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的印记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具有象征和区分两种功能。这些印记有的形如太阳，有的形如月亮。从现在所知的70种氏族部落印记来看，约有20种与太阳形状有关，3个与月亮有关。这些印记的产生可能与古代哈萨克人崇拜日月有关。如古代匈奴、乌孙人就十分崇拜日月。另外，有些印记形似鸟的肋骨，可能是由古代鸟图案简化而来的。无论是形如日月的印记，还是形似鸟骨的印记，其作用主要有三点：
第一，用以代表、象征氏族或部落。历史上，哈萨克族各氏族部落的旗帜上都有印记，这在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各部落在结盟或签订协议时，也以印记作为信誓遵约的标记。每次参加集会的各个部落，都要在集合地点的山崖石壁上镌刻自己部落的印记。此外，印记还用于丧葬中，一般在死者的墓地上立一块墓碑（大多用石块或木板制作），刻上氏族印记，作为识别本氏族成员死者的标志。
第二，区分牲畜、财产的标志。由于游牧经济是哈萨克族生活的主要来源，四处流动的粗放型牧业，往往使邻近氏族的牲畜混杂，难以分辨。为了识别本氏族的牲畜，特别是马、牛、羊、骆驼等大牲畜，他们便在牲畜上打上本氏族的印记，以便区分不同氏族的牲畜。印记一般用火烙印在大牲畜的臀部或其他醒目的部位，也有用刀在耳朵上刻割而成的。如乃曼部落马匹的印记是烙在臀部的，克烈部落的则是在左右耳朵上刻割而成的。
第三，印记具有识别氏族部落亲疏关系的功能，这从部落的印记中就可看到他们的亲缘关系。因为每个氏族部落的印记都是不同的，只有同一氏族的成员才会拥有同一印记。
哈萨克族的口号在哈萨克族历史上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古代哈萨克氏族部落中都有自己的口号。这些口号，尽管年代久远，但至今在哈萨克族中流传。哈萨克族氏族部落的口号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用于战争，在战斗中他们往往高呼口号，以鼓舞士气；二是用于竞技活动，如各氏族共同举行赛马、摔跤和叼羊时，同一氏族成员一般高呼本氏族口号，以鼓舞参赛者夺取胜利。
各氏族部落的口号一般都是祖先或英雄的名字。除每个氏族部落有自己的口号外，整个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叫“阿拉什”。阿拉什就是哈萨克族传说中的祖先。在哈萨克汗国时期，“阿拉什”一直是全民族的战斗口号。在对外战争时，只要高呼一声“阿拉什”，各个部落就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大、中、小三个玉兹也各有自己的口号，分别为“别克阿洛斯”、“阿克阿洛斯”、“江阿洛斯”。这三个口号都是传说中的各玉兹的祖先。各玉兹单独对外作战时，一般都呼喊本玉兹的口号。由于口号一般是祖先或英雄的名字，因此从口号中可以了解到其祖先和部落的来源。例如，古代克普恰克部落的口号是“乌依巴思”（Oybas，Oyirbas）。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名称是古代匈奴一个英雄的名字，这表明克普恰克人是匈奴的后裔。
（2）哈萨克族封建制部落的发展。哈萨克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阿吾勒，一般由十来户组成。其成员大体分三种情况：①同一祖父的近亲；②本氏族成员；③外氏族、外部落、其他民族成员。以第二类情况居多。按照习惯法，牧场为阿吾勒共同使用，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牧场，一年四季按一定路线搬迁，别的氏族、部落不得随意侵占。如1824年颁行的《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此指哈萨克）人法规》第168条规定：“谁带着帐和牲畜占有别人的土地，谁就要从该地被驱逐出去；而看管之人要受责打。”第188条规定：“谁占用他人的土地，即使十五年后也得从其手中取走。”虽然从形式上看，按照习惯法，牧场是归氏族公社共同使用，但随着私有制财产的发展，使氏族公有制逐渐被破坏和衰落。公有的牧场、草场和土地逐步分化、缩小，有些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土地完全变为私有。氏族公有形式乃成为法律上的虚构，事实上，在封建制度发展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封建主掌握着支配牧场和重新分配游牧区的大权，并占有相当数量的牧场，尤其是冬营地。
在哈萨克牧区，夏秋牧场大多为氏族共同使用，冬营地为各家所有。通常每户游牧民都能分到一块附近可以割草的冬宿站地段。根据游牧经济需要，夏季是阿吾勒最完整的季节，春季和秋节是阿吾勒逐渐走向聚合、离散的季节。冬季牧民们都分散定居过冬，冬牧场也多属各户私有，一般不能无代价共同使用。各类封建主往往掌握着较多的冬营地，可以转租、赠予和遗赠。19世纪末，一部分哈萨克地区，“在秋季，牧场、冬营地和邻近的割草场如同他们的井和森林一样，就成了各个家族的私有财产”。由此可见，封建游牧经济已在哈萨克牧区逐渐形成，并用法律的形式把封建牧主控制迁徙的游牧地和支配游牧草场的权力确立下来。在哈萨克族社会中，其官职主要有可汗、汗、苏丹、比、乌鲁巴斯、阿克萨卡尔、阿吾勒巴斯等。他们既是汗国、兀鲁思、部落、氏族、阿吾勒游牧事宜受理者，又是这些地段所有权的体现者，依据职位高低而掌握土地多少，大封建主有优先得到牧场的权利。