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那个吴国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
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敢攻打我的城邑？”
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全都杀死了。
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吴国的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和楚国人交战，大败楚军，俘获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大夫夏啮，又接着攻打郢都，俘虏了楚平王的夫人后班师回国。
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把事件一步步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这正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头上掉一根头发，很正常；再掉一根，也不用担心；还掉一根，仍旧不必忧虑……长此以往，一根根头发掉下去，最后秃头出现了。哲学上称这种现象为“秃头论证”。
往一匹健壮的马身上放一根稻草，马毫无反应；再添加一根稻草，马还是丝毫没有感觉；又添加一根……一直往马身上添稻草，当最后一根轻飘飘的稻草放到了马身上后，骏马竟不堪重负地瘫倒在地。这在社会研究学里，被称为“稻草原理”。
第一根头发的脱落，第一根稻草的出现，都只是无足轻重的变化。但是当这种趋势一旦出现，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程度时，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当它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但一旦“量变”呈几何级数出现时，灾难性的镜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由于变化是渐进的，犹如从很缓的斜坡下来，人们很难察觉其递降的痕迹。对个人或组织来说，“防微杜渐”能让人们及时堵塞漏洞，防止危机的发生。但大部分时候，人们想做到“防微杜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必须在隐患刚开始出现时就要做到“亡羊补牢”。知道了什么是多米诺效应，也知道了它的危害，如果能做到“防微杜渐”和“亡羊补牢”，那么即使不能完全防止多米诺效应的发生，也可以把它的影响降到最低。
■ 为什么要及时教导第一个犯错的人？——破窗效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
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车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依托这项试验，提出了“破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窗户的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会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破更多窗户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那么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并蔓延。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现象：一个人带头摘取商店门口摆放的鲜花，其他人就群起而效仿，将花篮中的鲜花一抢而空；桌上的财物，敞开的大门，可能会使本无贪念的人心生贪念；有的员工在工作中违反程序，还称“××都是这样干的！”或者“上次就是这样做的！”；对于违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关组织没有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引起员工的重视，从而使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甚至多次重复发生；对于工作不讲求成本效益的行为，有关领导不以为然，使下属的浪费行为得不到纠正，反而日趋严重……
“破窗理论”在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的玻璃窗户”。中国有句成语叫“防微杜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纽约市交通警察局长布拉顿受到“破窗理论”的启发，在给《法律与政策》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地铁无序和地铁犯罪在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蔓延。那些长期逃票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无家可归的、在站台上非法推销的、在墙壁上涂鸦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个地铁里弥漫着一种无序的空气。我相信，这种无序就是不断上升的抢劫犯罪率的一个关键动因。因为那些偶然性的犯罪，包括一些躁动的青少年，完全把地铁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
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交警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论”为师，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结果，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开始下降，治安大有好转。
１９９４年１月，布拉顿被任命为纽约市的警察局局长，正是因为他对“破窗理论”的出色阐释。而布拉顿开始把这一理论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他指出，这些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点。针对这些看来微小，却有象征意义的犯罪行动进行大力整顿，结果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警察局的最高领导居然要关心街头那些‘毛毛雨’犯罪，这在纽约市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整个美国也是史无前例的。”马里兰大学政策研究专家沙尔曼感慨地说。
在“破窗理论”的指导下，纽约市的治安大幅好转，甚至成为全美大都会中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人们把这个庞大的都市几十年来从没有过的崭新气象都归功于布拉顿。但由于功高震主，１９９７年３月，布拉顿被当初任命他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请出了警察局。
“破窗理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中的应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企业管理中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有一种被称做“红牌作战”的质量管理活动。
①清理：清楚地区分要与不要的东西，找出需要改善的事、地、物。
②整顿：将不要的东西贴上“红牌”，将需要改善的事、地、物以“红牌”标识。
③清扫：将有油污、不清洁的设备贴上“红牌”，将藏污纳垢的办公室死角贴上“红牌”，将办公室、生产现场不该出现的东西贴上红牌。
④清洁：减少“红牌”的数量。
⑤修养：有人继续增加“红牌”，有人努力减少“红牌”。
“红牌作战”的目的是，借助这一活动，让工作场所得以整齐清洁，塑造舒爽的工作环境，进而养成企业内成员做事有讲究的决心，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大家就会遵守规则，认真工作。
许多人认为，这样做太简单，芝麻小事，没什么意义，而且劳师动众，没有必要。但是，一个企业产品质量是否有保障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生产现场是否整洁。这应该是“破窗理论”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
