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都称长，纳真率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刺伊而，臣属之，形势寝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这里四傍部族归之，并共主海都，说明此时的部落已冲破了血缘关系的界限，进入了地缘部落初期阶段，部落间已结成联盟。蒙古部落联盟当时所控制的领地，综合不同史料的记载，大概北面包括贝加尔湖东南地区，向南延伸到克鲁伦河中游的北岸。
从上述两个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游牧民族血缘部落的发展历程看，随着部落间交往的扩大和战争的频繁发生，血缘部落组织的界限慢慢被打破了，部落间相互争斗的结果，胜者遽然兴起，败者合族破灭，并逐渐融入他族，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这一切使从前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的部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来的血缘共同体开始瓦解，共同地域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在自己部落的土地上出现外部落人和流动的人群，这样地缘部落出现了。
）第二节 血缘部落时期的经济状况
血缘部落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组织，血缘关系是维系部落生存发展的纽带。在我国游牧民族中，其经济结构是粗放的四季游动放牧的畜牧业经济；其经营的牲畜主要是马、牛、羊、骆驼等；其所有制形式大体上是早期草场、牲畜为部落公有，后期牧畜为个人所有。在此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来管理部落成员的部落制度。其经济特点为：第一，畜牧业生产以部落为单位，在一定的部落集团或部落系统内有自己的牧业生产特点，各部落间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而互不隶属，属于封闭型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第二，畜牧业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只能采取粗放式经营，加之生产工具简陋，仅能满足部落成员生活的基本需求。第三，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加上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畜牧业生产很不稳定，容易遭受风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因而畜牧业经济发展缓慢。
为了进一步阐明血缘部落时期游牧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我们以蒙古族游牧经济为例进行论述。
一、自然生态环境对部落经济的影响
在血缘部落时期，蒙古各部落大体上分布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抵贝加尔湖、叶尼塞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这里属北方高原地区，森林、湖泊、河流、沙漠、绿洲、草原等构成这一带的自然生态环境。当时在蒙古高原上生活着以各自祖先血统划分的大小部落几十个，据《辍耕录》记载，有七十二种。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强的部落是：蒙古、塔塔儿、弘吉剌、汪古、克烈、乃蛮、篾儿乞、札剌亦儿、斡亦剌等部落，他们是后来蒙古族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当时主要分布在适合生存的河谷、森林和草原地带。其中蒙古部当时游牧于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流域；塔塔儿部游牧于贝尔湖周围；弘吉刺部活动在塔塔儿部以南直至哈尔哈河一带；汪古部生活在蒙古部的南面，临近阴山的地区；克烈部位于蒙古部的西面，主要游牧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乃蛮部处在克烈部的西面，占据着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地区；篾儿乞驻牧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其北与“森林诸部落”相连；札刺亦儿部活动在蒙古部的北面，鄂嫩河流域一带；斡亦刺部则活动在贝加尔湖的西面。
依据上述这些部落的住地和经济生活，大体上可分为森林部落，即“林木中的百姓”和游牧部落，即“有毡帐的百姓”。此外，尚有一部分邻近汉族地区的部落开始过定居生活。在汉文史籍中对蒙古高原生活着的诸部落均有不同的称呼。如《蒙鞑备录》称：“鞑靼始起……其种有三：日黑、日白、日生。所谓白鞑靼者，客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汗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远者，谓之生鞑靼。”“所谓生鞑靼者，又有白黑之别。”上述提法虽略有不同，但把蒙古诸部落分为三种类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居住在蒙古高原北部森林地区各部落，基本上以狩猎经济为主相对落后的部落属于生鞑靼（蒙古），游牧于东起********湖西至阿尔泰山广大地区的各部落，以游牧经济为主，则属于黑鞑靼，而邻近汉地的汪古、弘吉剌等部落，以游牧经济为主，兼营少量农业的应归属于白鞑靼的行列。
