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余忆。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皇甫规在疏中句句击中要害，字字触目惊心，这才是边患频生的真正原因。守边将军需要边患，边患不生也要制造出边患来，战端一开，他们就可得到封赏了，就可纵兵掳掠了，就可喝兵血了，发战争财，自古及今，多少不逞之徒在用国家的利益和他人的鲜血做个人的运营成本啊。
可是，主暗臣刁，汉顺帝是个愚暗至极的皇帝，身边围的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人，便是正事干不来坏事样样能的亲戚，他们个个手握重权，横行不法，朝里朝外，搞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如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话，汉顺帝哪能听得进去一句？所以，司马光在写完汉顺帝本事后的“臣光日”里面，在将他与前面愚暗的皇帝做了比较后，写道：
“暗又甚焉！”
司马光是史家，遵循的是言必有据，事有出处，面对一切都得保持客观冷静态度，但司马光这一句是客观评价，也是一声长叹。这声长叹穿过近两千年的烟雨迷蒙，仍让人竦然动容。
犹如一顶千疮百孔的破帐篷，风雨袭来，这儿堵住雨，那儿漏进风，尽得山川形胜的金城，铁锁铜关肯定不是的了，形同虚设倒是实情。偶尔有勤于边事的将军出现，事情才略有转机，当然，也是无关大局的转机，只不过是给病如膏肓者的一针强心剂。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部羌众，联手进攻金城、陇西，朝廷任命段颎为护羌校尉领兵镇压。不得不说，段的应时而生，是东汉王朝在西部边关最后一个亮点，至于，汉王朝与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事事非非，历史问题只可交给历史才有评判的价值，身为一个时代的守边将军，他的职责是造就边关安宁，可以说，他尽职尽责了，完成了一个将军的使命。
从延熹二年，到延熹六年，段部与羌人各部大小一百八十余战，共斩杀羌兵三万八千多人。
我们无法想象，那五年多时间里，金城到底是何等情形，在近两千个日日夜夜里，平均十天一战；自古，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在这两千天中，平均每天都有几十名汉羌将士血染城池。
无论如何，这次羌人起义是暂时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也行将走进坟墓。
汉羌最后一战是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十一月。人都知道，这年春，在中原内地发生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内脏早已坏了，坏得七零八落，只是外面的架子还没倒，而这个架子又很庞大，多少人在多少年里，都一心想推倒它，但力气不够，犹如一截参天枯木，生命虽然没了，分量却是在的。黄巾是在东汉肌体上发育壮大的病菌，到发觉时，谁也无力控制了，汉朝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名号，内容已被各路军阀尽数置换了。在西边，屡次起义屡被镇压的羌人早已按捺不住了，在此地游荡的汉人豪酋也心怀异图，这下，不同的企图共同的目的使他们暂时走到一起来了，羌人出力，汉人出谋，在西边，给垂死挣扎的东汉王朝后背狠击一拳。羌兵是由湟中义从胡首领北宫伯玉和先零羌组成的联军，军师是金城人边章和韩遂，他们一战攻杀护羌校尉冷征和金城太守陈懿。羌人是不满足于称雄西边的，中原的汉人正打得热闹，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你争得我争不得？他们也要逐鹿中原参与天下事务了。第二年，北宫伯玉率大军直扑关中，他心想，汉朝现在已经风雨飘摇，随便伸出手来一推，便会颓然仆地。想当年，韩遂和边章，带着羌人大军杀奔渭水直抵武功时，碰上了几年以后要祸乱洛阳的董卓。此时的董卓正在为后来的短暂发迹抢占制高点，两军相遇，边章、韩遂，乘兴东进千里，狼狈败退千里，回到榆中喘息未定，车骑将军张温又遣周慎率三万大军随后追来。后来，独占江东的孙坚此时是周慎帐下参军，他主动请缨要率一万人马断边韩粮道，可周慎不从。兵权在主将手中，孙坚的军事才能在这里只好埋没了。周慎不纳孙坚奇谋，反以重兵围困榆中城，边韩二人屯兵葵园峡（今桑园峡），喘过气后，反断周慎粮道，周慎不胜反败，仓皇退出金城。
金城悲歌：黄河中，残阳如血
金城乱
从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500年间的中国，如果只允许以一个字去概括，那就是：乱。东西南北中，魏晋南北朝，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是，你方登台亮相，朱唇方启，唱腔未发，我已登场了。而且，同一舞台，同时有多个角色在表演不同的曲目。原来中原大地主要由华夏人唱主角，现在，华夏人把舞台挪到江南了，祖祖辈辈都想在中原田园里放牧牲畜的五胡终于美梦成真。可是，脚步一踏上这片土地，便不由自主地也种起庄稼来，读汉书，说汉话，取汉姓，娶汉家女做老婆，像汉人那样生活成为时尚。不知不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胡汉一家，彼此彼此。