在哈萨克汗国时期，头克汗、阿布赍汗、阿布哈伊尔汗等经常召开封建贵族会议，确定游牧地点，解决牧场争端，并把汗支配一定牧场附属物权的专有证交给封建主。至19世纪下半期，在锡尔河一带，有些贵族代表尚保存着这种专有证。按照习惯法，如果由于两个首领从相反方向同时到同一牧场而发生争执，优势总是归封建主。其规定：“如果争执的一方是苏丹，另一方是普通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则被争之地应当让与苏丹；如果争执的一方是比，而另一方是驰名全氏族的阿克萨卡尔（阿塔之头目、酋长），则所作让步应当有利于后者；如果比和普通吉尔吉斯人之间发生争执，则争执之地应留给前者。”按照哈萨克族的习惯法，各级封建主享有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财产交给子孙继承的权力，父死子继承家产，家产中不仅包括其父占据的牧场，还有冬营地。哈萨克族的这种习惯法是为保护封建统治阶级而设立的，而广大牧民在这种法律的约束下负担起了各种繁重的劳役、兵役，其原因就是他们生活在汗的土地上，因此，在哈萨克族民间曾流传着“在谁的土地上游牧就得服从谁”的谚语。
总之，我们了解了哈萨克族氏族部落的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出，哈萨克族的部落体制是在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并且与长期存在的原始公社制及固有的氏族组织残余，与兴起的封建牧主土地（牧场）所有制相结合，往往在法律上、形式上表现为氏族公社或阿吾勒的集体所有制或为其公共使用。其实这是被氏族、部落所有制外壳掩盖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因为哈萨克族有了这样的封建游牧经济基础，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则表现为氏族制残存的游牧宗法封建制部落管理形式。
4．裕固族封建制部落的形成与发展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而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是甘肃省畜牧业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现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一小部分散居在张掖、高台、兰州等地。“裕固”这个族称，是1953年在筹建民族区域自治机构时由本民族人民讨论决定的。他们没有选用历史上惯用的“回纥”、“回鹘”、“畏吾”、“尧呼尔”等称谓，也不用新疆已有的“维吾尔”一称，而用“裕固”二字，不仅较好地保留了本民族的实际读音，而且从汉字方面表达出“富裕巩固”的新意来。
裕固族人民勤劳俭朴，诚实守信。善骑射，性豪爽，好客尚礼。恪守公共道德，遵循社会法规。热心公益事业，崇尚扶危济难。裕固族的社会组织颇有特色，它与维吾尔族有共同的来源，都是古代回鹘人的后裔。但由于后来居住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不同，两者的文化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迁，受汉文化的影响，裕固族的氏族部落名称逐渐演化为汉姓。如裕固族的姓氏里有安、郭、索、杜、杨、白、贺、妥、钟、郎、李、高、柯、洪、潘、苏、顾、郑、巴、蓝、耿、孟、孔、黄、贾、葛、左、石、吴、张等。
裕固族的先民是古代回鹘人。古代回鹘的一支“黄头回纥”（或称“撒里畏兀尔”）是其直系祖先。不过今天的裕固族是在古代回鹘的基础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一些蒙古部落和部分藏族、汉族等兄弟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还处在七大封建部落的管辖中，它们是：大头目家、八个家、罗儿家、杨哥家、五个家、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等。
裕固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回鹘和古蒙古人。从历史资料看，远在唐代，河西地区已有回鹘人住牧。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回鹘人四散奔离。据《旧唐书》载：“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十三部，以特勒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其中“一支投吐蕃”所指的回鹘即为河西回鹘。“回鹘……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可见当时吐蕃控制着河西地区，这支西奔吐蕃的回鹘人同早已住牧在那里的回鹘人结合，日益壮大。在唐末、五代之际入据甘州（今张掖），形成以后的河西回鹘政权。当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甘州为回牙帐”，开始了裕固族的形成时期。河西回鹘政权强盛100多年来，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世以中国为舅”，而中原王朝“亦常以甥呼之”。至北宋时期，仍保持这种甥舅关系。公元1028年（宋天圣六年），河西回鹘败于党项人李元昊手中，失去了政治中心甘州。