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眼下她就用晒在院子里的玉米粒子，给我们堆出一个阿拉克别克争议区的简易沙盘，随着她的手指一划，从阿尔泰山大沙山方向流下来阿拉克别克河，就从一八五团旁边蜿蜒向东南面流去了：“这条河就是中国和前苏联，也就是现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原来这里还有一条叫喀拉苏的小河，实际上也就是一条小小的自然沟。”
刘秀芹说着又在现在团部附近的地方，轻轻划出了一条小河沟：“在中国的地图上，阿拉克别克河是界河，可是在前苏联的地图上，喀拉苏自然沟是界河。于是，这两条河的中间就形成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按照国际惯例，国界以河流的中间为界，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国界以阿拉克别克河的主流为界，而前苏联和后来的哈萨克斯坦，却要以喀拉苏河主流为界，相互都向对方提出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
“就这样，为了这片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地盘，你争我夺了几百年，也没解决问题。”说着，刘秀芹用手一拨拉，平掉了她堆起来的沙盘，继续说道：“到我们来的时候，就热闹了。从1964年到1991年前苏联散伙之前，就没安生过。”
“二十多年呀，整整一茬人的时间，我们白天背着枪下地劳动，晚上睡觉也要把枪放在床头，对岸一有异常动静，掂起枪就要往外跑。”
刘秀芹的战友王桂兰老人说：“我们那茬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来就发了枪，从此就背着枪种地、放羊，常常是前面的人在种地，后面有潜伏哨埋伏着。那时候谁的家里不都得炒几面袋子炒面，缝几条大大小小的干粮带。一紧张了，不管是大人小孩，一人身上挂上一条拔腿就得往外跑。当时，只要是团里的紧急集合号一响，我们的任务就是抱着孩子往后撤。躲到大沙山背后去，男人们就扛着枪冲到边境线上。晚上在沙山露宿一夜，白天还照样下地干活。再后来，‘老修’天天制造紧张空气，探照灯把这边照得一根针掉地下都能看见，飞机常常飞到房顶上来，吓得孩子们直哭啊。”
刘秀芹接着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边境形势更加紧张。晚上经常紧急战备。男人背上枪都走了，我们妇女和孩子就坐爬犁车，一家发四枚手榴弹往东撤。躲到天亮，看没什么情况了，就再回来。没过几天，又接着再重复、再跑。”
王桂兰告诉我们说：“我的老头子张照汉，自从来到这里就背着枪干活。一背背了四十年，直到1990年退休为止，他当了十五年值班连的连长。值班连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时候都可能拉上去真打的连队，现在全团就这么一个武装连了。人人全副武装，当时没有武器库，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放在张的家里，紧张的时候，我家一间小屋里，五口人都有枪，一进门墙上挂的都是枪。我们就这么民不像民，兵不是兵，是兵不拿饷不换岗，是民却要扛枪过一辈子……”
为了这片土地，他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群“农民”。
几十年来，他们每天肩上背着枪，腰缠子弹袋，手里拿着镐和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种的是“政治田”，在荒滩荒坡上，即使庄稼结不出几颗籽儿也要种下去：他们放的是“领土牧”，冬天摄氏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中，牛羊一批批冻死在雪地里，还要继续养、继续放……他们的孩子最早认识的玩具是枪、是炮、是手榴弹，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的庄稼还在这儿长，他们的牛羊还在这儿跑，他们这些人还在这儿生活，边境线就不会移动，他们耕耘、放牧的土地就依然属于中国。
还是为了这片土地，这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每年都要和有着叛逆性格的阿拉克别克河较量着。
刘秀芹说：“边境那边地势高，我们这边地势低，每年夏季一发洪水，界河就会自然地向我方一侧改道，而界河一旦改道就有可能向我方移动，这一移就可能导致边境线向我们这边推，一推就是一大片的国土没了。只要保住界河不改道，我们就守住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土地是我们的家，是金贵的国土，金贵的领土。”
刘秀芹说：“1988年4月那次是特大洪水，洪水冲出了阿拉克别克河的河道，沿着对方主张的国界线，就是喀拉苏自然沟冲下来了，眼看就要把那五十多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切’给人家了。这还了得，多少人牺牲换来的土地，怎么能让一场洪水送了人情。”
“那天早晨，我是从大喇叭里听到团长下命令的：全团立即投入抗击洪水保卫国土的战斗！全团立即投入抗击洪水保卫国土的战斗！他一连喊了几十遍，全团所有的人就都上了前线。我也扛了一把铁锹跟着拥挤的队伍到了龙口。直到第五天，才被团里的领导动员回来。”刘秀芹说。
今天，当我站在风平浪静的阿拉克别克界河岸边时，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条风景如画的小河，当年曾以如此惊人的声势和叛逆之性，差点离我们而去，当然，最终还是中国兵团人的真情和国土意识，让它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那是1988年4月24日凌晨，阿拉克别克河一改往日的温情，像条难以驯服的野蟒，以每秒一百二十立方米的流量f此前二十年中最大流量为每秒四十八立方米）呼啸而来。瞬间冲垮了一侧的散德克龙口。洪水沿着散德克干渠长驱南下，几分钟内就冲垮了二道防护堤，扑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畜棚。接着，越过九连继续南下。横扫九连以南十多个单位，九连、七连、五连、边防连、医院等单位与团部的交通全部中断，185团被分割成了汪洋中的几个孤岛。