兰州离中原远些，把中国当做一个大舞台的话，中原是前台，兰州是后台，前台未唱，后台先动，前台唱罢，后台正忙着收拾家伙。老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把这话说给兰州，也是严丝合缝，一些不差。
天下未乱兰州先乱，天下已定兰州未定。为什么？
有道是，要知城里事，须问乡下人。兰州远离政治中心，却位居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任何一个定鼎中原的统一王朝，兰州都是它的西部屏障和大后方。立足关中的王朝就不用说了，你先别说话，沿着渭水河谷，或从兰州东下长安，或从长安西去兰州，一趟走下来，啥都明白了。长安去兰州，如逆水行舟，群山交错，一水横穿，若断若续的一条通道，随手在哪处拦腰卡断，就等于把一个人腰斩了；从兰州去长安就不一样了，水往下走，人跟着水走，所以叫：下长安。下者，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也。天（水）宝（鸡）之间，大山横隔，天地悬绝，可渭水照样穿山越涧，硬生生辟开一条出路来。而且，水往东走，人也往东走，有才干，想做一番事业的陇上人，无不挟边地之劲风沿河东进。秦始皇的老祖先是周天子的养马人，牧场就在现今的天水境内，他们的几代祖先还在这儿埋着，所以，天水古称秦州；李渊、李世民父子是陇西人，渭水边上的，沿渭水东出，而奠定了中国最强大的一代王朝；李白也是陇西李家，都是渭水边上的，他的祖上是往西走的，走得很远，李白家族回到故乡后，又去了蜀地，而李白获得天下声誉却是来到长安以后。天水、陇西是夹在兰州与关中中间的一片高地，要稳固关中，必先经营陇上，而陇上在握，既可沿渭水东进关中，逐鹿中原，还可沿黄河北出塞上，威胁幽燕；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前的中国，一直是陆疆防御战略，边防重心一直在西北，一面是中原王朝的万里陆疆，一面是重山横隔流沙千里的鞭长莫及，而兰州正是东进西出的交汇点、枢纽地、桥头堡，自然地理上如此，距离上如此，西边人东进，东边人西出，都一样。
因此，兰州成为中国是否安定的晴雨表。内地****尚在萌芽，兰州的乱苗已经破土发芽了，内地乱作，兰州之乱已盘根错节了。从秦始皇在此设县，到共和国成立，两千年间，莫不如此。
兰州，怎一个“乱”字了得
延续四百多年的汉朝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承接汉朝衣钵的是曹魏，但曹魏是个半边天下的王朝，江南有吴与它隔江相抗，西南有蜀时时讨伐，三国间分分合合，今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明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三国鼎立互相间征伐不休的时代，这一定理被体现到了极致。俗话说，乱得跟三国一样。三国成了乱的象征。
有趣的是，往日天下未乱兰州先乱，天下已定兰州未定，而在三国时代，也许因为是政治的三元格局使然，魏处心积虑要灭吴蜀，兴奋点都在江南西南，吴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隔江死抗，一道长江给吴系了一条保险绳，魏攻蜀的动静大了，吴在江淮一带魏的心脏部位虚张声势，做出大军北伐的样子，魏不论真假，佯攻也必须当真打对待，宁信其真，不敢心存侥幸，只得从西边火速撤军回防；三国中，蜀国最弱，但蜀国却尽得山川之险，被动防守是防不住的，上策便是以攻为守。蜀国占据了汉中，直接威胁着关中，而魏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原腹地，关中是其西大门，不可不防，一有战事，千里奔波，往往劳师无功，蜀国就这样一趟趟消耗着魏国，所谓的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无论打什么旗号，动用多大的规模，一个字永远是其不可动摇的战略核心，这就是：防；作为蜀国，吴蜀联盟是其生存的根本，所以，吴国吃紧，蜀国便立即在关中做些手脚，不能让魏尽全力对吴。魏太想打破吴蜀联盟了，而吴蜀太明白吴蜀联盟的重要了，唇亡齿寒，两家哪一家退出这个生存链，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三家把力气都用到关中、荆襄和江淮三个点上了，河湟一带这个向来的热点地区倒被冷在一边。吴国当然难以隔山打牛，蜀国六出九伐，大都在今陇西、天水，还有宝鸡、陇南一带活动，距离今天的兰州近在咫尺，可蜀国从未进攻兰州。不是兰州对蜀国无价值，而是成本过高。首先，以蜀国实际，夺取关中非得倾国之力不可，侥幸夺取，又得倾国之力固守，如此，蜀地腹心地带必然空虚，无论是蜀之死敌魏，还是其盟友吴都不愿坐视蜀的一枝独秀，力的平衡被打破，对魏对吴都不是好事；其次，蜀国的兵锋一直是东指的，先占兰州，再取关中，战线过长，本来捉襟见肘的蜀军，其防线一定是八面漏风，若关中得手，则兰州为孤城一座，不战而下是可能的；还有，兰州之为两汉的热点地区，大多是因了与羌人的关系，几百年的恩怨，谁占了这个地区，仅处理双边关系就得脱几层皮。而对羌人来说，与两汉王朝争战数百年，虽给坐镇中原的朝廷打击不小，可自己的损失更大，许多人战死疆场，不但没有扩大地盘，连原有的牲畜草地也失去了很多，许多部族元气大伤，如今中原王朝分裂了，他们自己打得不亦乐乎，无力西顾，正好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后，进可攻，退可自保，即便是迫于无奈，必须参与魏蜀两国的争斗，羌人也并不十分投入，或策应，或虚张声势，战事一了，便结寨自保。
