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公元1837年—公元190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张之洞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做过词臣，当过学官，又先后抚督山西、两广、湖广、两江，久任封疆大吏，晚年时终于跻身于军机枢要。开始，张之洞是忠君爱国而又偏于保守的清流党人，尔后又转变成晚期洋务派中最大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曾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危急之秋，他又是主战派的健将。而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重大事变中，张之洞则见风转舵，反复不定，表现出一个狡黠奸猾的官僚形象。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投降卖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一千余名举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戊戌维新运动开始酝酿。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经康有为联络，由光绪帝一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成了强学会，列名会籍及支持学会者，除康有为、梁启超外，还有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稣、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内阁中书杨锐、英国传教士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等。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时以举人身分在北京任主事，也成为京师强学会的发起者之一。一些朝中大臣、封疆大吏纷纷要求入会，或出资对强学会进行资助。当时张之洞已成为洋务新政的著名代表人物。张之洞为了表示对救亡、变革之议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捐银5000两，加入了强学会。但由于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坐镇江宁，没有直接参加京师强学会的活动。
这年十月，康有为以北京强学会主将的身分赴江宁，联络张之洞，筹备组织上海强学会。张之洞对此积极支持，并派其幕僚梁鼎芬由江宁抵上海。与康有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又发行《强学报》，力言科举积弊，阐述变法主张。
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慈禧太后在北京加紧了对强学会的压制。慈禧先将翁同稣的助手汪鸣銮和长麟革职，其罪名是“离间两宫”。随后又强迫光绪帝下令封禁京师强学会。张之洞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改变了对强学会的态度。张之洞借口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用孔子纪年，于是“背盟”，电告康有为“勿办”，并下令封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以此表示对慈禧太后的响应。
强学会虽然被禁止了，但维新变法派的势力还在继续增长。张之洞深知维新派背后有光绪帝支持，因此仍继续与之保持联系。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张之洞授意利用强学会余款在上海创办社会政治旬刑《时务报》，由其亲信汪康年任总理，由梁启超等主笔，该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之内即风靡海内，“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这时张之洞已返回湖广任总督，他不仅对这份报纸大力“助资推行”，而且亲自撰文宣传，以湖广总督名义公开发表了《发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
此后不久，张之洞又主动邀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访问武汉，并给梁启超以格外礼遇。
但正如严复所指出的那样，张之洞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因此，张之洞对于康、梁等人一些激进的文章和言论，张之洞也经常公开表示反对。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老奸巨猾的张之洞深知帝、后矛盾重重，“新旧水火之象”，出于权术的考虑，他千方百计地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张之洞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一方面批评顽固派“守旧”不知变通；另一方面又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不知本”，公开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第三第道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还是实行洋务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锋芒主要指向维新派。张之洞断言“民政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尽灭人类不止”，还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祖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正如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劝学篇》，其目的在于“绝康、梁并谢天下耳”。
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在当时受到慈禧太后的充分肯定，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发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致使《劝学篇》“不胫而遍于海内”，10天之间就三易版本，刊印不下二百万册。当戊戌维新被镇压后，有人提出张之洞曾支持过维新派，应予惩处时，慈禧太后亦因张之洞曾著《劝学篇》，下旨免予追究。
张之洞就是用这种见风使舵的手法来应付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的，他不仅使自己保住了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不断受到慈禧太后的提拔。到张之洞70岁时，竟然被补授军机大臣，后又赐予太子太保的头衔，死后追谥为文襄公。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保证了个人的步步高升，但却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危害，于个人名节也留下了不洁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