从经济成分看，农业和畜牧业是密不可分的，脱离农业的游牧民族是不存在的，而畜牧业又与狩猎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要严格划分森林狩猎部落和草原游牧部落是困难的；所以，只能按当时各部落所从事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确定他们的经营类型，就当时蒙古高原各部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而言，游牧方式是“逐水草而迁徙”，游牧经济是相当不稳定的。由于天灾或各部落之间战争的破坏，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使游牧民的生活发生困难，还不能仅仅依赖单一的游牧经济，狩猎仍是生活来源之一。至于狩猎部落，由于受草原游牧经济的影响，经济生活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化。一般来讲，森林狩猎部落人数较少、力量单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很容易被势力强大起来的草原部落所征服。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蒙古高原各部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其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第一，当时蒙古各部落经济生活的特点影响了发展的不平衡。对于游牧经济来讲，为了寻求水草丰美的牧场，各部落分布在广袤的蒙古高原各地，过着追逐水草的粗放的游牧生活。各部落驻牧分散，经常移动，彼此联系薄弱，难于交流经验，造成发展上的不平衡，特别是狩猎部落，那更是不固定，为了寻求狩猎对象，往往活动于广阔的森林地区，更加助长了这种不平衡趋势的发展。
第二，由于游牧经济的这种游动性、分散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互不隶属，诸部落“各有君长，不受一共主约束”。这种政治上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不统一局面，导致了各部落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性。
第三，从当时各部落居住的自然环境看，这也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因素。因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就会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森林地带对于游牧生活是不适合的，而草原则是游牧部落的天然故乡。比如：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流域水草丰饶的天然牧场，是畜牧业发展的最有利的场所，而贝加尔湖一带的广大森林区，则是狩猎部落最好的猎场。
第四，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也是造成蒙古各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无力抗拒天灾人祸，以致一次风雪严寒或瘟疫，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导致某个部落经济衰退，长期不得恢复。各部落之间为争夺水草的战争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这种差别又由于胜利者与被征服者部落混合等等而更加发展”。胜者获得大量牲畜，遽然振兴，败者失掉生产和生活资料，急剧衰落。正如《蒙鞑备录》所言：“盖北方之国，或方千里，或方万里，兴衰起灭无常。”
第五，蒙古各部落与外界联系之差异，也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的又一原因。各部落之驻地或邻近或远离周围比较先进的民族，这在客观上也影响着各部落的发展。史籍中所谓白鞑靼、黑鞑靼、生鞑靼之称，一方面是指“近汉地者”或“远汉地者”，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经济水平的高低。
从上述蒙古部落5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来看，起主要作用的是游牧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由于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蒙古高原诸部落中有从事游牧经济的，有从事狩猎经济的，也有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
二、游牧经济的发展
1．狩猎经济的发展
蒙古人的狩猎经济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东西广大地区的豁里部、不里牙惕部、秃马惕部，活动在巴于儿忽真脱窟木地方的忽勒合真部，客儿木真部，森林中的兀良哈部，居于谦谦州、与乞儿吉思为邻的兀儿速惕部、帖良古惕部等部落中。他们被称为森林狩猎部落。关于森林狩猎部落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波斯史学家拉施特曾对森林中的兀良哈部落有过这样的描述：“林木中之兀良哈，盖以其人居广大森林之内，故以为名……不居帐幕，衣兽皮，食野牛羊肉，缘其人无牲畜，而轻视游牧民也……兀良哈人迁徙时，用野牛载其衣物，从不出其所居森林之外。其居屋以树枝编结之，用桦皮为顶。刺桦树取汁为饮……兀良哈人所居之地，山岳屹立，森林遍布，天时酷寒，冬日常猎于雪中……”从上述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当时一般森林狩猎部落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对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各部落来说，狩猎业仍是蒙古人经济生活的形式之一，不仅森林部落“以弋猎为业”，“以射猎为生”，而且在草原游牧部落中狩猎仍起着一定的作用，早期还过着“牧且猎”的半牧半猎生活。