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辟鸠鲁把人类的需要分为三类，这位伟大的幸福论者所做的分类是很正确的。第一类是自然而必须的需要，诸如食物和衣着。这些需要易于满足，一旦匮乏，便会产生痛苦。第二类是自然却不是必须的要求，例如一些感官的满足。在此，我要附加一句，由于根据狄奥简尼·欣雨促斯的记述，伊辟鸠鲁未曾指明那几种感官，所以我所叙述的依氏学说是比原有的就更固定和确实。第二种的需要比较难以满足。第三类是既非自然又非必要的需求，例如对奢侈、挥霍、炫耀以及光彩的渴望。这种需要像无底的深渊一样，是很难满足的。
用理性定出财富欲的界限，虽然并非不可能，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找不出能够满足人的绝对肯定的财富量究竟要多大，这种数量总是相对的，正如意志在他所求和所得间维持着一定的比例，仅以人之所得来衡量他的幸福，不顾他希望得的究竟有多少，这种方法之无效，就好比仅有分子没有分母无法写成分数一样。人们不会对他不希冀的东西有失落感，因为没有那些，他依旧可以快乐；同时，另一类人虽然有千百倍的财富，依然为了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而困恼。在他所能见及的范围以内的东西，若他有信心获得，他便很快乐，但是一旦阻碍重重，难以到手，他便苦恼万分。人人有自己的地平面，在这范围以外之物能够得到与否，对他不会有影响。所以富人的千万家产不会使穷人眼红，富人也无法以其财产弥补希望的落空。我们可将财富比作海水，喝得越多，越是口渴，声名也是如此。财富的丧失，除了第一次阵痛外，并不会改变人的习惯气质，因为一旦命运减少了人的财产，他立即自动减少自己的权利。然而厄运降临时，权利的减少是挺痛苦的事，可是一旦做了，痛苦便逐渐减小，终至不复可觉，它好像痊愈的旧创一样。反之，好运的到来，使我们的权利愈升愈多，不可约束。这种扩展感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持续不久，一旦扩展完成，快乐也就随之消失。我们习惯了权利的增长，便逐渐对满足他们的财富不再关心。“奥得赛”中有一段话便是描叙这个真理的。
“当我们无力增加财富，又不断企图增长权利时，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了。”
我们若考虑到人类的需要是何等的多，人类的生存如何建筑在这些需要上，我们便不会觉得惊讶财富为何比世上其他东西更为尊贵，为何财富占着极为荣耀的位置；我们也不会对有些人把谋利当成生命的惟一目标，并且把其他不属此途的——如哲学，推至一旁或抛弃于外而感到惊奇了。人们常为了希求金钱和热爱金钱超过一切而受斥责，但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事。它就像多变和永不疲乏的海神一样，不断追求各种食物，随时企图满足自己的欲求和希望。每一件其他的事都可成为满足的事物，但一个事物只能满足一个希望和一个需要。食物是好的，但只有饥饿时才是好的。如果知道如何享受酒的话，酒也是好的。有病时药才是好的。在冬天火炉是好的。年轻时爱情是好的。但是，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只有钱才是绝对的好，因为钱不但能具体的满足一个特殊的需要，而且能抽象的满足一切。
人若有一笔颇足自给的财富，他便该把这笔财富当作抵御他可能遭遇的祸患和不幸的保障，而不应把这笔财富当作在世上寻欢作乐的许可证，或以为钱财本当如此花用。凡是白手起家的人们，常以为引他们致富的才能是他们的本钱，而他们所赚的钱却只相当于利润，于是他们尽数的花用所赚的钱，却不晓得存一部分作为固定的资本。这一类的人大半就再陷于穷困中，他们的收入或是减少，或根本停止，这又是起因于他们的才能的耗竭，或者是时境的迁变使他们的才能变得没有价值。然而一般赖手艺为生的人却无妨任意花用他们的所得，因为手艺是一种不易消失的技能，即使某人的手艺失去了，他的同事也可以弥补他，再说这类劳力的工作也是经常为社会所需求的。所以古谚说：“一种有用的行当就好比一座金矿。”但是对艺术家和其他任何专家来说情形又是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后二者的收入比手艺工人好得多的原因。这些收入好的人本该存起一部分收入来作资本，可是他们却毫无顾忌的把收入当作利润来尽数花用，以致日后终于覆灭。另一方面，继承遗产的人起码能分清资本和利润，并且尽力保全他的资本，不轻易动用，若是可能，他们还至少储存起八分之一的利息来应付未来临时事故。所以他们之中大部分人能保持其位而不坠。以上有关资本和利润的几点陈述并不适用在商业界，因为金钱对于商人，好比工具对于工人，只是获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所以即使他的资本完全是自己努力赚来的，他仍要灵活地运用这些钱以保有和增加更多的财富。因此，没有别处会像商业阶级里一样，不足为奇的把财富当成家常便饭。
