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南征宋朝的失败，让忽必烈把征宋当作了头等大事对待。1268年，忽必烈命阿术和刘整率兵攻襄阳。襄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宋长江上的门户，失襄阳，南宋必亡。蒙军久攻襄阳，6年不克。最终，由于宋军叛徒的出卖，襄阳失陷，南宋的门户彻底被打开。1274年，元军自汉江入长江，东下临安，南宋军队纷纷投降。1276年，兵临临安城下，谢太后和宋恭宗出城投降。南宋投降之后仍有一些余部在沿海一带发展，最为著名的有陆秀夫、文天祥等。但南宋气数已尽，岂是几人之力可以更改，1279年，南宋彻底灭亡。
至此，元朝统一中国。
●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擒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激烈的矛盾。西汉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宋朝与蒙古，一直以来都战乱不断。到了明朝，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明朝最终还被东北少数民族女真后人所灭。明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冲突越演越烈，其中最让人们记忆深刻的就应属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一场明朝与北边蒙古之间的战争，明朝50万人马被蒙古3万铁骑屠杀殆尽，惨烈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1447年，蒙古瓦刺“太师淮王”派贡使2000进京朝贡，却诈称3000人以骗取朝廷赏赐，还提出了明蒙联姻的要求，这些要求都遭到明朝大太监王振的拒绝。以此为借口，亲率三路南下大军进入明朝北疆大同、辽东以及宣府。瓦刺军势如破竹，连破塞外诸军事堡垒。在诸路败报频传之时，年仅23岁的明英宗在王振力劝之下决定亲征蒙古瓦刺。1447年阴历七月十七日，英宗带着王振以及临时组建的50万大军出征塞北。在此之前，朝廷大臣纷纷劝阻英宗皇帝千万不要“御驾亲征”。因为仅仅几万敌寇，犯不着皇帝亲自出马。但是，英宗却想效仿自己的祖宗太祖、成祖那样跨马出征，不顾大臣的劝阻执意出征。加上王振想要抓住机会立大功以树立威信的心理，力劝英宗出征，这也更坚定了英宗亲征的信心。
浩浩荡荡五十万大军出发，朝廷之中三分之二的官员随驾出征。八月抵达大同，瓦刺部见状佯装避去，实际是想要诱敌深入。王振在太监郭敬的劝导之下决定退兵。13天之后，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被追击而来的蒙古瓦刺军几面围攻，明军几十万大军在饥渴交迫之下，溃不成军，几乎被屠杀殆尽。明英宗被瓦刺军俘虏，王振被杀。
明朝50万大军在蒙古瓦刺三万铁骑面前毫无招架的能力，从常理说即使是采取人数战术，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烈，但是明朝军队却败了。这其中原因也错综复杂。
首先，明朝出征的50万大军是在仓促之中组建而成，毫无战斗力可言。更何况在长达一个月的行军旅途之中，沿途随行役夫十多万，军队补给不足，从出征的第一天开始，大军内部就陷入了混乱之中。毫无战斗力可言的50万明朝大军在面对经年累月从战争中走出来的蒙古瓦刺铁骑时，毫无抵抗力可言。
第二，从双方领导人而言。明太祖、明成祖一生戎马，屡经战阵，而明英宗仅仅是金笼贵鸟，哪里见过真战场，在指挥军队上毫无经验。真正指挥明军的太监王振，出身社会底层，根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没有军队实际指挥经验。在作战过程之中，王振还一意孤行，为了一己私欲改变了军队撤退路线，本来明朝大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而王振想要衣锦还乡显摆一下，就决定改道由紫荆关入京。疲惫不堪的明朝大军又惊惶退走，在到达距王振的家乡蔚州如里之时，他又决定改道仍从居庸关入京。如此反复折腾，军队行程拖了八天之久，使得瓦刺军直追而上，在土木堡消灭了50万明朝军队。瓦刺军首领却是善于用兵、懂得心理战之人。在土木堡一战之前，他就先截断了明军的水源，使得50万明军饥渴交迫，乱成一团。同时为了麻痹明军，还假意讲和，在明军松懈下来的时候再大举进攻，此时的明军已经毫无抵抗力，任人宰割。
第三，明朝军队领导集团内部混乱不堪，大部分将领因为反对皇帝亲征，遭到王振的迫害，许多善战的将军、将士敢怒不敢言。
土木堡之战，毫无疑问，是一件偶发****性，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使得明军50万大军全军覆没。
●皇太极为何两次招降叛将祖大寿
公元1631年7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并由明朝以祖大寿为总兵率16000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16000将士与3万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地断绝了皇太极的联系，甚至他已经顾不得在清军中为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30余人的性命。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十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那么要如何才能攻下锦州呢？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十年前的大凌河之围。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崇德七年农历二月十八，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公元1642年农历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地投降了清军。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他就算得上是真心归降了。
那么，面对祖大寿第一次投降、背叛，为何皇太极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二十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可以说祖大寿是一代满人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但是，祖大寿却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就为了吴三桂，就像欧阳修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
●为什么清代以前的王朝没有疆域观