因为狩猎业是畜牧业的补充生活来源，它能为当时的游牧部落提供部分食物。“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牧民困窘时亦常常“打捕土拨鼠、野鼠吃着过活”。当时，蒙古人的狩猎对象极为丰富，“猎而得者日兔、日鹿、日野彘、日黄鼠、日顽羊、日黄羊、日野马”。由于有些野生动物在某个部落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该部落就以此动物为部落的名称，如“忽勒合真部落”（意为捕貂鼠者），“客儿木真部落”（意为捕青鼠者）。狩猎的方式也是因猎物而定，野物多时集体围猎，野物少时个人单独行猎。比如进行集体围猎：“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置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扬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这种大规模的围猎人数之多，表明蒙古人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是相当高的，表明蒙古诸部落的狩猎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已有显著的提高。就狩猎部落而言，由于受游牧经济的影响，狩猎经济逐步向游牧经济转化，并饲养少量牲畜，经营小规模游牧。这对狩猎部落来讲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了，而且还增加了生活来源，畜牧业与狩猎业相比则稳定可靠，使狩猎部落的生活更加有了保障。这一变化表明，狩猎民与游牧民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两者之间的界限日益缩小，游牧业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从而也为交换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随着游牧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蒙古部落社会中，狩猎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牲畜的增多，生活亦有一定的保障，特别是对部落酋长来说，随着财富的积累，狩猎除具有生活和经济意义外，还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狩猎在游牧经济中处于从属的地位，“打猎在从前曾经是必要的，如今也成了一种消遣了”。这说明贫富分化已在蒙古部落出现，富者以打猎取乐，贫者以打猎谋生。由于狩猎是蒙古人中所具备的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当狩猎业被游牧业所取代时，集体围猎就成为部落战争中进行军事演习和训练的一种形式和增强军队组织纪律及作战能力的一种手段。所以才有了“蒙古人之围猎有类出兵”，“练习围猎，以为猎足以习战”之说。这种亦牧亦兵的部落组织，为以后蒙古铁骑征服世界奠定了基础。
2．游牧经济的发展
对于蒙古高原的广大游牧部落而言，畜牧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主要以饲养牲畜为主，羊、马、牛、骆驼等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牲畜中特别是绵羊的肉乳和皮毛，是蒙古游牧部落的主要衣食来源。马在游牧部落的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行军、作战和围猎所必备之乘骑，它还是与他族进行交换的重要畜产品。
蒙古族的畜牧业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各部落游牧的大漠南北的辽阔草原，自古就是我国北方古代各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先后在这里兴起。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畜牧业较发达，如匈奴常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易，每次都“驱牛马万余头”。突厥诸可汗均拥有骑兵数十万。契丹亦“富以马”。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传承下来的游牧经济，对后来驻牧于该地的蒙古诸部落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时蒙古诸游牧部落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地丰水草，宜羊马”，“地无木植惟荒草”，“到此令人放马牛”。这片广袤无垠的大牧场就为蒙古诸游牧部落的畜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使畜牧业成为游牧经济的主要部分，牧民的生活根本来源，“全部财产皆在于是”，“家畜且供给其一切需要”。
蒙古人的牲畜种类较多，其中“家畜为骆驼牛羊山羊，尤多马”。“其畜牛马犬羊橐驼，胡羊则毛鹬而扇尾，汉羊则日骨律，橐驼有双峰者，有孤峰者，无峰者。”可见当时的牲畜种类、数量较多，具有相当的规模，畜牧业经济呈现出“千百成群”的繁荣景象。成吉思汗八世祖母莫孥伦一家就是“畜牧饶富……牲畜遍野”，以至“马群和畜群因为数量极多，没法数清楚……大地都完全被马蹄盖上了”。“畜养马群为鞑靼种族经济之要源。”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重要的生活资料，还是游牧、狩猎和作战时必备之乘骑，所以马的数量的多少决定着蒙古诸部落的经济实力有多强。如海都“有无数……马群”，这为他后来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统领四方归属的部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