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东西。“同”和“不同”总是相对而言的，纯粹的“同”或者纯粹的“不同”都是不存在的。“同”中总是包含着“不同”，而“不同”中又包含“同”。总之，“同”与“不同”既对立，又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合同异之辩”，与上面莱布尼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惠施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句话比较绕口，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人都是人，所以所有的人都相同；所有的人又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人意味着是动物，但动物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不能称为“人”。这里的“相同”和“相异”，就是惠施说的“小同异”。
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作为一个普遍的类，那么，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它们都属于“万有”，都应该算在“万有”这一大类里面。所以说“相同”。但是，每物作为个体，又都有自己的个性，都与其他的个体不尽相同。所以说，它们又“相异”。这种同和异，惠施称之为“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
《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据说在春秋时期，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弓丢失了。左右的侍从立刻要去寻找。楚王制止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必找了。”
此话后来成为了名言，在列国间广为流传，这一天就传到了鲁国孔子的耳朵里。孔子听说此事后也很欣赏，说：“这话说得真好啊！但是，为什么要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呢？不妨说：‘人失之，人得之。’这样就符合仁义了！”老子听说了孔子的评论后说道：“为什么要把‘人’与‘天地’区别开来呢？不妨说：“失之，得之。’这样就符合天道了！”
五、肯定即否定
肯定即否定，这是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见于他关于实体的学说。他说，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借助于他物。因为它是无限的，没有陷入到与他物的差别和对待之中。从实体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实体不被他物所产生或创造，也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存在，更不用借助于他物而得到说明。
对于有限性的事物，我们总是结合着差别和对立加以认识的。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在于它不是别的东西。“张三”之所以是“张三”，是因为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同样，我们一旦对“张三”作出了某些具体的规定，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再比如，在象棋中，“车”之所以为“车”，仅仅在于“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等其他棋子而已；并没有一些积极、实质的因素决定着“车”成为“车”。
但对于无限性的实体而言，我们是无法进行规定的。因为对一个事物的肯定，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否定。因此，所谓的肯定，总是一种限定。而无限的东西，一旦限定，就不是无限的。理智掌握的东西永远都是无限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东西都是在黑暗的深处无人知晓的。
就此，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做一个圆环。一条线段，当它构成封闭的圆圈时，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而其他任何一种开放区间的线段，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后来的黑格尔也总把“绝对理念”比做圆圈。
在中国哲学中，“道”就是一个类似于斯宾诺莎“实体”的东西。“道”的绝对性、无限性决定了我们无法以任何肯定的形式对其作出规定。《道德经》开篇第一章讲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旦被说出来，被规定了，就不再是“道”本身了。这充分说明，知性的思维，概念化的语言，总是进入不了“道”的。
就此，老子经常用“无”和“有”来说明“道”与万物的关系。他说：“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那么，老子的“无”是什么呢？有人批评老子的“无”是一种虚无主义，这其实是对老子哲学的误解。老子的“无”，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说“无规定”。这仅仅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正因为任何的“规定”都是“限定”，所以，要想达到“万有”，最好不要去规定。
对此，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胶泥（当然，在城市中称之为橡皮泥），我们可以把胶泥捏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可是，我们却无法将一块胶泥同时捏成小狗和小猫，这块“无定形”的胶泥，一旦定形就受到了限制，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就是借助一个碗来向郭靖解释“空”和“无”的玄妙的：碗是空的，所以什么也能装，如果碗不是空的，就什么也装不了。正如人生的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的选择，而一旦选择，就没有了回头路，无法回到一开始那个充满了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开始。正所谓“弱水三千，人仅能取其一瓢饮”。那个看似什么也没有的“无”，在逻辑上看，不是包含着全部吗？
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就是以这个“无”作为逻辑起点来完成其哲学建构的。他说，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但这个“有”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无”。其实在老子那里，“有”就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纯有”，也就是“无”。一旦有所规定，就不是“纯有”了。
“无”和“有”（纯有）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东西，都是包含着一切可能性和丰富性的“大全”，因此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道德经》后面的那句话：“吾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黑格尔在《小逻辑》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有”和“无”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而老子却用了二十几个字就有了异曲同工之效，让人实在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二人表达得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法”，而老子称之为“玄”。
六、两性中的辩证法
西方的辩证法，向上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而中国的辩证法，向上则可以追溯到伏羲。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12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创作八卦的时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意思是说，先关注的是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试想，伏羲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身上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当时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奥秘。
那么，伏羲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地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估计不怎么感到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1）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2）男女不能互相替代，男人不能替代女人，女人也不能取代男人，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位置。
（3）男女性别又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男女的结合才可能有生殖行为，才可能有“生”。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阳”两个符号的原始意象。从此以后，阴阳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那个神秘莫测的阴阳鱼和八卦图，就成了中国哲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万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的道理。17世纪，中国的伏羲八卦吸引了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有意思，于是阳爻作为“0”，把阴爻作为“1”来处理，结果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学，成为了我们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七、阴阳里的奥秘
如果说伏羲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那么，《周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本哲学书。这本书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预测吉凶的算命知识，但其在精神主旨上则是在谈阴阳关系。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宝典。
至于阴阳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左边这个图形可以看出，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测。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明显的斗争双方“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性的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的辩证法一开始就是源于对生命的体悟，而不是对大自然的思考。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因此，西方的辩证法都是要从“变化”中发现“不变”，在“多”中发现“一”。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做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探究知识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而是要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知识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人和人之间的博弈没有套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踏准阴阳变化的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行，而非找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法则。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的确，《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阴阳观”所引发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荣格所说的“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为，阴阳之间变幻莫测的关系根本就不是统计学研究的范畴，而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神”的辩证法。比如，用兵如神，料事如神，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这里的“神”，靠统计学的知识是总结不出来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局势随机应变，相时顺势。不论是人生的跌宕起伏，人际间的口舌之争，还是你死我活的硝烟战场，唯有对这个“神”有深深的体悟，才能真正做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这里，是哲学的智慧发挥作用的地盘，科学知识是无效的。
因果律还是阴阳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哲学与科学的分野。探究外在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是科学的任务。而体悟阴阳之间那种变幻莫测的辩证关系，则是哲学的目标。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且，“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线性的、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
但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二者处于整体的结构中。因此，它强调的不是因果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阴阳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注重的是“时机”，强调的是“时中”。而且，“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它们既可以维持平衡（中庸之道），也可以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更可以变化不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不像因果关系那样单一、确定。
八、神秘莫测的《周易》
在我们中国，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无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的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逊色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