团长黄佐文接到报告后，决定迅速启用战备广播，几分钟后全团所有的广播中就响起了他急促的命令声：“散德克龙口决口，散德克龙口决口，现在洪水冲进九连以南地区，我命令全团立即投入抗洪战斗！全团立即投入抗洪战斗！”
随即，九连以南十四个单位六百余人，携带八台推土机，直奔离团部十二公里外的散德克龙口，构筑第三道防洪大堤。
阿尔泰地委李东辉书记、哈德斯专员得知一八五团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立即给地区防洪办下了命令：一八五团抗洪需要什么，我们就无偿支持什么。农十师也给靠近一八五团的单位下达了支援前线一八五团抗洪的命令。
仅仅几个小时，决口的散德克龙口就汇集了除一八五团抗洪人员之外的数千人的支援大军，就连干休所的老干部、学校的师生和师秦剧团的队伍也赶到了现场，投入到抗洪战斗。
在场的人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心里谁都明白，堵不住决口，就意味着他们将要失去自己的家园。中国也将就此失去那片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连五个昼夜。上来的人没有一个往回走，人人都准备用自己的躯体堵在决口上。团长黄佐文向兵团首长立下了军令状，说：“就是把我185团的五千口人全垒在决口上，也不能丢掉一寸国土。”
到4月29日，阿拉克别克界河，靠近我方一侧已形成四十多米宽的河面，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情况十分危机，一八五团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吞没。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随时都可能成为人家的土地。
为此，兵团的司令、政委来了，农十师的领导来了，阿尔泰地委、行署的官员来了，当地驻军、武警部队的首长来了。一个高规格的抗洪指挥部做出了在对岸爆破分洪的方案。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哟，对岸是什么地方，对岸是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在别人的领土上埋设成吨、成吨的炸药，实施爆破，再把洪水分流进人家的土地，这可能吗？
4月30日，新疆维族自治区外办、阿勒泰地区外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办、新疆军区边防会谈站、会晤站，边防武警会晤站，十多条外交渠道同时打开，和对方对等的外交官员们，共同协商一个话题：“为了抗击洪水，为了保卫家园，请允许我们借用你们的国土爆破分洪。”
当天下午，所有谈判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得到了前苏联地方政府和边防驻军的谅解。他们同意我“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越界爆破分洪。随即，我方通过空中索道将两吨多炸药和一千二百多个地雷运到了对岸进行分洪爆破。
当时，为了向对岸运送人员物资，指挥部决定在四十多米宽的河面上，架一条空中索道。敢死队员赵焕春和张林江首先跳上了自制的内胎橡皮筏，顺水向对岸漂去。但是，就在小皮筏子快近岸边时，张林江被“晃”进了洪水之中，岸上一片惊呼。张林江几经挣扎终于抓住了岸边的树根，爬上了河岸，随后又将赵焕春从皮筏中拉了上来，一起完成了架设空中索道的任务。
与此同时，几千人的抗洪大军。连续奋战五个昼夜，挖出了一条五百多米长、十几米宽的导流分洪渠，让洪水从导流渠泻入界河，大大减轻了防洪大坝的压力。
5月8日凌晨1时30分，经过十六个昼夜奋战，防洪大坝合龙。
阿拉克别克争议区五十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最终因河道的恢复，安然地躺在了祖国的怀抱中。
啊，国土！
界碑前刘秀芹说我的泪水是甜的
1994年的这个春天，对于一八五团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刘秀芹那一代的老人，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都是一个喜庆的季节。
因为他们苦守了一生的土地，在中哈两国外交家们唇枪舌剑的几轮谈判中，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4月26日，中哈两国元首共同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两国国界的协定》。尽管《协定》对中哈边界六十九号界点到终点（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就在此段）的边界线走向还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但是人们还是从两国间签订的协议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未来。
刘秀芹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得一夜没睡。一大早他就起床，忙了起来。她从壁柜里找出了几刀黄表纸和几把香，又准备了几碟小菜。当一切都准备好了时，天还没亮，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天亮。
天亮之后，她就要叫上孙子陪她去“十三连”（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团场都是十二个连队的编制，十三连是兵团人对老兵们的墓地的统一称呼），她要把中哈两国签订边界《协议》的喜讯告诉她的老伴——郭新桐。
自从那天之后，刘秀芹就一直再等，再等中哈两国边界问题最终协议的签订。
她说，她要把这最后的喜讯告诉老伴，再去西安和儿子一家团聚。这期间，儿媳两次来接她，她都没去。她说，她要等着房子后边立上界碑了再走。
刘秀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