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举荐管仲后，自己甘心位居其下。他的子孙世代在齐国做官，领有封邑的有十余代，都是当时的名大夫。为此，天下人不侧重于赞美管仲的贤能，而是侧重于赞**叔牙能够知人。
管仲相齐之后，与鲍叔牙、隰朋、高傒等贤才通力配合，在齐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下令发展捕渔业和煮盐业，流通货物，积累财货，富国强兵，与百姓同好恶。管仲曾说：“粮仓充实百姓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百姓就知道荣辱（管仲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君遵守法度上下左右就能紧密团结。礼义廉耻这四维不能弘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一定要让它顺应民心。”所以他发布的政令力行简便而容易执行。百姓期盼的，就顺应他们的心愿让他们得到。百姓所反对的，就顺应民意革除这些弊病。
管仲把普通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民的后代仍然是农民，士人（介于庶民和大夫之间的阶层）的后代仍然是士人，工商匠作的后代仍然是工商匠作，保证了四民的安定。官府经营盐铁业，土地按肥沃程度分等征收赋税，适当征发劳役，减轻人民负担。把国都分为十五个士乡和六个工商乡，十五个士乡用于保证兵源，六个工商乡用于保障财政收入和军费。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使齐国国力大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齐国都是诸侯国中的强国，使其他诸侯国十分畏服。
管仲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一方面固然与他自己的才能有很大关系，而另一方面，与齐桓公的充分信任和善于纳谏善于用贤也密不可分。换了一般心胸狭窄的国君，别说是任命管仲为相，不杀死他报一箭之仇就已经算得上是宽容。因此，在为管仲取得如此不凡的功绩而感到惊叹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把更多的赞美送给宽宏大度的齐桓公，贤君与贤臣的最佳结合，应该就属于这样一种模式，它能焕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力。
还有一个方面，则来自于管仲的非凡见识。管仲不迂腐，他不是死读书的那种迂腐书生，知道什么事情大，什么事情小，什么事情上需要对国君作出让步，不能干涉。据传齐桓公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些话：“我这个人，喜欢出去田猎巡狩，但仅仅喜好田猎也就罢了，又十分好色，请问这样还能称霸于诸侯吗？”齐桓公也是个实在人，对于大多数的国君来说，那都是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还自命为道德的楷模，要他承认缺点和错误，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齐桓公却就非常坦诚地说了，而且还非常担忧地向管仲请教，这种心情很能理解，因为之前那么多堪称道德模范化身的国君都没能称霸，何况是好田又好色的齐桓公。但管仲却对这类事情看得非常透彻，他回答说：“这些事情都是小节，对称霸诸侯毫无妨碍。”齐桓公就问：“那么什么会妨碍称霸呢？”管仲说：“你不了解哪位臣子贤能，妨碍称霸；知道臣子贤能而不让他担任要职，妨碍称霸；让贤才担任职务而不信任他让他放开手脚去施政，妨碍称霸；既用贤才又用小人，妨害称霸。”齐桓公对此非常赞赏，因此管仲终其一生，都得到了齐桓公最大限度的信任。
对鲁作战两战皆败使齐桓公清醒过来，他意识到以齐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达到使诸侯钦服并俯首听命的地步，争霸事业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接受管仲先内后外的方略，先谋求国富兵强，然后再图谋争霸中原。
齐桓公在他即位的第二年，起兵灭掉了邻近的谭国（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原因是之前齐桓公流亡之时路过谭国，谭国国君没有接待他，而齐桓公回国即位之后，谭国也没有派人前来祝贺。
经过四、五年的励精图治，齐国国力大增，具备了初步的争霸条件。齐桓公就迫不及待地征求管仲的意思，想要召集诸侯会盟。而当时的一个现状是，诸侯们虽然地盘有大有小，爵位有高有低，但却都认为自己和别人相差无几，既然谁都认为自己和别人相差无几，那就谁都不愿甘心情愿地听从其他诸侯国的号令。管仲于是建议让齐桓公打“尊王攘夷”的政治牌，先赚取政治优势，赢得外交上的主动权。这个“尊王攘夷”，实际上跟后来三国时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尊王攘夷”这个说法不仅立场正义得多，听起来也好听得多，是尊奉周天子联合诸侯共同抵御侵扰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意思，境界也比“挟天子以令诸侯”要高出许多。而实际上，二者的实质是几乎没有多大差别的，都是借天子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诸侯，使诸侯们不敢有什么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