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可以用源远流长来形容，早在秦朝时，秦始皇派军征服百越，越南北部就归于象郡管辖。汉武帝时，更是派兵占领了几乎整个越南，并在这里设置九个郡县。
在此后的时间里，越南断断续续受到中国直接统治长达一千多年，即使后来脱离了中国，也一直是以朝贡国或者藩属国的身份与中国保持联系。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去越南的话，还能处处感受到中国文化留下的痕迹，比如他们也像中国一样过春节。
而作为越南宗主国的中国，也一直扮演着父亲或者大哥的角色。你手头紧了，我无私救济；你家庭闹矛盾了，我出面调解；你被人欺负了，我武力帮你摆平。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逢年过节来我这拜访一下，不管是空手来的，还是礼品拿得不够档次，我都不在意，反正每次回去你都是满载而归的。对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当家人（皇帝）如果换了，需要来找我认可（册封）一下。你是知道的，我别的无所谓，就好这点面子。
但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也开始内外交困，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像朝鲜、越南之类的属国的事更是没工夫搭理了。这给一些列强提供了可乘之机。
法国便是在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占越南南圻（即今越南南部地区，包括边和、嘉定、定祥、永隆、昭笃、河仙六省）的，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太在意。越南国家版图像一条悬挂在中国下面的腊肉，你从下咬掉一口，还是一条悬挂的腊肉，于清朝没有什么影响。
可谁知法国欲壑难填，在侵吞越南南圻后，又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打起了北圻（指旧时越南北部十六省，意为“北部国土”、“北部地域”）的主意。
北圻与中国接壤，且法国侵犯北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侵略中国。当时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就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这回，中国就是想躲也没地儿躲了。
1873年9月，法军侵入越南北部，以湄公河上游澜沧江不适合航行为由，强求红河通航，遭越南政府拒绝。法国驻交趾支那（即南圻）总督杜白蕾为了尽快打通与中国的通商道路，把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安邺从上海召回，令其迅速打开红河至云南的水上通道。11月，安邺率领侵略军袭击并攻陷了河内及其附近各地。
越南政府无力阻止法军进犯，国王阮福时便邀请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越南老街）等地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南下协助抵抗法军侵略。
刘永福（1837—1917），广西上思人，早年当过水手，加入过天地会（与大家熟知的陈近南是一个工作单位的）。咸丰时期，参加地方反清起义军，所指挥的军队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反清失利后，刘永福率军进入越南保胜地区，以此为据点开山、设寨、辟田、屯兵，队伍后由几百人壮大至数千人。
接到求助信息后，刘永福于12月21日率领黑旗军南下与越南军队联合在河内城外打败法军，歼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并击毙安邺。法军被迫从越南北部撤退，河内收复，越南国王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有意思的是，越南政府因怕法国报复，竟在1874年3月15日主动与法国订立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经过近10年的恢复，法国逐渐从普法战争中的阴影中走出来，代表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党首茹费理出任内阁总理。茹费理被认为是镇压巴黎公社“最可耻”的刽子手，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征服的欲望，积极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
1882年初，法国政府派出由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维业（一译李威利）率领的一支侵略军侵犯越南北部，企图占领整个越南，以此作为跳板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4月，法军攻陷河内，窥视云南。黑旗军应邀再次南下，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将法军围困在河内一年多，并在1883年5月的纸桥战役中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和其他官兵230余名。刘永福因功升任为“三宣提督”。
作为世界上有头有脸的国家，如果连一个越南都玩不转，法国的份儿可就丢大了。8月，不甘心失败的法国派海军少将孤拔率领一支4600人的舰队，扩大侵越战争，很快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控制了越南的外交。
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二
把越南搞定后，法国随即便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清政府面对法国的挑衅，除了浑身发抖没有第二个动作。领班军机大臣奕经过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后，没有一丝抵抗法国的信心。他授意驻法公使曾纪泽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向法国政府和法国驻华代表寻求妥协，力求避免战争。
曾纪泽和左宗棠、张之洞一样，是主战派，认为中国与越南唇齿相依，唇亡而齿寒，所以他不但向法国政府抗议，还建议清政府援助越南政府和黑旗军，共同抗法。“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拖也要把法国给拖败。
有了主战派，自然就会有主和派，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认为与法国开战，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在他与法国驻华代表接触的过程中，屈从法国的愿望，建议清政府召回中国驻军和刘永福，免去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奕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免去了曾纪泽的驻法公使头衔，命他为驻英、俄公使。
