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早上10点后秦雄去上班，才知道阮社长昨夜发病住院了，急匆匆地赶去探望。
钟义、苏莜青以及报社十几号人早已守在重病监护室的门口。秦雄知道，阮社长患有心脏病，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胆结石，想来是心脏病犯了，向大家打听，回答是。昨天半夜发病，忽然倒地人事不知，到现在还未脱离危险，看来这次病发得很重。
一会儿，医院黄院长和两位医生从监护室里走出来，钟义第一个迎上去，焦急地问：“黄院长，怎么样？情况严重么？”院长边走边说：“阮社现在需要休息，不能探望。”钟义疾步跟上说：“那你们一定要加强诊治的力量啊，一定要用好药。”黄院长回头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大步把他甩开了。
不多时孙姨也从里面走出来，钟义又反应迅速地冲过去，捧住她的右手，一脸大难临头的样子。孙姨的表情疲惫而凄然，反而安慰他说：“没事的，现在苏醒了，放心吧。”钟义说：“我们想进去看一眼他老人家，就一眼。”孙姨说：“心领了，心领了，他现在很累，回去吧。”又对大家说：“都回去吧，工作要紧，大家有心了，有什么事打电话给你们。”大家仍僵在那里，钟义还心有不甘地踮起脚，朝里面张望两下。
孙姨下了死命令，大家才磨磨蹭蹭地告别。孙姨毕竟还是训练有素的，特别嘱咐他们三位班子成员说，都靠你们三个年轻人了，要多担待些啊。三人点头附和，钟义还显出六神无主的样子，说报社的事，没有他老人家怎么行啊。
刚一离开，钟义又成了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说：“我们三位得赶快回去开个会，报社的事耽误不得啊。”苏莜青道：“行，现在嘛，我们都该听你的了。”还对秦雄意味深长地一笑。钟义并未听出话中之话，倒似受到了鼓励一样，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道：“现在我们年轻人最要紧的是团结，报社要的是稳定，不能让人家瞧不起。”他所说的“人家”明显是指老同志张文成。想了想，又说：“老张那里由我去说。”
张文成算是伶南报社起家的元老之一了，是个正牌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编辑业务自然过得硬。阮社不太懂编务，按国内大部分地方实行的社务与编务分离的做法，张文成应该坐到总编的位置才对，市里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人家宁愿让一个不懂编务的大老粗兼着这个位子，也不让他上，这样的安排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孤傲，脾气臭，说话直来直去不会转弯，他自恃才高，不太把别人放在眼里，在单位内外都得罪了不少人。这些年来又严重酗酒，纪律散漫，业务上已少有建树，上级领导也对他颇有微辞，要不是个本地人和高干子弟，在官场上还有个很得力的同学圈子，他这个副社长恐怕是早就当不成了。他在这个副社长的位子上已经坐了十多年了，跟历任领导都搞不拢，可他还是稳坐钓鱼台，还算是有些造化的。据说他跟阮社长的矛盾已有十年了，他看不起阮社长，说他没文化，管垃圾佬还行，编报纸更是荒唐。好在阮社长在表面上从不跟他计较，只是私下里把他架空，让他少管事。而他这些年他越来越乐得清闲，好有时间去酗酒纵情。
在秦雄的印象中，老张总是板着张面孔，眼球充血，壮如公牛，好象总跟人有仇似的。从他八年前进报社的那一天起，就不曾见老张真正笑过，似笑非笑的不算，好几次还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在那还是因为业务上的事。秦雄对他没有好印象，同事们对他也没好印象，私下里骂他“疯牛张”，就当他真正得了疯牛病。近些年大家都尽量躲着他，更不敢去惹他，他骂人的机会也少了，可也更加愤愤不平了。
钟义小心翼翼地叩开老张的门，他在他面前也像个乖儿子的样。一会跑来通知：到老张办公室开会。
报社有大、中、小三间豪华会议室，平时重要的班子会在小会议室，一般的碰头会就在阮社长的办公室。阮社不在，老张就要把地点改在他的办公室，秦雄有些奇怪，不过一想还说得过去：他是老资格的副社长，是二哥。转念又一想：这也比在钟义三哥的办公室开会要好啊。想着刚才钟义一路上的表现，倒有些可笑了。
