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虞洽卿敏锐地预见到，随着战争的延续，必定会出现“船舶日少，货脚日贵”的局面，航运业将再度火爆起来。于是他果断变卖房地产，将资金悉数投入扩大航运规模，一举盘下了英资鸿安轮船公司，更名为鸿安商轮公司，并添置“武林”、“之江”、“华盛”三轮。接着，虞洽卿又让其子虞顺恩出面与人合伙，于1917年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购置3400吨位的“宁兴”轮,不久又添置了“升有”、“敏顺”、“惠顺”等轮船，把航线扩展到长江和南北沿海各商埠，甚至远达海外，形成了北至天津、海参崴，南达福建、广东以及新加坡、仰光，东抵日本，西溯长江而至汉口的庞大航行图。这时，虞洽卿旗下的三北、鸿安、宁兴等三家公司，资产已达六七百万元，自由轮船18艘，吨位2万吨以上，一跃成为华商最大的航业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制下，艰辛发展，到1935年拥有大小轮船达65艘，计9万多吨位，占到我国轮船总吨位的13%。虞洽卿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民营航运业翘楚”。
从钱庄到银行。钱庄业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在当时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斯波义信说：“宁波大多数有影响的钱庄，都开设于1750年以后的这百年间。似乎可以肯定，钱庄起源于宁波，并由宁波移民传入上海的。”鸦片战争后，光绪年间，宁波有钱庄400余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的九大著名钱庄资本集团中，宁波商人就占了5家，还有3家宁波商人也占有股份，且许多钱庄骨干亦为宁波人。如镇海方介堂家族、李也亭家族、叶澄衷家族、宋炜臣家族，慈溪董耿轩家族、严信厚家族，都开设多家钱庄。此外，宁波商人还进军天津、北京、武汉、沈阳等大城市，或开设钱庄，或设立分店，各地钱庄声气相通，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
“五口通商”之后，外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但一开始限于为洋商服务，大部分中国商人与外来银行并无关系，远不如与钱庄那么密切。而且，由于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未设分支机构，其汇兑业务反而要委托钱庄来办理。于是钱庄庄票被外资银行广泛接受，一时间，钱庄与银行共生共存，彼此互补。
然而，这样的蜜月期注定是短暂的。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竞争的深化，具有规模和制度优势的外资银行羽翼渐丰，在中国站稳脚跟后迅即掌握了市场主动权。相反，本土钱庄由于机构分散、资金短缺、业务保守，越来越难以适应近代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宁波商人凭借超前的商业意识，及时地插足银行业，积极参与筹办近代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沪创设，这是第一家由国人自办的银行。在银行筹备时，慈溪人严信厚曾主动要求将所设的钱庄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然未成，但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帮巨商皆争取到了总行总董职位。当时中国通商银行声称“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加上其后几任宁波帮总经理，宁波商人实际控制了该银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上海的银行多为宁波帮商人所掌握。中国通商银行的前三任总经理都来自宁波，分别是余姚人陈笙郊、谢纶辉和镇海人傅筱庵。该行在上海的虹口和南市设有分行，南市分行经理方椒伯也是镇海人，方椒伯还是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定海人朱葆三曾任中华银行董事长以及总部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镇海人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还一度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宁波人李咏裳曾任恒利银行董事长，竺梅先则担任大来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慈溪人秦润卿曾任中央银行监事和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中国垦业银行创办于1927年，起初设在天津，1929年春由秦润卿、王伯元等人接办，一次性收足股本现银250万元，其中慈溪人王伯元投资占一半。接手后，总行移至上海，原天津总行改为分行，并在宁波、余姚、南京、北京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这是一家由宁绍帮钱庄全力组建的银行，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宁波商人手中。王伯元还是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及上海市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执行常务委员，通和银行、国泰银行、中和银行的董事长和上海银行的董事。中国农业银行的创办人也是这个王伯元。
