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长征在庆阳行军共10天，途经镇原、环县、华池3县的20多个乡镇，行程约260公里。包括红二十五军在内的长征红军在经过陇东途中，尽管遭到敌人的疯狂追击，受到饥饿、疲劳的威胁，但他们严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在环县毛家川，红军战士吃了群众的米面，按价把钱放在米缸内；挖了群众的洋芋，就把钱埋在洋芋堆内，并留有字据。红军抓紧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打击土豪劣绅，救济穷人。在镇原经过时，沿途打下了刘继善、虎存周、孟维常、陈学礼等6处豪绅的庄堡，没收粮食197石、麦面740斤、牛31头、驴22条、猪43口，还有布匹等物，除留部分军需外，大部分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红军给陇东人民留下了好的作风，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启发和鼓舞着陇东人民更加英勇奋斗。
【陕甘边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和党中央的及时纠正】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3次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27年11月开始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一次是1930年3月开始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1931年1月开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中，王明的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3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对陕甘边区根据地都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在国民党******占据大中城市，其统治力量相当强大的情形下，******等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建立红二十六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时****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不从当时全国形势和陕甘边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诬蔑游击战争是“逃跑主义”、“土匪路线”，创立根据地是“上山主义”，极力主张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进军，并对坚持正确路线的人进行排斥，撤了******的职，将谢子长等人调离军队，致使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根据地越打越小，杜衡却逃到西安，当了叛徒。在革命武装建立初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等人活动于某些地方军阀部队之中，分化瓦解敌人，争取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的同盟军，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不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搬弄教条，大搞唯心主义，指责这是“勾结军阀”、实行“投降主义”，结果使革命部队四面树敌，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等人也被戴上“老****”的帽子，受到诬陷。1935年10月初，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陕甘晋省委主持大搞“肃反”。他们利用改组机构机会夺了正在前方指挥劳山战役的******西北********的权力，接着借故将原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时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时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调离，并先向四十二师开刀，部队中营以上干部几乎全被逮捕，把******、高岗、习****、马文瑞、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苏区领导人先后关押，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连******的战马也扣了起来，把他的妻子同桂荣和5岁的女儿也投进劳改队。随后，“肃反”又扩大到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不少人被排斥出领导岗位，部分同志被捕。在地方上，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抓。他们大开杀戒，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杀或被活埋，根据地一片恐怖气氛。地主豪绅乘机煽风点火，各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一些地方政权出现了“反水”（叛变投敌）现象，整个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严重危机。
在这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战略方向问题，一致决定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以此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大本营。在了解到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到瓦窑堡接管被“左”倾分子控制的保卫局。经过仔细调查，证明案卷材料纯属污蔑。党中央和******听了王首道汇报后，严肃指出：“逮捕******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同时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工作。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释放了******、习****等100余名被关押的同志。******、******接见了******，******还到受害的同志中去安慰他们。随后，中央对他们作出了妥善安排，******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以及红军北路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表达了党对******的极大信任。后来******又为谢子长两次题词，称他是“民族英雄”，并撰写了碑文，对谢子长的功勋给予了极高评价。错误“肃反”的及时制止和纠正，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革命形势开始了新的发展。同年11月，恢复原番号的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九师和增援的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自任“西北剿共总司令”并以10万军队对西北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对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相隔7年以后，中央专门作出了一个决定，即1942年12月《****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第二节 红军西征和山城堡战斗
