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人——浙商之魂
划着小舢板出海，开着大轮船回来，这是当年宁波帮商人的写照；现在的浙江商人，譬如温州商人、义乌商人，他们创业之初也有过鸡毛换糖、贩买贩卖的经历，但凡成功浙商都是这样白手创业、历经千锤百炼而来的。
都说浙商是“东方犹太商人”，他们酷爱经商也善于经商，其最大特点是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开拓创新、多谋善断、稳健务实、团结拼搏、和气生财等。在他们身上能找到当年范蠡的身影和勾践的精神。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弄潮儿，同一时期同一海域也有不尽相同的使舵手法：叶澄衷的机遇与鲁冠球不同；虞洽卿的霸气要远胜于宗庆后；徐冠巨与李书福，一个慎之又慎，一个豪气干云；即便同是“世界船王”，董浩云与包玉刚也好像是两位隔海相望的岛主……浙商的精彩就在于斯。
“四象”之首属刘镛
清末状元、实业家张骞曾说，清咸丰、同治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仪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雪岩、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
在江浙民间一带，南浔丝商“富可敌国”的故事比比皆是，因而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刘大均在《吴兴农村经济》中介绍，“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刘镛位列“四象”之首，自然是南浔丝商中的“首富”了。据说刘镛的财富达2000万两银子之多，别称“刘家的银子”。其富裕程度令同时代的宁波商帮也自叹弗如。
刘镛（1825—1889），字贯经，因排行第三，人称“刘三东家”。祖上曾自浙江上虞移居到南浔，在大桥湾泰安桥下设小铜匠铺。出生在这样一个庄户人家的刘镛，小时候当过铜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为乡亲修补铜勺铜锅，以贴补家用。南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刘家的家庙里，曾陈放着一副铜匠挑子，即是指此，刘家后人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当然，靠这点小手艺自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后来，他转入了镇上一家棉绸布店当学徒，指望将来能做点生意。
那时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边洗鱼洗菜，他手已冻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早起晚睡，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文钱。他用三四文买点吃的，其余归其母。可是后来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过100串铜钱，心想此处非久留之地。后来由亲戚介绍，他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每年也只赚10元银洋。老板认为他勤快能干，年终又奖励他6元银洋，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不出几年，刘镛凭自己的精明，已经悟出了经营丝业的门道，明白其中的关键是要有资本，只要有资金就能在当地大量收购蚕丝，再转卖给从上海来湖州收丝的洋行买办，这样一进一出，顿时可赚大钱。湖州历来就是鱼米之乡，老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充足稳定，只要有收购生丝的钱，生意即可做大。
不久以后，刘镛脱离了谈德昌丝行，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丝行，资本是由三个人东借西借凑起来的，虽然才不过200块银元，但这毕竟是刘镛创业的第一步。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肆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之时，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又离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是盛况空前。刘家的发家正是得此天时地利之助。
刘镛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自从合伙经商算起，仅仅过了16年，也就是1862年刘镛36岁的时候，200元的资本已上升到了数十万之巨，而且已从南浔发展到上海，在上海租界内购地造屋。据汤寿潜说道：“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在刘镛成就“巨富”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合伙人已撤资离去，另一合伙人不幸去世，丝行的业务，全由刘镛一手操持，刘家的财富“天下”已奠定基础。
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恰是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首府天京之际，两年后，天京城破，曾国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以充实国库。刘镛又不失时机地盐、丝并举，移师淮扬，遂又成为淮扬一带盐业的巨头，同时又投资典当业等，最终积赚了巨额财富，成为南浔首屈一指的商贾大户。
历史上的南浔是一个传统观念浸淫深厚的地方，丝商家族的族长们十分注重对后代的培养，后人们也大都有所建树，在商界、政界或文化界异军突起。刘镛家族也概莫能外。
