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茶马贸易又是汉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汉藏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前后相沿数百年，成为汉藏民族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
唐代的汉藏茶马贸易。
我国是世界上种茶饮茶最早的国家。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已开始种茶饮茶。“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巴蜀的饮茶活动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活动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代已形成我国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中原汉族人民普遍养成了饮茶的风俗。随着中原地区茶叶产量增多和饮茶风气的形成，吐蕃等畜牧民族在与中原汉族人民的交往中，也吸取了汉族人民的饮茶风俗。茶叶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提神等功能，又为肉食乳饮的牧区僧俗人民所必需。所以当饮茶风俗传入牧区之后，饮茶的好处就像灵丹妙药吸引牧区的广大僧俗民众。吐蕃等族人民在与汉族的经济交流中，也开始了出卖马匹，购买茶叶的商品交换，开创了我国汉藏等族茶马贸易的先河。据《封氏闻见录》记载，在安史之乱后，“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此后，常鲁公出使吐蕃，发现吐蕃赞普帐中已有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淄湖等地名茶。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限，在唐代，回鹘至内地卖马买茶只是朝贡官员，并非一般的商人；西藏地区饮用内地茶叶的是藏族首领，也非一般的平民。吐蕃、回鹘下层平民饮茶和一般商人贩茶尚不见于记载。这说明唐代输入西北地区的茶叶毕竟有限，茶叶在牧区尚属高级珍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广大群众欲求不得。汉族等族的茶马贸易还很不发达。当时卖马买茶只是朝贡官员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所进行的各种商品交换中的一种商品交换，它在汉藏等族的经济交流中尚不占重要地位。茶马贸易还处于初期阶段，更未形成一种制度。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发展的原因。
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地区以后，到宋代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自王公贵族，下自庶民百姓，皆饮茶成风，这时我国的茶叶产量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西北牧区少数民族首领每次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驼和各种土产，都渴望得到金银、绢帛、茶叶的回赐。宋朝立国中原，战马来源全仰从西北高寒草原牧区进口。它为了防御契丹、西夏的进犯，又需大量的战马充实国防。所以宋朝对马政特别重视。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就“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内属戎人驰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从此，在沿边州郡买马成为定制。由于宋朝北有强敌辽朝，西与西夏长年相峙，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将战马输入宋朝，加强宋朝的实力而危害自身的安全。契丹战马一直是被禁止输入宋朝的；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但随着西夏的崛起，这些地区的战马来源亦日益减少。真宗时在府州（今陕西府谷）、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秦州（今甘肃天水）、渭州（今甘肃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原州 （今宁夏固原）、仪州（今甘肃华亭）、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镇戎军（今甘肃镇原）和川峡地区的益州 （今四川成都）、黎州（今四川汉源）、戎州（今四川宜宾）、茂州（今四川茂汶）、雅州（今四川雅安）、永康军（今四川灌县）等地设置的买马场，已主要是购买沿边吐蕃等族的战马。市马之外，在秦州、渭州、阶州、文州、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丰州（今陕西府谷）、环州，泾州、仪州、延州（今陕西延安）、鄜州（今陕西富县）、保德军（今山西保德）、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唐龙镇、制胜关等地建立招马制度，以敕书委沿边民吏差牙校入蕃招买，给券送京师估马司定价，亦主要是购买吐蕃的马匹。据文献记载统计，宋朝每年市马、招马数量达二三万匹，反映了宋朝对战马需要特别紧迫，马匹已成为沿边吐蕃族输入中原的主要商品。宋仁宗时期，西夏元昊建国与宋为敌，从此西夏战马很少流入宋朝，故其后置场买马，“则又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镇戎军而已”。战马来源更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南宋时期，宋朝陕西领土丧失，更完全仰赖阶州、文州、西和州、黎州等地吐蕃的马匹。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十分发达。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制度的建立。
