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得罪医生，因为他即使不能在手术台上干掉你，也能转行让你立马去死或生不如死。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前者转行去干革命，让清政府与列祖列宗团聚；后者转行当了作家，骂得当权者都有一种做了畜生的感觉。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辈子造过很多次反，但极少有成功的。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很快发动了一场起义——广州起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成了头号要犯，被清廷通缉，只好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剪掉辫子，改穿西服，连造型都与清朝正式决裂了。此后他又以“兴中会”的名义在美国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但是收效都不大。
1896年9月23日，宣传革命不顺的孙中山搭乘“麦竭斯底”号轮船赶往英国利物浦，并于几天后转乘火车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租了间房子，每天都去和他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交流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
孙中山作为大清头号通缉犯，他的一举一动一直在清政府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他一踏上伦敦的土地，清政府就立即指示清驻英公使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希望援引香港引渡罪犯的条约，捉拿孙中山。结果英政府根本没理这茬儿，直接拒绝了。没办法，清驻英公使只好雇用了伦敦一私家侦探监视孙中山的行踪，准备相机行事。
不知是不是钱没花到位的关系，清政府所找的私家侦探派出的探子业务水平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不但经常跟丢人，还毫无愧色地在记录本上写着“伦敦大雾，目标不见踪影”之类的工作日志——明显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
好在伦敦统共也没几个黄种人，最后还是把孙中山给找回来了，并在10月11日“一左一右强行（将孙中山）夹入使馆”。
康德黎几天没见到孙中山很是奇怪：我的那个宝贝学生这阵子怎么没来看我？
而孙中山此时正焦灼万分，他知道，如果在伦敦脱不了身，等回到国内肯定得被活剐了。人在绝望中有时大脑会一片空白，但有时智商也能突增好几倍。孙中山是被软禁在清使馆，里面有不少英国人在那里打杂，于是他就请求他们帮他送封信出去，结果其中有一位不但不帮忙，还把这事说给了清廷方面的人。
看来哪国都有不厚道的人啊！
不过这件事的结局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最后孙中山是花了20英镑买通了另一个英国人才得以把他的亲笔信秘密送到康德黎家。得知传信成功后，孙中山很兴奋，他对送信的英国人许诺：“你再替我送信，我出去后给你两千英镑！”于是，这个英国人又陆续帮孙中山送了几封写给康德黎的秘笺……
康德黎收到孙中山的信后，奔走于伦敦各有关部门和各大媒体。一时间孙中山被抓事件被伦敦报界炒得热火朝天：“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清使的非常行动”等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
孙中山最后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主角”。
12天后，孙中山终于在英国政府的介入下被释放。
关于孙中山脱险的真正原因，史学界有不同说法。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认为：“公使龚照瑗所代表的中国政府要追拿钦犯，沙侯所代表的英国政府要维护当地法治，这才是当年英国政府救出孙中山的真正原因，而不像流行的说法是什么‘英廷屈于舆论压力出手相救’。”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黄宇和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这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办事逻辑。
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在日本，他先后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并通过他们再结识了不少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其中就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政府高级官员，还一度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员。但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康有为当初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现在的暴力革命都是在给清政府灌药，只不过一副是治病的药，一副是要命的药。孙中山是医生，救人与杀人往往都在一念之间。
此后，孙中山又支持或策划了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等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是失败，可孙中山的信心却越来越足了。他回忆说，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都骂他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很少听到有人骂，反而有不少人同情并扼腕叹息起义没有成功。因此，从民众的反应来看，暴力革命这件事，越来越有市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