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皮浪所说的“不动心”。因为感觉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外在的事务作出判断。对外物，我们要不闻不见，以保持心灵的宁静。这样看来，皮浪的“不动心”是一种完全消极的状态，既无思想和情感的冲动，又无积极的作为。就像上面那个故事，他认为人不如猪，因为在遇到风暴的时候，人惊慌失措，猪却泰然自若。其实，猪哪里是什么泰然自若，而是没有思想，对眼前的危险根本一无所知。所以，皮浪的“不动心”只是一种消极的随遇而安的态度，根本不是什么只有哲人才能达到的高深境界。
同样，他所谓的“悬搁”也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经验的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不可缺少的。试想，如果没有朋友的及时营救，皮浪尚且不能在风浪中生存，哪里还有什么怀疑主义呢？
三、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古希腊末期的智者运动中，普罗泰戈拉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据柏拉图说：他是第一个自称智者的人。关于他，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中记载说：普罗泰戈拉在收授学生的时候，一般都事先与学生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出师毕业后打赢第一场官司时再付另外一半。有一次，他向他的学生优安塞隆收学费，可优安塞隆学成后以尚未打赢第一场官司为由，拒付另一半学费。普罗泰戈拉就对学生说，如果我到法庭去告你，不管我是输是赢你都得付给我那一半钱。因为如果我赢了，你败诉，按照法律规定你必须支付那一半钱；如果你赢了，因为你已经打赢了第一场官司，你也必须付那一半。优安塞隆则回答说：不管你是赢是输，我都不必付钱。如果我赢了官司，因为我胜诉了，按法庭判决我不必付钱；如果我输了，因为我还没打赢第一场官司，按照我们的协议我还不必付钱。
在这里，优安塞隆何时付另一半学费，在时间上没有限制，仅以“出师毕业后打赢第一场官司之后”为条件。原则上，优安塞隆可以无限拖延下去，永远不接官司。但是，不接官司，固然可以赖掉一半学费，已经交的一半也就打了水飘，成了无效投资。所以优安塞隆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交剩下的一半学费，要么浪费已经交了的一半学费。另外，普罗泰戈以什么名目控告优安塞隆呢？告他“不接官司”，还是“拒交学费”？拉尔修在书中没有告诉我们。
至于普罗泰戈拉的哲学诡辩，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句名言上。这句名言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说知识是感觉吗？
——至少我的老师认为是这样的。
——风在刮着，我们中间一个人会觉得冷，另一个人会觉得不冷，或者另一个人稍微觉得有点冷，是不是？
——是的。
——风本身就是冷的或不冷的，还是像你老师说的，对于感觉冷的人来说是冷的，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
——后一种说法对。
——那么，风就应该对每一个人呈现出一个样子，人的感觉就成为风的尺度。
——对，连风这样看不见的东西都要通过人来下定义，那么看得见的东西更需要人的意见来表达。
——人就是万物的尺度。
经过这一番诡辩，人的主观感觉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判断事物的标准。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在战争中逃跑是可耻的，而在竞赛中却是可以赞美的行为；杀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在战争中是必要的。在他面前，美好和可耻，正义和非正义都取决于人的判断，这无疑陷入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相对主义或者叫主观唯心主义。普罗泰戈拉自己也承认“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甚至感叹说：“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暂的。”
普罗泰戈拉把人的因素提到首要地位，并利用人的认识具有相对意义这一点，揭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性。在当时，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论直接否定了神的存在。他说：“我既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像什么东西。如果有神，在各人心目中神也是不一样的。”后来，法庭以此为由指控他为“不敬神”的人，判决当众烧毁他的著作，并将他逐出雅典。而他正是在流放的途中淹死在海里的，当时年仅40岁。
四、心灵的白板
欧洲哲学史上有个著名的白板说。它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系统化者约翰·洛克提出的。当时，笛卡儿提出的天赋观念论受到了怀有野心的宗教支持者的鼓吹，宣称上帝观念天赋说。洛克批驳了天赋观念说，“人们单凭运用他们的自然能力，不必借助于任何天赋的印象，就能够获得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他们不必有任何这样一种原始的概念或原则，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知识”。在洛克看来，天赋观念论者所说的那些天赋的原则和观念，实际上都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他断言，人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一切观念和记号都来自后天的经验。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这就是“白板说”。一切知识都导源于经验，是洛克认识论的基本命题，也是他的认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用今天的眼光看，洛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者。他的“白板论”也非常符合我们认知世界的规律。比如，我们眼前有一棵树。我们是怎么认识这棵树的呢？洛克的解答是，我们眼前的这颗树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各种属性外在地刺激我们的感觉器官，比如，树的颜色，树的形状，风吹树的声音等等。我们的感觉器官，比如眼睛、耳朵、鼻子，将接受到的刺激传达到人的心灵。于是，我们的心灵就有了这个树的印象。而后，心灵对这些印象进行反思、综合，我们就有了关于这棵树的观念。