北宋前期藏族人民出卖马匹，宋朝除了用茶叶支付马价外，也用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甚至有时主要用绢支付马价，并非完全意义的茶马贸易。然而吐蕃等族必需宋朝的茶叶，宋朝又急需吐蕃的战马，二者之间这种政治经济利益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必然产生以茶易马的制度，这样才能使双方的利益得到更好的协调。从宋朝方面的利益考虑，用铜钱买马，平均马价约三十贯，以每年购买三万匹计，需费铜钱九十万贯，几乎相当于宋朝每年的铸钱量，这是它根本无力支持的，而且铜钱外流，铸为兵器，威胁边境安宁，于军事上极为不利。所以在宋太宗时期就基本禁止用铜钱买马。用绢买马，约三十匹绢才能购买一匹战马，每年买马三万匹，就需九十万匹绢，而宋朝在真宗、太宗时期每年两税收入的绢不足二百万匹，这也是它无力支持的。在宋朝看来，它年产茶叶约五千万斤，是过剩物资，以茶易马，舍其有余，换其不足。从吐蕃部族考虑，茶叶是一日不可缺乏之物，以马易茶，亦是以其所有换其所需，乐而为之。所以宋朝认为只有完善茶马贸易才能维护它的经济利益和保证战马的来源。因而在熙宁年间令王韶开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把洮河流域的吐蕃部族纳入宋朝的版图后，鉴于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北与回纥相通，西与青海吐蕃相连，产马缺茶，“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就立即在四川榷茶，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茶马之政，运茶至熙河，置场买马，使茶马贸易从过去绢帛、金银、钱币、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发展到官营专用茶叶易马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正式建立了汉藏茶马贸易制度。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制度的特点。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是官府所垄断和直接经营的。为了保证用茶易马，熙宁七年（1074）宋朝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在秦州设置都大提举熙河路买马司，办理榷茶买马事宜。因榷茶买马本为一事，故其后更名都大提举茶马司，以后茶司马司虽分合无常，然多由一人主管，茶马司的具体职责就是四川榷茶，在熙秦和四川买马。
在四川买榷，就是在四川产茶州县设置买茶场，全部垄断蜀茶的产销。据《通考》记载，“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今天我们从《宋会要》食货 29、《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文献中尚可考证出在四川的眉州、蜀州、绵州、彭州、汉州、嘉州、邛州、雅州等八州设置了24个买茶场，在陕西的兴元府、洋州和甘肃的文州等地设置了9个买茶场。这些买茶场把茶园产茶叶尽数收买，或由官府或由茶商凭引运至熙河地区的卖茶场、买马场易马，或留在四川易马，严禁商人贩茶至陕西、熙秦和四川少数民族境内出售私茶，违者许人告捕，茶货没收，甚至按军法论处，以保证官府完全垄断对吐蕃等族的茶叶供应。
在熙秦地区买马，就是在熙秦地区设置卖茶场和熙秦及四川地区设置买马场。据《宋会要》食货29统计，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在秦州、泾州、熙州、原州、阶州、通远军等地设置的卖茶场共50个。这些卖茶场的任务，是将四川地区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筹集买马经费。所卖茶叶又分“支卖茶”和博马茶两种。“支卖茶”可以卖给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食用，“博马茶”则只许折支马价，以茶易马。文献记载，自开熙河后，“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熙宁八年（1085）以后，宋朝在秦州、熙州、通远军、岷州、河州、德顺军、湟州等地都设置了买马场，南宋时期又在阶州的峰贴峡，西和州的宕昌寨设置买马场。文州、威州、龙州、黎州、雅州、茂州等地在北宋和南宋都设置了买马场。但因其买马都不多，只有黎、雅买马场才是经常购买吐蕃战马之地。这些买马场在进行茶马贸易时，一般是以马一匹，茶一驮（即100斤）为单位，按马的骏驽、茶的优劣，分别计算市价。为了招徕吐蕃等族牵马互市，宋朝政府给予卖马蕃部各种优待和便利。凡蕃部牵马赴买马场，一旦选中，即按应请茶数当即出给凭证，赴卖茶场支茶。愿请银、绢及现钱者，则于买马场当日支付。通过这些措施，保证了官府全部垄断茶马贸易的商品交换。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主要目的是保证宋朝军事上对战马的需要。因此，汉藏茶马贸易的商品交换，经济利益往往是从属于政治军事利益的。宋朝在四川榷茶，对川茶实行专买专卖，实质上是进行茶马贸易的产物。据文献记载，自宋朝在熙秦地区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后，每年从四川运往熙河地区的茶叶达四万余驮，即四百万斤以上，用于支买和博马的需要。为了保证川茶与吐蕃等族易马，宋朝规定川茶必须在保证博马需要之后，才能用川茶去籴买粮草和其他军需物资。