公司对员工中发生的“小奸小恶”行为，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小题大做，加重处罚力度，严肃公司法纪，这样才能防止有人效仿，积重难返。特别是对违犯公司核心理念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养奸。
美国有一家以极少炒员工而著称的公司。一天，资深熟手车工杰瑞为了赶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2/3的零件，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会儿之后，就把切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放在一旁，卸下防护挡板之后，收取起加工零件更方便快捷一点。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杰瑞的举动被无意间走进车间巡视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雷霆大怒，除了目视着杰瑞立即将防护板装上之外，又站在那里大声训斥了半天，并声称要作废杰瑞一整天的工作量。事情发展到这里，杰瑞以为结束了，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有人通知杰瑞去见老板。在那间杰瑞受过好多次鼓励和表彰的不规则形状的总裁室里，杰瑞听到了要将他辞退的处罚通知。总裁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离开公司那天，杰瑞流泪了，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几年时间，杰瑞有过风光的时候，也有过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公司从没有人对他说不行。可这一次不同，杰瑞知道，他这次碰到的是公司灵魂的东西。
这个材料告诉我们，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去处理，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个打碎的窗户玻璃”的明智举措。
另外，公司要鼓励、奖励“补窗”行为。不以“破窗”为理由而同流合污，反因“补窗”做善举而亡羊补牢，这体现了员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的成本意识。公司要提倡这种善举，通过表扬、奖励等措施使之发扬光大。
■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吗？——阿罗不可能定理
假设有甲、乙、丙三人，分别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而且是分别多年的好朋友。三人久别重逢，欣喜之余，决定一起吃饭叙旧。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他们对餐饮的要求各不相同，风格各异：
甲：中餐 西餐 日本餐
乙：日本餐 中餐 西餐
丙：西餐 日本餐 中餐
如果用民主的多数表决方式，结果如下所示：
首先，在中餐和西餐中选择，甲、乙喜欢中餐，丙喜欢西餐；
然后，在西餐和日本餐中选择，甲、丙喜欢西餐，乙喜欢日本餐；
最后，在中餐和日本餐中选择，乙、丙喜欢日本餐，甲喜欢中餐。
三个人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中餐或者西餐，西餐或者日本餐，日本餐或者中餐
所以，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机制，将产生不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论。
“阿罗不可能定理”是对美国经济学家、１９７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所提出的一种理论推论的通称。这个理论推论认为，在现实中不可能找到一种完全符合集体偏好的最优配置方案。这一理论在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政策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阿罗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现实的公共选择中这种类似的矛盾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不可能找出一种确切的集体行为规则，能够保证从个人的偏好得到“合理的”集体的选择。
这里所谓“合理的”集体选择，是指能够满足如下几个前提条件的选择。
（1）自由选择。对所有备选方案，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任何的行为偏好。
（2）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方案Ａ比方案Ｂ好，则集体也必须认为方案Ａ比方案Ｂ好。
（3）不相干方案的独立性。集体对任何两个方案的偏好，仅与集体成员对这两个方案的偏好有关，而与他们对其他不相干方案的偏好无关。
（4）非独裁性。不存在这样一个成员，只要他认为方案Ａ比方案Ｂ好，不管其他成员的偏好如何，集体就得认为方案Ａ比方案Ｂ好。
只要个人和社会的选择顺序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那么，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规则就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正是因为在社会选择领域方面的开拓性研究，阿罗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从“边际革命”产生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只要存在恰当的社会选择机制或规则，个人偏好序列的集合能够形成一种最优的公共选择行为。阿罗的研究证明：事实上，所谓完全满足集体偏好的最优方案，在现实的公共选择中是不存在的。
阿罗定理指出，社会没有一种“客观的”反映群体的社会偏好的方法。如果某种偏好得以反映出来，如小布什而不是戈尔当选美国第５３任总统，完全取决于所确定的“民主”的选举规则，那么另外一套规则得出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戈尔比小布什多几十万张选票，然而美国实行的投票人制度是，谁获得了某一州的多数票，那么他就获得该州所分配的选举人的选票。小布什与戈尔之争的关键是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布什获胜就在于他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佛罗里达州的２５张选举人票。最后，小布什与戈尔的选票之比为２７７∶２６６，小布什获胜。
此外，阿罗定理也说明，社会的选择方法不可能既是有效率又民主的。因为循环投票本身就是无效率的。而有效率的方式必须是独裁的。这就再次揭示了民主和效率的矛盾。
在企业决策的过程中，更应该关注“多数”、“少数”的现象，既重视“多数”，又重视“少数”，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是企业管理者的一门大学问。
■ 为何辞退不合格的员工要快？——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如果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将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几个难“对付”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一样，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他的苹果也弄烂了。“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数十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品，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将它毁坏掉。
这是一条来自西方的管理定律，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同样的谚语：
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一条臭鱼坏了一锅汤。
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定律还是中国的谚语，都已经对负面影响的始作俑者做了准确的定性：污水、臭肉、老鼠屎、臭鱼。这些已经定型的东西没有改变和改造的可能。污水总不可以成为酒吧，臭肉总不可以成为好肉吧，老鼠屎总不可能成为调料吧，臭鱼又怎么可能成为好鱼呢？既然如此，就要及时处置，对极坏的东西不要再抱什么幻想，而应及时清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