人怎么开口，唐宣宗就是一句话不说。直到唐宣宗继承皇位，裁决细小军政事务时，都能合情合理，人们这才知道他很有主张，他的“呆傻”状原来是装出来的。
以前，唐宣宗并不了解李行言。一次，宣宗出苑城之北去游猎，路上遇到一位樵夫，因皇帝着一身猎装，别人看不出他就是当朝天子，二人随便拉起家常。
宣宗问樵夫是哪个县的人，樵夫回答说：“泾阳县人。”
又问：“县令是谁？”
回答说：“李行言。”
宣宗再问：“李行言在县为政情况怎么样？”
樵夫回答说：“李行言性格固执。前些日子有几个强盗被捉，关押在县监狱，宦官领掌的北司禁军来县府要人。李行言不顾各方面的压力，就是不放人，硬是将这几个强盗全部处死了。”
唐宣宗听完这番话，默默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此人可用。”
樵夫莫名其妙。
宣宗狩猎回宫以后，将李行言的名字、事迹写在一个帖子上，挂在自己寝殿中的柱子上。
这年冬季，海州刺使位置出现空缺，大臣们纷纷举荐，宣宗力排众议，任命李行言为海州刺使。
李行言入朝谢恩时，唐宣宗赐给他金紫衣裳，并问李行言说：“你知道为什么赐给你紫衣吗？你知道为什么任命你为海州刺使吗？”
李行言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于是回答说：“不知道。”
唐宣宗即令左右取下挂在寝殿柱子上的帖文给李行言看。
李行言看过宣宗所写的帖文，暗自庆幸自己在处理罪犯时，坚持了原则立场，也十分钦佩宣宗明察秋毫。于是，李行言谢恩赴任。
五、苏轼亲治杭州城
同是做官，离位境况却是大大不同，做官时都是风光无尽，离位时有的是群众类道迎送，有的却是凄凄凉凉。所以，官员应在为官之时，就应预先其离位之况。这样为官在位时，才能有明智的“作为”。
苏轼是北宋的著名文学家，其文章博大深沉、纵横恣肆、挥洒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雄健；其词豪放洒脱。苏轼不仅著述甚多，而且还擅绘画，是著名的书画大师。
苏轼不仅在文艺上多有建树，而且关心国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变法，以求富国强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法以及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苏轼上书直言新法弊端。因此被贬到杭州作通判。后来有人揭发苏轼所作诗中有讽刺新法的意图，苏轼被下御史狱，后经宋神宗的祖母、宋仁宗曹皇后的力保才免于死罪，被安置到了黄州。哲宗朝，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又兼侍读。苏轼虽上书反对新法，但他更多的是指出新法的弊端。司马光复出任相后，致力于废除新法，苏轼认为司马光就是要废除新法，而不权衡利害得失，取新法之所长，因而又同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
苏轼的这种率直的性格，使他很难在政治斗争的中心立足。元祜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便又因多次抨击时政，遭到当权者的忌恨，最终出任杭州知府。
这是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当时杭州正逢大旱，饥荒与瘟疫同时发生。当时杭州城湖面淤塞，江潮泛滥，船行市中，犹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
苏轼来到杭州后，先向朝廷上报了杭州受灾的情况，请求减免本地供米三分之一，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又得到赐给的度僧牒，苏轼便用它换米以救饥荒。
第二年春天，苏轼又减价卖常平仓的米，且作了许多稠粥、药剂，派人带看医生四处治病救人，因此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苏轼认为杭州是水陆交通的交汇点，过往人很多，所以得疫病而死的人比其他的地方要多。于是，苏轼收集官库盈余银二千两，自己又拿出50两黄金建造医院．再积蓄钱粮准备收治贫病的百姓。
在渡过灾荒、瘟疫之后，苏轼着手整治杭州城。杭州当时靠海，地下水十分苦涩难喝，唐代时引来西湖水，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问题，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白居易又将西湖水引入漕河，让农民能用河水灌溉，杭州逐渐富裕起来。西湖水中多生杂草，从唐代到吴越王钱俶，每年都要整治一番。宋朝建立后，不再整治湖中杂草，渐渐地杂草越来越多，淤积成一块一块的土堆，湖水快没了。漕河失去西湖水，便只能依靠江潮。这样船就要从市中穿行，而且潮水带来泥沙，淤积城中，每三年便要掏一次。供应饮水的六井也快要淤废了。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亲自去杭州附近察看，他见茅山河直通长江，盐桥河直通西湖，便将这两条河疏浚以通漕运，同时也为西湖引来了活水。又修堰造闸，以控制湖水的蓄泄，这样江潮再也进不了市区了。然后，苏轼又修复饮水的供应系统。
对于西湖，苏轼更是下了不小的功夫整治。苏轼用救灾剩下的钱粮和从朝廷要来的僧度牒招募民工，开始治湖。苏轼先命人用杂草堆积的土在湖中修了一条南北长30里的长堤。并在湖中种植菱角，以消除湖中的杂草，同时收获了菱角卖了换钱，作为修湖的费用。长堤修成后，苏轼又让人在堤上种上荷花、杨柳，远远望去，那长堤上的景色就如同图画一般。杭州人把这条长堤叫“苏公堤”，也就是现在的苏堤。
苏轼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两次来到杭州，特别是元祜四年这次，他用诗人的想像，将一个奄奄一息的杭州城、西子湖，在两年时间里，变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百姓感念苏轼的恩德，家家都挂有苏轼的画像，饮食之前一定先要为他祝福一番，甚至建生祠来报答他。
六、赵黑得民心留英名
衡量官员任期内是否得民心，到离任那天就会真相大白；做谋臣的是否赢得好口卑，离职那天也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总之，为官者是否得民心，关键在于清廉、勤勉、一心为民着想、多做实事。谋臣是否珍惜自己，关键在于要廉洁、谨慎、奉公、勤奋，所以为官者要想在离任时留下英名，就应在任职时勤政爱民。
赵黑是北魏孝文帝时的名吏，因政绩突出而受封为王。
孝文帝到各地巡视，到了怀朔、雍州地区，只见城乡一片衰败的景象。孝文帝经过了解才知道，在任的大臣依仗自己是皇亲，营私舞弊，巧取豪夺。孝文帝毅然将他们一个撤职，一个削除封爵。孝文帝一入定州境内，就看出一派百业兴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好景象。孝文帝非常高兴，随即将1500石谷、500匹帛奖给了定州刺史赵黑。孝文帝说：“我们就是要人以才用，官以劳升，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只有这样，正气才能上升，邪气才能下降。百姓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兴旺。”
后来。孝文帝拓跋宏把赵黑破格提拔为大将军，还把他晋封为王。
赵黑平素为官清正，为民谋福，所以政绩突出，受民之爱戴，为孝文帝所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