不久又失去了瓜州（安西）、沙州（敦煌）。这样，西夏人“尽有河西旧地”了。这时，河西回鹘各部再次离散奔走，其中一部分回鹘人南越党金山口，至柴达木盆地西缘游牧。此地位于沙州西南，《金史》和《宋会要辑稿》称这部分回鹘人为“沙州回鹘”。又由于回鹘语称此地为“疏勒”，所以，于阗、拂媬使者称这部分回鹘人为“疏勒回鹘”。回鹘语“疏勒”在汉语中不常见，由于同常用字“黄”的读音相近，宋人误称地名“疏勒”为常用字“黄”，误译为“黄头回纥”。在元代，这部分回鹘人被称为“黄头回鹘”、“撒里畏吾”（回鹘语中“撒里”与“疏勒”是一个读音）等。公元1226年（宋宝庆二年，元太祖二十一年），蒙古军西征，“攻下撒里畏吾（兀）特勤、赤闵等部”，并派蒙古人镇守撒里畏吾住地。自此，一些蒙古部落和军队进入撒里畏吾地区，逐步同撒里畏吾人融合。明代史书把这部分从事游动放牧的回鹘人和蒙古人统称为“撒里畏兀儿”，有时又称作“鞑靼别部”。当时的社会状况就是：“撒里畏吾儿者……居无城郭，以毡帐为庐舍，多产驼、马、牛、羊。”到了明朝中叶，撒里畏兀儿东迁入关，到达今天甘肃省的肃南和酒泉黄泥堡一带安居下来，就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
裕固族的部落形成于阶级社会，其特点是封建经济同部落相结合，形成封建领主制，保留着较多的奴隶社会的残余成分。其社会组织形式主要有部落和户族。
早在回鹘政权分裂时，虽“君微臣强”，“无复昔时之盛”，但河西回鹘建政时已是封建社会了。其统治是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较为松散，部落成为阶级社会的基层组织，集政治、经济、军事、行政等功能于一体。在部落制度下，部落首领权力很大，他们既是可汗之下的大臣，又是部落酋长，部落民众对酋长具有半人身依附关系。部落的封建宗法制是部落酋长统治属民的工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部落占有牧场和牲畜主要生产资料，仍保留有原始部落牧场公有的残余，但实际上部落酋长就是封建领主，掌握着部落的经济命脉，经营方式是一户牧民为部落放牧一群牲畜，所有权归部落，经营权归个人，牧民将经营所得的大部分产品上交部落，按规定留一部分维持最低下的生活；经营越好，上交部分越多，自留部分也越多。由于从事单一的游牧经济，使平时游牧、战时为兵的“亦牧亦兵”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一户牧民为部落放一群牲畜时还备有自己的乘骑和刀枪弓箭等物，平时是放牧、自卫、打猎的工具，战时则是手中的武器。各部落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这主要是游动放牧而造成的。当时的回鹘部落“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部落之间“无所统属”。这表明裕固族的封建部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
元、明时期是裕固族部落的大发展时期。从元代的撒里畏吾至明代的撒里畏兀儿，部落不但是社会的基层组织，而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部落的基础上建立了半军事组织“卫”，形成了以安定王为首的诸卫的部落联合制。
元朝、明朝的大统一，使原先单一的回鹘部落集团融入了一部分古代蒙古人，开始了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的融合时期。这时的撒里畏吾已不是河西回鹘时期的孤立政权，而是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内。中央朝廷封王授爵，直接统治其地，如元代为武威西宁王和豳王管理，明代是安定王管辖。各部落首领必须由中央朝廷封官赐印才能行使统治权力，如明朝曾给撒里畏兀儿的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个部落“各赐以印”。在部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半军事性“卫”，使部落与“卫”合为一体。明初政府在这里设立了阿端、曲先、安定三卫，其中安定卫以阿真、帖里二部落为基础。“安定”是卫名，“阿真”是部落名，各部落酋长就是各卫的首领。明朝政府还给各卫首领授予指挥、都督等官职，把各卫指挥、都督与部落酋长集于一身，大大加速了裕固族封建部落的发展。
当时的各部落、各卫，以及明朝所授各卫指挥、都督等，都处在安定王之下，是安定王的臣民和部队，成了较为强大的诸卫联合体。安定王是明朝在西域所封的第一个王爵，在部落基础上设立的诸卫是“屏蔽西隆”、捍卫边疆的前哨阵地，明朝政府与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茶马交易此时十分频繁，“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其部落、诸卫之间若发生冲突，明朝政府出面调解，使其加强内部团结，“循分守职，保境睦邻”。诸卫生活若有困难，明朝政府则贷给粮食、牲畜，以度灾年。可见明朝是裕固族部落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朝中叶，由于西域政局的变化和明朝经营西域的失败，导致了撒里畏兀儿的东迁；在东迁过程中，由于连年战争，牧地迁徙，人畜伤亡，实力大为削弱。东迁以后，诸卫不能自立，相继消失，在部落基础上的诸卫联合制也不复存在了，各部落的余部各奔东西，任人宰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