唯物主义的这种解释，符合我们的常识，似乎无懈可击。但是，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有一些东西，坚持唯物主义，是不能给出解释的。比如，大小、形状、数量等机械属性，可以说是客观对象所固有的。这些属性刺激我们的感觉器官，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了印记。我们由此认识了它们。但是，我们所感觉到的颜色、声音、气味呢？这些属性好像并不是外物本身所具有的，而仅仅可以看做是机械属性作用于我们感官之后所产生的效果。比如，我们眼前摆着一个苹果。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苹果是圆的，也可以观察到这个苹果是红色的。如果我们吃一口，还会知道苹果是甜的。说“圆”的形状是苹果本身所具有的，勉强还能讲得通。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看苹果，苹果照样是圆的。但是，“红”的颜色、“甜”的味道，好像就不是苹果本身所具有的了。如果我们不去观察，不去品尝，不依靠眼睛和舌头这两个感觉器官，这里的“红色”“甜味”是出不来的。
那么，外物的这些属性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来自客观的对象，我们在客观对象里却找不到它们，如果说它来自主观，经验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就会面临崩溃、坍塌。因为这无疑是在说，很多感觉经验并不是来自客观对象！后来，洛克为了维护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得不向唯心主义妥协，将事物的性质分成两类：第一类性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当我们观察到这些性质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关于这些性质的简单观念。比如，体积、广延、形状、运动、静止、数目等。除此之外，事物还具有第二类性质。这类性质其实并不在客观物体之中，它们仅是一种能力，可以借助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感觉。比如，颜色、声音、滋味等。
将事物的属性定义为一种能力，仅在于说明：这种能力虽然是客观的，但能力的发挥却依赖主观。在这里，作为人的认识主体是必要条件。没有人，这种能力就发挥不出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声音和颜色，所谓声音不过是物体的振动频率通过空气传至人的耳膜所引起的。所谓颜色，也不过是物体放射出来的电磁波作用于我们视网膜的结果。因此，离开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物体的振动和电磁永远也不能转化成声音、颜色。
但是，话说回来，没有外物的刺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永远也不会产生声音和颜色这样的感觉。作为人的认识主体虽然是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能作为充分条件的，仍需要到客观事物中寻找，决不能到人的五官中去寻觅。第一性质也好，第二性质也罢，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刺激感官的方式不同，在来源上却没有本质区别。比如，如果没有苹果摆在那里，即使你瞪大双眼，也是看不到苹果的红色的。
五、存在即被感知
存在即被感知，是近代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一句著名口号。在他看来，物不过是感觉的复合，感觉之外，无物存在。
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个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据说有一次，贝克莱与一位朋友在花园里散步，这位朋友一不小心踢在一块石头上。朋友马上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块石头，那么这块被我踢了一脚的石头是否存在呢？”贝克莱略加思索后说道：“当你的脚感觉到痛了，石头就是存在的；而如果你的脚没有感觉到痛，石头当然就不存在。”
实际上，不管我有没有注意到这块石头，不管我是否踢到这块石头，这个石头都是在那里的。而不是只有我踢到石头感觉到了脚痛，这块石头才存在的。但这里的问题是：贝克莱作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怎么会提出如此荒谬的观点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沿着哲学史的脉络才能有所了解。实际上，贝克莱这种观点是针对上面我们谈到的洛克的“白板论”和“两种性质学说”提出的。在贝克莱看来，洛克在事物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之间截然划开界限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们实在无法设想一个仅有广延、体积、形状等“第一性质”的物体。事实上，我们在设想这样一个物体的时候，必然携带着颜色等其他“第二性质”。既然“第二性质”要依赖人的感官，“第一性质”也必然如此，不可能独立地存在。比如，我们就无法设想一个仅是圆形但没有颜色的苹果。由此，贝克莱说，洛克只承认颜色、气味等属性不能离开人的感觉器官而单独存在，是一种不彻底的表现。事实上，广延和运动之类的属性也无法脱离开主体的认识条件而单独存在。因此，真正的存在都不是客观的，而是被感知到的存在。这也就是他“存在即被感知”的著名论题。