至于四明银行，则完全是宁波帮钱庄自设的银行，该行由朱葆三、陈熏、虞洽卿、周晋镳、吴传基、方舜年、严子彬等甬籍同道联合发起，奏请清政府批准，于1908年创办。行址设在上海江西路34号。总董周晋镳，总经理陈熏，协理虞洽卿。这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曾多次遭遇严重的挤兑风潮，由于财力不足，经常陷入破产边缘。有一次四明银行就快撑不住了，消息传出，几乎上海所有的宁波人商店都主动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也用现洋换进四明发行的钞票，这样一来，竟在几日内把四明银行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此外，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人还另外投资外国银行。在上海，与宁波帮商人有关的银行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在本书中罗列。
甬籍商人在上海“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银行之外，宁波商人还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兴的金融行业中独占鳌头。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宣告成立，朱葆三担任了董事长。在保险业中，余姚人宋汉章出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20年，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业先驱。
秦润卿、宋汉章、王伯元、童今吾、孙衡甫、胡孟嘉、陈熏、傅筱庵、邬挺生、严叔和、虞洽卿、朱葆三、盛丕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先后刻在了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的百年群英谱上。
从旧式商业到新兴产业。宁波商人通过投资新式金融业和航运业，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足够的经验，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重新规划商业蓝本，寻求新的发展途径。除了金融业和轮船航运业之外，甬商还积极进入到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业、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洋货业、化工西药业、房产地产业、新式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等顺应时尚的新兴行业中来。上海的许多新兴产业，大都是浙商尤其是甬商率先经营，或者是由宁波商人后来居上，成为中坚力量。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森次勋在《上海财阀之鸟瞰》一文中这样说：“金属、染料、棉布、砂糖、机械、杂货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逐年有增长之势。”早在上海开埠不久，镇海人方润斋便在上海开设方振记，专营进出口贸易。他派人直接到生丝产地湖州收购土丝，到绍兴等地向茶农收购平水绿茶，将这些土丝、绿茶整理包装后，就直接同李百里洋行交换进口来的花色洋布。方润斋将进口的花色洋布，小部分在上海批售，大部分自己用夹板船运到汉口待价而沽，获利颇丰。在上海商界享有盛名的“三大祥”，指的是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这三家呢绒洋布店，三家名店都是宁波帮商人创办的。
以“知西事者”著称的叶澄衷，是最早涉足新式商业的宁波人之一。1854年，他从镇海来到上海的杂货铺当学徒，三年后自己摇着小船，贩卖日用百货及食品，供应黄浦江上的外轮之需。有了积蓄后，他转而经营五金杂货业务。1862年，叶澄衷在上海虹口独资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后来又陆续开设了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义昌成记等分号共38所，业务涉及五金、机械、军火等，人称“五金大王”。
许多涉及千家万户、用途甚广的生活必需品如称为“五洋”的洋油、洋火、洋烛、洋皂、洋烟等，起初都靠外国进口或在内地设厂制造，中国商人代为经销，所赚利润的大头都进了外国人的荷包。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之后，中国商人开始有能力自制“五洋”之中除洋油外的火柴、蜡烛、肥皂和卷烟，打破了外商垄断的局面。有“火柴大王”之名的刘鸿生，继叶澄衷、宋炜臣之后，也投资创办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他聘请化学教授林天骥改进火柴安全质量，产品一度销往南洋。1936年，他又组织成立中华火柴产销联营社，自任理事长，参加联营社的有上海、苏州等地10多家火柴厂。宁波商人杨正裕、洪德生先后在温州、天津等地开设制烛厂，洪德生的虎牌蜡烛在当时还颇有名气。肥皂是每个家庭必需的洗涤用品，销量极大，然而民国初年充斥市场的是祥茂、北恳、日光、怡昌等洋皂，国产肥皂质量低劣，无力与之竞销。为此，项茂松于1921年创设五洲固本皂药厂，重金聘请制皂专家，分析比较各种配方，终于研制出比祥茂等洋皂胜过一筹的五洲固本肥皂。随后他又相继推出“嫦娥”、“美女”、“天女散花”等几十种牌号的香皂，产品除供应内地外，还远销至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自海禁解除后，外国卷烟即随其他洋货涌入中国，大量英美制造的品牌香烟不仅占据上海市场达半个世纪之久，还在汉口、天津等大城市风靡一时。宁波奉化人邬挺生，曾长期充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在卷烟行业中声望颇高，离开这家公司后，他自筹组建了中华烟公司，还开办了许昌烟叶公司。自他之后，余姚人黄楚九先后开办了大昌烟公司、福昌烟公司，慈溪烟叶商人王佐卿开办了振兴烟公司，宁波人王维琯、王维琳兄弟相继创办了上海德隆烟厂和上海瑞伦烟厂，宁波烟商所生产的“中国牌”、“至尊牌”、“保险牌”、“金鼎牌”、“丁克牌”、“爱美牌”等香烟，不仅创造了民族品牌，具备了与外国卷烟相抗衡的实力，同时还很好地配合了“五卅”惨案后国人抵制英货的运动。