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切身了解、体验过困乏和贫穷滋味的人便不再怕困苦，因此他们也比那些家境富裕，仅自传闻里听到穷苦的人更容易流于挥霍的习惯。生长于良好环境里的人通常比凭运气致富的暴发户更为节省和小心盘算未来。这样看来真正的贫穷似乎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可怕。可是，真正的原因却是在于那出生良好的人把财富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了财富他就不知如何生活，于是他像保护自己生命般保护他的财富，他因此也喜爱规律、谨慎和节俭。可是从小习于贫穷的人，过惯了穷人的生活，一旦致富，他也把财富视作烟云，如尘土一样不重要，可以拿来享受和浪费的多余品，因为他随时可以过以前的那种苦日子，还可以少一份因钱所带来的焦虑。莎士比亚在“亨利第四”一剧中说道：“乞丐可悠哉悠哉的过一生，这话真是不错！”然而我们应该说，生于穷苦的人有着坚定而丰富的信心，他们相信命运，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头脑，也信赖心灵，所以与富人不同，他们不把贫穷的阴影视成无底的黑暗，却很安慰地相信，一旦再摔到地下，还可以再爬起来。在人性中的此点特征说明了为什么婚前穷苦的妻子较常有丰厚嫁妆的太太更爱花费和有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富有的女子不仅带着财富来，也带着比穷家女子更渴切的保存这些财富的本能。假使有人怀疑我的这段话，而且以为事实恰恰相反的话，他可以发现亚理与斯图在第一首讽刺诗中有与他相似的观点。可是，另一方面，姜生博士的一段话却恰好印证了我的观点，他说：
“出身富裕的妇女，早已习惯支配金钱，所以知道谨慎地花钱。但是一个因为结婚而首次获得金钱支配权的女子，会非常喜欢花钱，以至于十分浪费而奢侈。总之，让我在此劝告娶了贫家女子的人们，不要把本钱留给她花用，只交给她利息就够了，而且要千万小心，别让她掌管子女的赡养费用。”
当我奉劝诸君谨慎保存你们所赚或所继承的财富时，我衷心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因为若有一笔钱可以使人不需工作就可独立而舒服的过日子，即使这笔钱只够一个人用——更别提是够一家用了——也是件很大的便宜事，因为有了这笔钱便可以免除那如慢性恶疾般紧附于人身上的贫穷，可以自几乎是人类必然命运的强迫劳役中解脱。只有在这样良好命运下的人才可说是生而自由的，才能成为自己所处时代和力量的主人，才能在每个清晨傲然自语地说：“这一天是我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每年有一百块收人的人与每年有一千块收入的人之间的差别，远小于前者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差别。遗传的财富若为具备高度心智力的人所获得，这笔财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这种人多半追求着一种不能赚钱的生活，所以他如果获得了遗产，就好比获得上天双倍的赐予，更能发挥其聪明才智，完成他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促进大众福利并且增进人类全体的荣耀，如果他以百倍于区区几文钱的价值报答了曾给他这区区之数的人类。另一种人或许会将他所得的遗产去办慈善事业以济助同胞，然而若他对上述的事业都不感兴趣，也不试着去做，他从不专心去彻底地研究一门知识，以促进这种知识，这种人生长在富有的环境就只有使他更愚痴，成为时代的蠢贼，而为他人所不齿。在这种情形下，他也不会幸福，因为金钱虽然使他免于饥乏之苦，却把他带到一种令人类苦痛的极端——烦闷，这种烦闷使他非常痛苦以至于他宁可贫穷，假如贫穷能给他一些可做的事情，也由于烦闷便倾向浪费，终致失掉了这种他以为不值得占的便宜。无数的人们当他们有钱时，把金钱拿来购买暂时的解放，以求不受烦闷感的压迫，到头来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又贫困了。
如果某某的目标是政治生涯的成功，那么情形又有不同了，因为在政治圈中，徇私、朋友和各种关系都是最重要的，这些可以帮助他一步步地擢升到成功之梯的顶端。在这类生活中，放逐到世间没有一文的人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如果他满腹雄心，略具资才，即使并非贵族或竟是个穷光蛋，不但不会阻挠他的事业，却反而增加他的声望。因为几乎每个人在日常与他同胞接触时，都希望他人有所不如自己，在政治圈里这种情形更为显著。一个穷光蛋由于自每方面来看都是完全的、深深的、绝对地不如人，更由于他全然的渺小和不足道，他反而能轻而易举地在政治把戏中取得一席之地。惟有他能够深深地鞠躬，必要时还可以磕头；惟有他能屈服于任何事且讽然嘲之；惟有他知道仁义道德的一文不值；惟有他在说及或写到某长官或要人时能用最大的声音和最大胆的笔调，只要他们涂鸦一二，他就可以把这些誉为是神出的杰作；惟有他了解如何乞求，所以一当他脱离了孩童时期，他便马上成为教士来宣扬这种哥德所揭示的隐秘的秘密。
我们用不着抱怨世俗目的的低下，因为不管人们说什么，他们却统治着世界。
在另一方面，生而有足够财产可以过活的人，通常有一颗独立的心，他习惯于不同流合污，他也不会奴颜乞讨，他甚至还想追求一点才性，虽然他应该晓得这种高洁的才气远不是凡人的谄媚的对手，这样慢慢地认清了居高位者的真面目，于是当他们羞侮自己时，也就会变得更倔强与不齿了，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原是高处不胜寒啊！这种人绝非得世之道。他们终会服膺伏尔泰所说的一段话：“生命短促如蜉蝣，将短短的一生去奉承些卑鄙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啊！”
然而，世间“卑鄙的恶棍”又何其多呢！所以正像米凡诺说的：“如果你的贫穷大过才气，你是很难有成就的。”这段话可以适用在艺术和文学界中，但却绝不适用在政治圈及社会的野心上。
在以上所叙述的人之产业中，我没有提到妻子与子女，因为我以为自己是为他们所有而非占有他们的c此外，似乎我应该提到朋友，但是朋友关系是属于一种相互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