所以，对蜀国来说，羌人能为我所用则用，不能，则希望其保持中立，并且，对魏的西边后防，也是一种牵制；对魏国而言也类似，羌人乐于为我所用则用，否则，保持相安无事的态势，不让魏在这方面过于分心，便等于在助魏了。
这样一来，当内地乱如麻时，兰州地区却相当平静。三国时，兰州在魏的名下，魏仍在此置金城郡，隶属凉州，郡下置县，浩门、令居、枝阳、金城、榆中、允街六县的大部分地盘，都在今兰州市辖区内。
在整个三国时代，金城基本上都是只听雷声震天响，不见雨滴纷纷下，蜀军每次出击，金城必然如临大敌，整顿兵马以待来敌时，蜀军却一直矛头东向关中，并不分兵向西。曹操一生，功业巨大，对外，平定了各路诸侯，使北方归于一统，将孙权据在江南，把刘备赶向西蜀；对内，削灭各种明暗政敌，独掌朝纲，使汉朝天子形同虚设，可他并未灭汉自代。他在晚年，孙权遣使上书请他称帝，重病中的曹操头脑依然灵敏非常，他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火炉上耶！大概曹操的政敌一直攻击他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所有攻战征伐百般劳苦，并不是为了汉朝江山天下苍生着想，而是为了自家头顶那顶皇冠罢了。既然以孙权之力都在上表拥戴了，他身边的那些早已想由谋士升格为开国元勋的马屁精更是按捺不住了，一片声劝进，曹操心动与否，咱不好妄自猜测，他按住大家的心火，只笑说，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话已说透了，他不给人以篡汉自立的口实，他做的是周文王的事业。周文王没有取商自代，他的儿子周武王实现了老子的遗愿。曹魏代刘汉大势所趋，这个局面由曹操一手做定，可他自己不担这个名义，使名副实的工作由继承他王位的大儿子曹丕来做。当然，曹丕一点也不含糊，老爹一死，做了多年名义天子的汉献帝连名义天子也做不下去了。
曹丕登基，是为魏文帝。此时，内地情况就那样了，三大集团，谁也不能一下把谁怎样，他登基伊始，便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金城。当时的卢水胡乘内地纷扰有兵犯金城之意，曹丕先下手为强，即遣张既率兵取河西，如此，关陇在手，河西也在手，前后一应安全，方保无虞。张既审时度势，先以少部兵力布防在颤阴口（今靖远西黄河渡口）牵制敌军，而以主力屯金城等待战机，然后夜渡黄河，马摘铃，人衔枚，沿庄浪河谷夜行昼宿，潜行数百里，翻乌鞘岭，穿古浪峡，人不知，鬼不觉，到了河西，偃旗息鼓，埋锅造饭，人马得到休整后，胡兵还茫然无觉，张既突起攻击，胡人猝不及防，大队人马望风逃窜，魏兵从后掩杀，直到将胡兵驱逐出河西，方才收兵回营。
此一战，胡人尝到了新兴的魏国的厉害，多年不敢越河西一步，也保证了金城半个多世纪不生兵患。对于金城，这是多么难得，何况这是三国纷争时代。
偏师西行：有乱自有戡乱人
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金城战火再起。而此时，内地绵延百年的战火刚刚宣告平息。晋灭蜀，代魏，又灭吴，天下复归一统，几代人都没看见一统天下是什么样子了，晋武帝司马炎满足了人们的愿望。
但天下乱定，兰州乱作，乱由边地起。羌人迁走了，胡人也迁走了，鲜卑人来到河西一带。前些时候，凉州刺史是杨欣，此公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关系处理得不好，终于引起变乱，落得个身死军没。鲜卑首领围攻浩门，杀晋军督将以下官兵三百余人。河西丢失，浩门失陷，金城告急，整个河西与内地从此音信两绝。晋武帝扫平吴蜀，以晋代魏，可西边却出了问题。《晋书·列传第二十七·马隆》是这样记载平定河西全过程的，大略为，河西距中原虽远，一者天下一统，河西不可分割，二者边患极易引发内乱，前朝故事，如在眼前。可河西地远，急切问难以作为，晋武帝为此忧心忡忡，一次临朝，又想起这事，不觉长叹曰：
“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
此乃大事，平日里朝臣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为了讨皇上喜欢，七嘴八舌，无所不能，可这是提脑袋去几千里之外搏命的活儿，殷勤不是那么好献的，出风头会把自个的头出没了。皇上在那仰天长叹，满朝文武大臣低头不言。这时，官不大的马隆却进前慨然言道：
“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
晋武帝定睛一看，说话的是司马督马隆。真个是，官不大，嘴不小。可满朝文武连一个应声的都没有，终于有了一个，虽非理想人选，聊胜于无呗。他打起精神，问问这个马隆到底有点水儿没有。他微微一笑，说：
“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如何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