刘镛有四子三女，他竭力鞭策他们读书和求取仕途。次子刘锦藻不负众望，荣登进士榜，被封为通奉大夫，一改刘家有财无禄的商贾形象。即便经商，刘锦藻也比乃父更显得有魄力：他经营淮盐，设立扬州盐场；又在江苏通州购买大量海涂，建立垦牧公司；还出任上海大达轮船公司经理，不惧与洋商抗衡。在家乡，刘锦藻筹建电灯公司，开设绸缎庄，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在江、浙、沪工商界颇得声望。
开路先锋严信厚
“柔日读经刚日读史，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这是出自宁波慈溪费市村寿芝山庄严信厚手书的一副对联。
严信厚（1838—1906），字筱舫。自幼家学深厚，受乃父影响，以画芦雁沼泽出名。字则临摹赵孟頫，笔力沉凝，活灵活现，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为一代书画大家。
像众多宁波帮子弟一样，严信厚很小就泛游商海，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当学徒，一度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后去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就是在杭州，他结识了胡雪岩，并赠给他自绘芦雁折扇，被胡雪岩赞道“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以书荐于李鸿章，从此平步青云。
淸同治初年，李鸿章曾委任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不久又任天津盐务帮办。在天津自办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了大量家财。赚取“第一桶金”的严信厚施展刚柔并济、且仙且佛的本领，大胆驰骋于工商业、金融业领域，开创了许多个第一，终成近代宁波商帮的领袖人物。
1887年，由严信厚筹集5万银元，在宁波北郊湾头创办通久源轧花厂，这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工厂，也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宁波自古为东南沿海重要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自辟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洋商接踵而来，洋货洋布充斥宁波市场，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使当时的宁波“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就是为了与外商抗衡，以振兴民族经济。该厂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全厂有工人三四百名，并聘用日本技师指导生产。厂里每年从慈溪、余姚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1888年8月4日的《捷报》曾提及此事：“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意义……输进的是一些较大的机器与发动机器的蒸汽所需的锅炉和发动机……它将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巨商富贾集资45万两银，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以严信厚为代表的宁波帮企业家在家乡创办首批宁波近代企业，从而开启了宁波经济发展的近代化之门。
严信厚地跨南北，经营广泛，曾在天津开设物华楼金店，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老九章绸缎庄，又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十余大城市。他还在上海创办同利机器麻袋厂，参与创办上海中英药房和华新纺织新局，并投资造纸厂、自来水公司、麦粉厂、榨油厂、航运业等，还曾投资兴办锦州天一垦务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1897年，严信厚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的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通商银行创立时，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股本的2/5，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万两，是九名总董中投资最多的两位。作为投资家和金融家的严信厚后来还参与创办四明银行；1905年，又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
作为宁波帮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严信厚的人生最高峰是担任了上海总商会首届总理。
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1902年，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组商会。他认为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帮商，排众难，期必成”，为此花费很多精力，以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商人，并亲自筹垫款项，于当年2月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严信厚被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委任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总理。该所为国内首创，在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故有“第一商会”之称。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由会议公所筹款12000两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他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任总理的交椅。