到了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在近代史中，但凡中国与别国发生龃龉，不管对方是什么货色，李鸿章都是站在主和派一方。前面所讲的西南、西北边疆危机是这样的，现在的中法战争也是这样的，后面所讲的中日战争还是这样。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李鸿章这人贪生怕死，甚至往严重点说他里通外国？
当然不是，当年李鸿章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军、捻军，累功升迁至协办大学士，挽清朝大厦于将倾，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刀口舔血的日子。真要是怕死，他当初就选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即使论爱国，李鸿章也不会输于任何人。在与外国是战是和的态度上，他虽然通常选择的是求和，但每次都是站在国家的整体和未来之得失上进行考虑的。比如这次在对法态度上，客观来讲，曾纪泽等主战派的论点主观意识太重，李鸿章则相对理性一些。但等战争开打后，没想到法国这么不争气，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另外，作为大清臣子，李鸿章十分明白清朝的“身体状况”，战败，等于雪上加霜，战胜，等于羸弱之躯再嗑上一剂猛药，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那些主战的不一定是忠臣，那些主和的也不一定是奸臣。给领导喷些痒痒话谁都会，但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把领导伺候舒服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是在为李鸿章翻案，即使翻案也轮不到我在这里喋喋不休。再说李鸿章本身就是一个缺点非常突出的人，否则也不会落下那么多的把柄让人去抓。他这种人，可能就和你的邻家老大爷没什么两样，年轻时有过不少英勇的事迹，年长后也犯过一些糊涂，时间早已原谅了他，至于历史如何看待他，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也都有不同的答案。
我的看法是，李鸿章是大清的好臣子，却不是中国的好子民。
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慈禧太后也是举棋不定。这点可以从清政府一系列的举措上看出：一面派遣清军赴越抗法，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进攻；一面颁谕奖励刘永福黑旗军抗法，一面又暗藏借法军消灭黑旗军的阴谋；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和谈或第三国调停，同法国妥协。
正当清政府钟表一样摇摆不定之际，1883年10月下旬，法国突然关闭了谈判大门，命令孤拔为越南北部法军总司令，进行作战准备。12月10日，法国议会通过了追加2900万法郎军费和增派15000名远征军的提案，次日，孤拔率军向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发动进攻。
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三
中法战争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至1884年5月，主要战场是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
越南的山西是法国军事行动的第一个目标。战争爆发后，驻防山西的军队主要是黑旗军，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12月11日，法军水陆并进，经过五个昼夜的激战，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担任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孤拔则被调任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3月，法军进攻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
清政府当时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有两万人，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听说法军打来，驻防清军不战而逃，北宁失守。3月19日，太原失守；4月12日，兴化失守。至此，整个红河三角洲地区全部落入法国之手。
这里补充一下，上面两段提及的山西、太原、兴化等都不是指中国的地名。在古代，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习汉俗，用汉字，甚至连不少地名都是直接从中国复制的。
北宁等地失守后，法国控制越南北部，等于在西南埋了一个地雷，朝野震惊，纷纷指责主和派奕等人。奕叫苦不迭，当初主和他也是为了朝廷着想，哪想到洋鬼子不按套路出牌。他只有议和的谈判计划，却没有打败仗的处理方案，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办，让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分别前去接任。
此事当然也不是慈禧愿意看到的，但慈禧的过人之处就是哪怕遇到天大的坏消息也能进行“废物利用”。
辛酉政变后，大清权力主要集中在她和奕控制的军机处。随着朝廷局势的稳定，奕与慈禧的权力矛盾也日益突出。一直想大权独揽的慈禧当听到越南清军溃败的消息后，愤怒中夹杂着一丝阴鸷的冷笑，对她来说，这可是夺取权力的难得机会。
4月3日，慈禧就战败事件召集军机处人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把责任划分一下，为罢黜奕等军机大臣埋下了伏笔；同一天，有人上折弹劾“清流领袖”李鸿藻保举非人，致使战争失败，并顺带地说这事与奕等人也有关系。
本来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想让奕他们重拾信心，将功赎罪，谁知慈禧却利用这个弹劾大做文章，与奕的政敌醇亲王奕譞一起策划，给奕、宝鋆、李鸿藻、翁同龢、景廉等人扣上“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帽子，逐出军机处。随后慈禧对军机处进行改组，任命礼亲王世铎担任领班大臣，又任命奕劻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改变领班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的做法，分其权力；军机处如遇有要事，须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
奕譞的大福晋是慈禧的妹妹，二儿子载湉就是当时的皇帝光绪。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奕譞办事谨慎用心，把取信讨好慈禧当做工作的唯一追求。这样，权力就高度集中在了慈禧手中。
在战争的紧张时刻，进行这么大的人事变动，按照正常的逻辑肯定是为了更好的战斗。但是，清政府的思维已经很久没有正常过了，新组建的军机处不仅没有积极组织战备，反而用实际行动来继续执行奕先前的妥协退让政策。
所以说奕他们这帮人不是战争的替罪羊，而是政治的牺牲品。
为了把妥协退让真正落实到位，奕譞这个原本的主战派，此时已只想尽快把眼前的这场战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此，他力排众议，授权“议和专家”李鸿章设法与法国进行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