讲古代的疆域观首先要弄清“中国”一词的来源。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那时“中国”指的是王朝京师之地，随后建立的中原王朝也都称为中国。但是，中原王朝以外的周边地区并不包括在“中国”之内。随着中原王朝疆土的不断变化，中国的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历史上“中国”的概念始终代表着中原王朝，就是中原王朝所属的疆域和汉族聚居区都属于中国，而周边民族始终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华夏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不间断发展，这种打破与继承的发展脉络是中国疆域始终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很长，期间也经历了两次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第一次是从秦汉的统一，经过魏晋南北朝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次是从隋唐的统一，经过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到元明清统一。从秦代到元朝的大一统，中国的遥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次分裂时期，被排斥在古代“中国”概念以外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实现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中原地区的汉族深入到“夷狄”所居住的边疆，而“蛮荒异域”边疆民族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融为一体。但是仍有不少边疆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中国”之外。到了元代，这种大融合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元朝作为蒙古政权南下中原而建立的王朝，结束了中原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个在古代“中国”范围以外的民族，就相当于现在的“外国人”的政权深入中原内地，逐渐成为主体。这就把蒙古世代所居、曾被古代“中国”看作外国的地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清朝的政权也走了元代的老路，此时古代“中国”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全部纳入了中国的版图。由此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在逐渐形成。
清朝入关之后，既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不断形成的疆域，也继承了周边民族活动的地区，并对这些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这种管理使得清朝对所属疆域有了明确的概念。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疆域不仅含括中原汉民族所缔造的地区，也应该包括边姗各少数民族所属的地区。如果以中原王朝的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把许多民族划出了中国历史范围，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朝明确地把各少数民族纳入疆域版图，这一点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做得漂亮。也是因为如此的认知，使得清朝形成了统一的疆域观。
●甲午战争日军登陆之谜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日同时对朝鲜驻兵以平息起义事件。事件平息之后，日军继续增兵朝鲜，并且突袭了已经撤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日本陆军也同时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蓄意挑起双方矛盾，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从1894年8月战争爆发到1895年4月结束，甲午中日战争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场地主要在朝鲜半岛及悔上，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战役中，中国损失严重，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等五艘船舰，死伤官兵千余人。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但是不到三天，清军驻兵三万的鸭绿江全线崩溃，日本在旅顺展开旅顺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伤无数。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辽东战役中清军6万多大军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可以说，历时6个月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清政府的耻辱。战争失败之后，中日之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使“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之中的中国丧失大量领土和白银，从此清政府的独立自主权逐渐破坏。
日本在辽东半岛登陆中国之后，甲午中日战争就由一场海上战争演变为陆地战争。可以确定的是，日本首先在山东登陆，然而具体位置又是哪里？关于具体登陆点，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来有四种说法。
第一，山东荣成。持这种说法的是亲身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的陈兆锵，陈兆锵在北洋舰队“定远号”上任职。据他所说，日军登陆的具体位置就在今荣成县城崖头东北80多里的龙须岛西部。
第二，龙须岛。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会陈海军覆亡察》的记载：“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5年1月20日），倭以水陆劲旅自龙须岛登岸，破荣成县城，攻桥头等隘。”另外，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的电报里也说：“两船向龙须岛驶，二十二船在灯塔处或二英里处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举。”由此，大多数人都比较信服此种观点。
第三，落凤港。此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日军登陆的第二天，山东巡抚李秉衡致清政府的电报：“昨调倭岛、里岛防营折赴龙须岛，尚未赶到，而倭人于落凤港登陆，径赴荣成县。”另外，《盾墨拾余》也记载了曾一度在战争期的上书：“二十五日，倭以运船四十艘，载陆兵由落凤港登岸，扑荣成县。”这种说法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同，但是当代史著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第四，金山嘴。这种说法也来自于清兵总兵刘超佩致李鸿章的电报，在日军登陆第二天，刘超佩致电李鸿章说：“二十五日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下兵……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
虽然各种说法都有其证据所在，但是目前为止也没有更为精确的材料说明日军登陆的具体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