严信厚是中国新兴工业和金融业的优秀开拓者，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他还把大批宁波籍人士吸引到自己周围，为推动“宁波帮”由一个旧式商帮向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顺利转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是“宁波帮”的开路先锋。
“学人要学叶澄衷”
“学人要学叶澄衷”，这是近代宁波商帮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说的是要学习叶澄衷赚钱的本领和做人的品德。那个时期，叶澄衷的创业传奇仿佛一部宁波帮的奋斗史，宁波商人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完美地体现着。
叶澄衷（1840—1899），浙江慈溪人，生于镇海。少时因家贫辍学，到油坊学徒。1854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杂货铺当店员，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滩的传奇生涯。
那家杂货铺就在黄浦江畔的麦克脱路上，其业务主要是为来来往往的外轮补充食品、维修和提供淡水。于是，14岁的叶澄衷就每天摇着舢板，向外轮的海员兜售货物。
叶澄衷开始的时候，据说并不会摇舢板，为了谋生，他跟老板说，他会摇舢板，让老板把他收留下来。他就偷偷地在洋泾浜里面，学了摇船，然后就逐步地锻炼，可以摇到黄浦江上，最后可以一直摇到吴淞口。
当学徒期间，他留意学习英语，很快就能与一般的外国人进行日常交流。三年之后，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只舢板，自个跑单做生意，维持着最简单的生计。不料转机就在他17岁时降临！
一天，有个叫劳勃生的英国洋行经理，雇了叶澄衷的小舢板，从南市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船一靠岸，便行色匆匆而去，情急之中将一公文包遗忘在船舱里。待叶澄衷发现，那人已不见踪影。打开包一看，里面竟然有巨额洋钞，另有支票簿、凭证本等许多贵重物品。叶澄衷心想，失主一定焦急，便决定在原地等待。这一等，足足等了一天。太阳西下时分，失主赶来，叶澄衷将包原封归还。劳勃生打开包一看，原物俱在，真是喜出望外。为表感激，他抓出大把洋钱塞给叶澄衷。但叶澄衷哪里肯收，说：“失物理应归还原主。”说完就跳上船，便要回去。劳勃生也跳上船，声称仍雇他的船回外滩。
回到了外滩苏州河口，劳勃生仍不肯离去，拖住叶澄衷，非要酬谢不可，他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公平。但叶澄衷坚决不收，他觉得诚实乃为人之本，收了钱有辱人格。一个要硬给，一个坚决不收。粗布蓝衫的中国少年与西装革履的洋行经理，在黄浦江畔久久地对峙着。此情此景，甚为感人。
相持了许久，最后的结局是：按劳勃生的提议，由他提供小五金供叶澄衷代销，销后再结算本金。从此后，叶澄衷摇着小舢板，边摆渡边向外国商船销售小五金。小本生意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清末民初是宁波商帮抢滩上海，并在此获得发迹、转型的时期，这一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善于机变、迅速崛起的创业典型，叶澄衷接下来的“创富”经过就如变戏法似的精彩纷呈——
1862年，在洋商劳勃生的资助下，叶澄衷开设了上海滩上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五金杂货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陆续开设了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义昌成记等分号共18所，业务不断扩大，被世人赞誉为“五金大王”。
叶澄衷拾金不昧的事迹在上海滩广泛流传，许多外商为之感动，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其中，美孚公司开出优厚条件，愿由叶澄衷代理经销火油，每售出一加仑火油，美孚公司便支付25%的佣金，结账时间可延至两个月之后。叶澄衷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当即表示愿意合作，并希望将贷款结账时间再延长一个月。鉴于叶澄衷的良好口碑，美孚公司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与之签订了经销火油的长期合同。由此，叶澄衷逐渐掌握了上海乃至中国的火油经销专权，被称为“火油大亨”、“火油董事”。
除了五金、火油外，叶澄衷还涉足多个行业，如军需工业、钢铁与煤炭业、航运业、房地产业、火柴业、缫丝业、金融业等。上述叶氏九个项目中，共有100多家企业，资产总额达到800万两白银之巨。另有许多不动产尚未计算在内，堪称宁波商帮中的“首富”。
叶澄衷不仅是宁波帮中鼎鼎大名的“首富”，还是让人景仰的“首善”。
1871年，叶澄衷曾在上海一次慈善会议上坦言：“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故兴天下之利莫过于兴学。”
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该学堂在上海、汉口、天津、杭州等地招收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学生，举办短期英语培训班，所有经费由叶氏企业全包，学习期为一年。学习期满后，先分配到叶氏企业实习，一年后，再输送到各地企业及大中洋行做“协办”、“帮办”、“买办”，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至少有数十位著名宁波商人曾是叶澄衷手下的学徒。
1875年，叶澄衷又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地址设在上海外滩金陵东路一条弄堂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