实际上，贝克莱在这里耍了一个阴谋。至于这个阴谋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就不为人知了。因为在洛克那里，所谓的“第二性质”是以认识主体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种性质需要主观的配合，但绝不是来自主观。贝克莱对洛克的批判之所以有效，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物体所有的属性和性质（不论是第一性质还是第二性质）都必须依赖主观这一事实。但是，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他把认识主体这一必不可少的前提，稀里糊涂地当成了感觉认识之所以发生的全部理由和充分必要条件——离开了认识主体，感觉认识就不能存在。那么，离开了认识主体，客观对象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存在即被感知”的结论就“顺理成章”地得出来了。
在这里，贝克莱将人对事物的感觉经验与事物本身混同在一起，继而从感觉经验不能离开主体这一正确前提，推断出客观事物的存在也不能离开人这一错误结论。其实，没有认识主体，认识固然不能发生。但仅有认识主体，认识照样不能发生。否则，人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单靠思想、情感和想象就能得出关于整个世界的感觉和观念了。贝克莱的这种论断显然是荒诞的，最起码，仅在认识论领域而言，它是站不住脚的。
后来，贝克莱似乎也感觉“存在即被感知”这一理论有不妥之处，于是搬出了上帝充当造成感觉认识的外在根源。有一次，有人问贝克莱：一棵树，假如没人看着它，是不是它就不再存在了？对这个疑问，他的回答是：神总是在感知一切啊！如果没有神存在，只怕我们所认为的物质对象将在我们看它的时候会突然地出现，当我们不看它的时候就会消失，也就是会呈现一种时隐时现的不稳定状态。但在事实上，由于神对事物的感知作用，树木、岩块、石头就像我们依据常识认为的那样一直存在着。
这种解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还有点“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感觉。因为上帝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按照“存在即被感知”的原则，感觉不到的，怎么会存在呢？
六、桌子的本来面目
如果我们面前摆放着一个书桌，那么，这个桌子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用肉眼看见木头的纹理，但从另一方面看，桌子却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们通过显微镜来看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各式各样的差异。
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是“实在的”桌子呢？自然我们总想说，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才是更实在的，但是用一架倍数更高的显微镜来看的时候，那就会又有所改变了。那么，我们既不能信赖我们用肉眼所看见的东西，又为什么应当信赖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东西呢？
上面这些问题，是哲学家罗素在他的名著《哲学问题》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就在我们身边，但若想正确地回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罗素说，实在的桌子假如确乎存在的话，也并不就是我们凭借视觉、触觉和听觉所直接经验到的那同一张桌子。实在的桌子假如确乎存在的话，也不是为我们所直接认知的，而必定是从我们所直接认知的东西中得出的一种推论。
因此，我们似乎只能说一个东西“显得如何”“看来如何”，而不能说一个东西是如何如何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桌子呢？如果有，它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客体呢？
外物是不是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像前面的贝克莱那样直接否认外物的存在。但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认识外在的客体呢？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皮浪就曾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自此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包括罗素在内的哲学家们。
皮浪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纠结：感觉是我们认知外在世界的唯一通道，但感觉又是不真实的。因为感觉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我们一点也不能相信它们，只能保持不介入、无意见、不动摇，对任何一个东西都只能说它既不是也不非，既可以同为是和非，又可以不同为是和非。
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不作任何决定，悬搁判断。”“悬搁”的意思就是中止，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在感觉的范围内，除了心灵的平静之外，一切都无差别，一切都无实在性。真正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首先是沉默，然后才能没有任何烦恼。正如他所说：“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就像影子随着形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