宁波帮商人有感于19世纪后期西药不断输入，国人只觉其妙，却无法自制的现状，便纷纷投资于化学制药业，其中的信谊药厂很快就研制出了自己的“西药”。
信谊药厂的前身是德籍俄人、药学博士霞飞于1924年挂牌成立的信谊化学制药厂。1930年为扩充规模，招募股本，宁波人鲍国昌投资入股，担任执行董事。不久后，霞飞博士退出，鲍国昌独自接办，着手整顿企业，加强人才培养和创新、研发力度，药品种类逐渐增加，生产出了维他赐保命、食母生、好力生、维他新、西他新、新惜发散等十大著名药品。1940年试制成功消治龙片剂和针剂，从此，消治龙成为当时医药界广泛应用的首选消炎药物。到1946年，信谊药厂已经成长为我国制药工业中居领先地位的综合性制药联合企业。
在上海商界有“强门脑袋”之誉的黄楚九，头脑活络，善于趋新，他既是新药界的翘楚人物，又是娱乐界大亨，其名气之盛，在上海滩可谓家喻户晓。上海最出名的游艺场“大世界”，便是余姚商人黄楚九于1917年创办的。
上海“大世界”面积达14000多平方米，每天可接纳2万多人次游客。不仅有从外国购置的飞船、哈哈镜等新玩意儿，还接连不断地演戏、放电影。游客只需花一两角钱买门票，便可从早玩到夜，任选所好，尽情玩乐。肚子饿了，还有风味小吃。每日游客摩肩接踵，特别是外地游客，无不以游览“大世界”为一快事。除了“大世界”，黄楚九还经营了新新舞台、新世界、小世界、齐天舞台、三星舞厅、天外天等娱乐场所，并组建了中华电影公司，后来还筹建上海夜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等等，一生涉足的新兴行业可谓多矣。从上海开埠至解放前夕，涉足新兴产业、散布于各地且事业有成的宁波帮商人不计其数，获封各式各样名号的商人便有一长串，如刘鸿生是火柴大王，叶澄衷是五金大王，叶立培是地产大王，张遵三是鱼翅大王，方逸仙是民用化工大王，余名钰是钢铁大王，王生岳是铣床大王，张逸云是味精大王，黄楚九是新药大王，王伯元是金子大王，周宗良是颜料大王，任士刚是汗衫大王，徐大统是纸业大王，包玉刚和董浩云是世界船王，邵逸夫是影视大王，曹光彪是毛纺大王，陈挺骅是棉纱大王，邵延炎忠是电子大王，张敏钰是水泥大王等等，可谓目不暇接，奇才辈出。
从行会到商会。随着宁波商人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地的势力日益加强，并把势力迅速扩展到苏州、常熟、营口等商业重镇，于是宁波会馆、公所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涌现了出来。宁波籍商人设立会馆、公所的主要目的无非是联络乡谊，结帮经商，增强对外竞争的共同力量。
时至清朝末年，随着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生长，要求建立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1903年，清政府特设商部，准许各省分别设立商会，并指派朝廷大员驰赴各省劝办。此后几年间，杭州、宁波、绍兴、湖州、金华、温州等地纷纷宣告成立商会。民国初年以后，各地的会馆、公所也逐渐向同业公会甚至商会转化。
与传统的会馆、公所相比，商会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会馆、公所有行业、帮派、地域之分，相互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而商会则不限籍贯与行业，“无论何项商业，凡允认常年会费者，均得入会”。商会的出现，使工商业者突破了狭隘的同乡、同业范围，进而组合到一个区域性的商界共同体中，实现利益认同的现代化整合，有利于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如此，近代商会的职能还延伸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社会公益等广阔领域，对城乡社会各种公共活动的参与和管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包括创办报刊、兴办商学、平粜粮食、实施赈济、整顿交通、维持治安等。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这一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商会机构，以新的姿态与官府及其他社会势力周旋，并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层层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宁波地区，不仅各县遍布商会，居然还出现了镇一级的商会组织。比如现在宁波北仑区的柴桥镇，于1911年成立了商务分会，1916年改称为镇商会，会长为朱旭昌。镇一级如此早就成立商会，当时在全国是相当领先的。近代柴桥乃一方重镇，交通便利，人口稠密且风气开通，商业发达，号称“小宁波”。近代的柴桥商会广泛团结工商业者，积极发展会员，领导和组织工商业者办厂、办校、筑塘、修桥、浚河、创建医院，大力发展经济、贸易、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柴桥商会的辉煌也推动了近代宁波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进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帮商人不仅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本地的商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还积极成为外地一些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