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就指责“大观、宣和间，茶马司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阙，武备不修，遂至胡虏乱华，危弱之甚”，造成北宋灭亡。绍兴七年（1137），宋高宗听说吴璘军前用川茶博易珠玉、红发之物，又以“艰难之际，战马为急”，下诏晓谕其兄弟吴玠“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缎之物，悉痛禁之”，都反映了两宋王朝对保证博马茶叶的需要特别重视。同时，宋朝鉴于“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博马最受吐蕃欢迎。因此，又规定名山茶专用博马，不得他用，必须待每年终买马数足，方许杂卖。崇宁二年（1103），熙河地区，“所管茶数共约四万余驮，数内名山茶约一半以上，依条专用博马，不许出卖”。宋朝还严禁把名山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造成“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有害马政”。此外，宋朝还规定博马茶的价格低于杂卖茶的价格，鼓励吐蕃等族以马易茶。如崇宁四年（1105）核定，名山茶博马价每驮七十八贯五三三文，贴卖价每驮八十一贯六五一文；瑞金茶博马价每驮一二九贯四一三文，贴卖价一七三贯三四八文；洋州茶博马价七十贯五四二文，贴卖价一七三贯三四八文；万春茶博马价每驮八十七贯三十六文，贴卖价一七三贯三四八文。有的博马茶的价格几乎比贴卖茶的价格低一倍以上。这种“减价以致马多”的政策，目的在使“马来既众”，保证战马的来源。由于宋朝开展茶马贸易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战马的来源，因而宋代的茶马比价，一般都是马价高茶价低，在茶马贸易中，吐蕃部族享受了极其优厚的经济利益。即使在北宋神宗时期，青唐一带蕃马来源充足，熙河地区买马一匹亦需一驮茶，即一百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到南宋时期，宋朝马源更为减少，在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岁市马二千匹，即需二万驮茶。“宕昌四赤四寸大驷一匹，其价十驮茶”。宋朝在茶马贸易中对吐蕃部族经济上的优待，确实起到保证战马来源的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期，宋朝在熙河地区购买吐蕃部族的战马每年一般都达一万五千匹以上，甚至有时达二万匹之多。南宋时期在甘肃西和州的宕昌寨和阶州（今武都）的峰贴峡购买吐蕃的战马，每年亦达五千匹以上。这些吐蕃战马成了两宋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的另一主要目的，是加强汉藏民族团结，维护宋朝对吐蕃等族的羁縻统治。自九世纪中叶，吐蕃奴隶主王朝在奴隶大起义的猛烈冲击下灭亡后，无论是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吐蕃王朝曾统治下的河西、陇右地区，吐蕃人都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种族分散，小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在北宋境内的仪、渭、泾、原、环、庆、秦州和镇戎军，即泾水、渭水流域不少分散的吐蕃部族，各有自己的首领。“内熟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所谓熟户，就是编入北宋政府户籍，保留部落组织，任命他们的首领担任各种官职。在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一带唃厮罗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成为甘、青、吐蕃势力的中心。唃厮罗“独知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盐可取其境内青海湖，茶则依靠宋朝供应。这些吐蕃部族，既与西夏相邻，又与宋朝相连，是宋夏必争之地。他们的背向，对改变宋、夏力量对比至关重要。宋朝为了争取和联络吐蕃部族以对抗西夏，早在茶马司建立前就在秦州等地与吐蕃部族进行茶马贸易。因此唃厮罗等吐蕃部族始终同宋朝保持友好关系，历代首领都接受宋朝册赐，共同对付西夏的进攻。宋神宗时期，王韶经营熙河，把熙河地区的吐蕃纳入宋朝版图，更是用茶马贸易来维持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的。熙河路刚建立，熙宁六年（1037）六月，宋朝就“徙秦州茶场于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熙宁七年（1047）二月又规定熙河路经略司买马“停止折盐钞，其马价止以茶、银、物帛计折偿之”。这些措施得到吐蕃部族的拥护，当时归顺宋朝的吐蕃部族首领包顺、包诚、赵纯忠等，还“诱蕃部贩马入塞”。居住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的高昌等地的回鹘商人，在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后，也取道鄯州（今青海乐都）与宋朝进行茶马等贸易。鄯州成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宋朝实经过积极开展茶马贸易的经济交流，在熙宁七年 （1074）就收到“熙河路蕃户近已向顺，事多就绪”的效果。崇宁二年（1103）六月，童贯收复湟州（今青海乐都），八月程之邵巡视熙河路，就建议“收复湟州故地，部族甚众，商贾通行，窃谓非茶马无以招集汉蕃人族。盖蕃持茶为命，本州又当青唐一带蕃马来路，乞朝廷指挥，就本州添置茶马场，实为要便”。宋朝又采纳了程之邵的意见，于同年十月置湟州茶马司，卖茶买马。总之，熙河地区吐蕃部族很快接受和承认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并共同抵御西夏的进攻，是同茶马贸易满足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