报社大楼有四间领导办公室，都是套间，带休息室，厕所和洗浴设备一应俱全，设备一点不比四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差。阮社长的一间最大，有80个平米，多摆了一张小圆桌，其余为60平米，秦雄后上任，他的办公室还是临时拆墙装修的，光装修和设备购置就花了六万元。同样是为共产党打工，做领导和不做领导的感觉就是不同。
一进老张的办公室，便感觉今日的气氛与往常不同，三人看到的是一张春风般和谐的脸。老张今日心情很好，终于见到了他久违的笑容，那笑容如千年的老铁树开出了花，不笑则已，一笑惊人。这一笑，让人觉得原来老张还是个纯朴厚道的人，只是这么强烈的反差，反倒让三人一时不适应，有些惴惴不安起来。老张微微向下压压手，示意三人坐在沙发上。这里没有社长室的小圆桌，班子会就要首次在沙发上召开了。
三人都在膝头摆上了笔记本，握上笔，等着老张开口，可老张不急，他身体后倾，在一张搬过来的椅子上坐着，居高临下，一口一口极享受地喝着茶，似乎心思都集中在茶味上。钟义在这间办公室里也明显底气不足，他清了清嗓子，说：“阮社住院，报社的工作可不能耽误，我们还得替他安排安排。”顿了顿，似乎觉得刚才的话有些不妥，又补上一句：“只是代替代替他老人家，我的个人想法，大家说如何？”
三人无反应，钟义有些尴尬。老张终于开口，却是懒洋洋地问：“老阮的病情如何？”钟义说：“大概是犯旧病，刚苏醒，估计问题不大。”
老张说：“都是心病啊，老阮这人，活得就是太累，做人哪，可不能这样。”老张做人就是这个风格，到这个时候，还戳人家的痛处。
老张身体往前一倾，终于坐直，声音也进入状态：“那说说，有哪些工作需要安排安排？” 这一句把大家问住了。现阶段报社的工作安排自有分工：阮社管全面，人财物与编务都包揽了；老张分管行政、后勤；钟义管经营，包括广告、印务、发行、网站，还兼管财务；由于阮社不太懂编务，对编务的事很少插手，由秦雄和莜青直管。编务分成两块，由莜青管新闻，秦雄分管专题、副刊；莜青还兼管人事。对于副职领导在一个单位的分量，外行看排位，内行看分工。从这个分工一眼就可看出，四人在报社的地位和分量有着天壤之别，钟义在天，老张在地。钟义管着钱和事，莜青管着人和事，秦雄和老张只管着事。尤其是老张管的事和编务、人财物都不沾边，是个空架子。这里面的学问还是很深的，个人职责和权限不是以个人能力和民意决定的，也不是都按工作需要来设置的，甚至也不是由个人职位高低决定得了的；一般情况下，你在单位的分量和地位就是你在单位领导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而这个一般情况，就是单位领导当得像个领导的情况。阮社长精心经营报社十个年头，又是从最底层的一个制版工做起，没有两刷子的本领上不去，他的想法和看法是能够影响到下属的命运的。
工作安排既然已经定下了的，眼下提出还要再安排安排，那就是调整之意了。钟义就巴望着调整，可怎么调整呢？钟义自己调整自己取代阮社长，是不可能的，调整别人，也做不到，即便是代替阮社长安排，没有他老人家的旨意，怎么成啊？钟义显然被自己的蠢话将了军，一时不知怎么下台，愣了好一会，才嗫嚅道：“我们的意思是说，眼下阮社不在，想想有哪些方面工作急需要处理处理，强调强调。”
这个钟义，竟拉上了“我们”，秦雄和莜青都在嘴角闪过一丝笑，不出声。老张却并不放过：“就说说工作安排嘛，不就是工作调整吗？我都清闲好几年了，还正在等着这个安排和调整呢。”
钟义挠着头，乱了阵脚：“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唉呀老张，你多心了。”又求救似的望着秦雄和莜青：“你们说呢？是不是？”二人却并不帮腔，莜青装着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秦雄好象没事一样望着老张墙上的一幅“独善其身”的字，心想好你个老张啊，说话倒是不像钟义，心口合一的，可做人呢，就心口不一了。
老张这个时候站起来，激烈而又斗志昂扬地说：“报社的工作安排是早该调整了，我都受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比坐牢还难受啊!”还不解气，又重重地拍着椅子吼：“典型的法西斯统治，黑暗!不人道!痛心啊。”
三人几乎像贼一样逃了出来，远远地还听见那声音如狼嚎般在吼：“苍天啊，你终于开眼了——我他妈该给你磕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