【西征作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趋深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1936年2月东渡黄河，进行了有名的东征。自2月20日至5月5日，在75天内，红军以1．4万人歼敌1．7万余人，扩充红军7000余人，筹款40万元，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巩固扩大了西北根据地。为了避免与******调集的优势兵力对抗，保存抗日力量，红军又回师西渡，于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根据地。******在此次东征中，于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左胸中弹牺牲，时年34岁。整理遗物时，******的衣袋里只有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他的俭朴作风感人至深。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致悼词，亲扶灵柩安葬，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为了纪念他，党中央将他出生地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1936年5月，党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办法。对此，******不但不响应，反而又调胡宗南部集结在陕甘大道，拦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遣马鸿逵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防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以“二马”防堵我军西进。同时命东北军第五十七、六十七军、西北军第三十八军进攻陕甘苏区，以嫡系汤恩伯部和晋军西渡黄河，协同进攻陕北苏区。为了扩大新苏区，扩大红军，党中央决定先打击顽固而又兵力分散的马鸿逵、马鸿宾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局面。******、******、彭德怀于5月18日在延川县大相寺联合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红军西征，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组成红军西征野战军，分左路（红一军团）、右路（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西进。作为左路军的红一军团在吴起集结后，在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直向曲子、环县方向隐蔽前进。1936年6月1日，先头部队进至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咽喉，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也是西征红军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当时，镇内驻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一○五旅一部和环县保安大队王占英部共300多人。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十分剽悍野蛮，群众叫他“野骡子”，在完成堵截红军部署后，他带骑兵于前一天晚上回到镇内宿营。当天下午3点，红军向曲子城发动了攻坚，很快在城的东南角打开了一个缺口，全团战士迅速往进冲。由于缺口小部队展不开，战斗进展缓慢。经过左权、聂荣臻亲临指挥，调整战斗部署，红军很快攻了进去。晚上10点许，战斗全部结束，冶成章被擒，毙敌100多人，余敌被俘。我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对被俘的冶成章等敌军官一面给其治伤，一面进行教育，最后相继放回宁夏。6月3日，左路军又在马岭、阜城歼灭敌三十五师步兵6个营，击溃骑兵两个营，俘敌1100余人，内有营副、连长多名，并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从而控制了南北大道，打开了西进大门，迫使宁夏“二马”困守区内，轻易不敢再和红军列阵较量。随后，红军西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地区，大力开展建立人民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宣传工作。在固原一带和红军对峙的是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骑兵部队，开始他们无视红军力量，曾派骑六师向红军挑衅，红军不得已打掉了他们4个骑兵连，并对被俘官兵宣传抗日道理，何部才趋于友好。冶成章的被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红军与东北军骑兵师签订停战协定，使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趋于稳固。在左路军西进的同时，右路红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进入三边、预旺、同心一带打击敌人，宣传抗日，团结回民，建立政权，从而使红军西征战役计划胜利实现。
整个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又一个营，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筹款4．5万元，扩大了红军队伍，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豫旺、同心、盐池等许多城镇和镇原北部一些地方，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开辟了陕甘宁边界纵横400多里的新苏区。红军还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广大回民群众，点燃了宁夏回族地区抗日救亡之火。这次战役很好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为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甘省、陕甘宁省、庆环分区的建置】 根据1935年11月甘泉下寺湾中央会议的决定，陕甘晋省、陕甘边区和陕甘边南区党政机构撤销，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月，****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宣布成立。********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并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共青团********白向银；省政府主席王生玉，副主席朱开铨，军事部长肖劲光。陕甘省下辖陇东的华池、庆北和陕北的中宜、肤施、红泉、宜川、鄜宜、甘洛共8县。省政府和省委建立后，即派得力干部下去帮助建立县、区、乡党政机构。陕甘省所辖8县都是老苏区，其中属陇东的华池、庆北两县均为国民党庆阳县的地盘，红军武装割据后，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陕甘省委派马仰西去两县工作，经过几个月艰苦斗争，基层组织完全恢复，在华池战区和庆北办事处撤销成立华池县时，马仰西任****华池********。神府特区地属陕北，辖7县：神木、府谷、神城、佳芦、赤绥、新民和吴堡。关中特区辖陇东新正、永红、新宁和陕西的淳耀、赤水共5县。
1936年5月，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作战，在新开辟的地区尽快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省级机关驻吴起镇，6月迁至环县河连湾。原陕甘省的大部分党政干部调往陕甘宁省，华池县交陕甘宁省管辖，其它县改属陕北省。李富春任陕甘宁省********，罗梓铭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肖劲光任军事部长，蔡畅任白区工作部长（即统战部长），左觉农任秘书长，陈时夫任青年部长，李学蓉任妇女部长。省苏维埃政府由马锡五任主席，朱开铨任副主席兼土地部长，杨培源任秘书长，王子宜任内务部长，杨玉亭任财政部长，郑兴任保卫局长，王波任粮食部长，王志匀任教育部长，赵耀先任国民经济部长，王世泰任保安司令。陕甘宁省一成立，省委就开展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地方干部跟随西征红军前进，解放一处就建立一处政权。到10月，全省共建立了包括华池在内的曲子、环县、赤安、赤庆、豫旺（后撤销，建定环县）、豫海、定边、安边、盐池、固北等11个县级政权，面积纵横约200里，人口约10万。其中，在陇东境内的有曲子、环县、赤庆、固北、豫旺——定环和华池县。曲子县和环县都于6月建立革命政权。曲子县委刘昌汉任书记，李培福任政府主席，先后成立八珠、马岭、合道、木钵、土桥、天子（即天池）、曲子、悦乐8个区，共3．15万人口。环县县委习****担任第一任书记，刘占奎任政府主席，先后成立环城、洪德、胡家洞子、山城、黑城岔、郭家原（后撤销）、马坊原7个区，共约2．4万多人口。赤庆县于1936年10月在元城建立，慕春隆任********，陶贵耀任政府主席，辖元城、五蛟、铁角、罗儿崾岘、八珠、铁边6个区，共1．45万人口；至1937年7月撤销，元城、五蛟并人华池县。1936年9月固北县在固原和环县交界处建立，********慕春隆（10月调赤庆县后由陈德政接任），县政府主席王海中，辖毛井、车道、庙耳掌3个区，随后在二龙山、草庙子两个统战区也建立了区委（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共万余人口。豫旺县成立于1936年7月，刘昌汉任********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全县辖城关、东南滩、锁家岔、甜水堡、豫旺堡、毛居井、罗山、红城水8区。1937年3月豫旺县撤销，成立定环县，刘昌汉任********，苏明升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辖耿湾、山城、姬原、罗崾岘4个区，人口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