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多民族的国家是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各民族之间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如果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地区之间没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这些民族和地区是绝不会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的。青藏高原西高东低而与内地相连的地理条件，藏区和内地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互补，是藏区同内地组成共同国家的经济基础。
在藏区与内地经济联系中，川茶一直起着枢纽的作用，并推动藏区和内地经济贸易的全面发展。
（一）川茶输藏与茶马贸易
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主要是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和互补性，使他们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流。其中藏族以马匹交换中原汉区绢帛等纺织品的绢马贸易，又是古代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代开始，随着中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开始出现了茶马贸易的商品交换。到宋代，川茶大量输入吐蕃等民族地区，传统的绢帛易马为茶叶易马所代替。
茶马贸易起于唐，兴于宋，盛于明，到清乾隆中期完全废止，历时一千余年。在此期间，茶马贸易成了汉藏贸易的基石。据文献记载，从北宋熙宁七年（1074）建立茶马司起，官府在西北地区与吐蕃等族每年用川茶交换的战马，一般为1.5万匹至2万匹左右，南宋为4000匹至6000匹左右。而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等族交换的羁縻马无论是在北宋或南宋，每年平均都在5000匹左右。即北宋时期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明朝在西北藏区用川茶易马的数量，波动起伏极大，有时不过2000匹，有时为五六千匹，有时甚至高达1万匹，甚至2万匹。按洪武二十六年（1393）建立金牌差发马制度，共制牌41面，征差西北藏区各族马13805匹，三年征纳差马一次，平均每年征马4600匹，可能是明朝正常年代所需用茶换取的马匹数量。而在四川雅州、碉门茶马互市购买马匹的数量一直甚微，年均采购量多在600匹以下。这是官方茶马互市，自然不包括民间茶马互市的数量。加之民间的茶马互市，宋明时期茶马贸易的规模更为可观，成为汉藏经济交流的主要内容。
茶马贸易是汉藏之间、中原与藏区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局面下的互惠互利的经济交流。
从藏区输入马匹是中原地区军事、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马性耐寒而畏热，孳生繁殖均受气候土壤的影响，我国良马产于西北高寒地区，中原良马历来来自塞北。在科学技术交通落后的古代，马以它奔腾疾驰、勇猛顽强、吃苦耐劳、人可乘骑、货可载驮的特性，而成为先进的战争工具和交通工具。骑兵是决定古代战争的重要力量。宋朝同契丹、西夏、金朝的战争屡遭失败，其中缺乏骑兵、军队行动迟缓、运输线长、补给不继等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它必须向西北吐蕃各族购买战马以增强军事实力，保卫国家安全。明朝为对付蒙古的侵扰，其军队亦必须有足够的战马装备，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实力。故明廷除设立“苑马司”牧养战马之外，茶马互市是取得战马的极为重要的途径。所以明朝统治者一贯认为茶、马是国家的要政，以茶易马能够成为“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之大利”，起到“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的作用”。此外，输入马匹，对于中原封建政权来说，马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又是历代封建政府官员骑马代步、运输官物和邮传通讯不可缺少的工具。对于内地的民众来讲，马匹又是农民耕地的畜力，商人运输货物，民众代步的重要交通工具，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条件起着重要作用。而茶叶的输出又直接推动汉区茶业经济的发展。
茶马贸易，对从事畜牧业的藏区人民来讲，是他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直接地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又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历代封建统治者宣扬“藏人一日无茶不可以为生”，虽属夸张之词，但对于不只是“品茗”也是“吃茶”的藏族人民来说，茶叶又确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食物。生活在高寒地区从事畜牧业的藏族人民，肉食乳饮，食物单调，必须饮茶吃茶助消化解油腻，才能增强体质，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恶劣的生存环境，保证旺盛的劳动生产能力，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这就是藏区牧民要饮茶，僧侣要饮茶，贵族要饮茶，平民要饮茶，无论贫富，一日至少饮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们不但把茶叶煮汁而饮，还把茶渣煮而食之的根本原因。因此，藏区人民不但要用马匹来交换内地的茶叶，而且也用其他物资交换内地的茶叶。这样川茶销藏也就推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同内地商贸的全面发展。
（二）川茶互市与商贸的全面发展
川茶输藏后，在历史上形成的茶马贸易，只表明茶、马是汉藏贸易的主要交换品，而双方的需要则是多方面的。在茶马贸易的过程中，藏族历来还以牛、骡、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入市，而汉区的盐、银、布、绢亦受藏民欢迎。至于民间互相交易的品种则更多，它构成了汉藏民族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茶叶为龙头的输藏产品，带动了藏区同内地商贸的全面发展。
宋朝熙宁年间在蜀地榷茶，把川茶运至西北易马之后，就在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设置市易，“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贾”，沟通蕃汉贸易。当时熙河路转运司还公开用茶叶博易粮食，“用茶三斤易粟一斛”。北宋末年，宋朝官吏还将易马茶叶交换藏区土特产品，“大观宣和间，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而当时的羌藏等族在卖马之后，亦买其他商品。“文州岁市羌马，羌转买蜀货，猾驵上下物价”。明朝在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亦有用银、绢、布等物支付马价的。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就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马。明朝政府还根据“西人所赖者，畜牧为生”，允许西番之人的马匹“及牛羊杂畜之类，不问多寡，一听渡河售易。关吏阻者罪之”。至于茶马司驻地官员家属更是“将铁锅、食茶、缎匹、铜器等货……公然出境，易换彼处所产马匹等”。
四川地区的茶马贸易活动中，同样进行着汉藏其他物资的交流。宋朝在黎州与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中，黎州各部就运来牦牛、犀角、象牙、莎罗毯、花椒、药材等土特产品与汉人交换布匹、绢帛、蜀锦等物。“每汉人与蕃人博易不使钱，汉用、绢、茶、布，蕃部用红椒、盐、马之类”。黎州官吏亦私“市蕃商物”。明代“塞外诸戎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在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的茶户贩茶与西番贸易毛缨、茜草等物，“商旅往来鬻贩，每岁课额所收一万四千贯”。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还允许诸番到四川易马之后，可以夹带私茶、布帛、青纸等物出关，以促进茶马贸易。
清朝废除茶马贸易之后，更十分重视川茶输藏，以“怀柔远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廷着手经营打箭炉（今康定），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藏族地区。巡抚于养志在疏言中说：“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藉茶度生，居处年久，且****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民族贸易市场日益繁荣。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平定打箭炉营官第巴昌侧集烈之乱后，清帝更加重视当地互市，在打箭炉设立茶关，派遣喇嘛边木巴邑尔济、郎中舒国、员外铁图等监督贸易，并且明确制定税额均征自汉商、优惠藏商的政策。“税银不取于彼（藏商），就我国商人征之，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须图好名，稍有优处，人即称颂。”此外，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更加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到民国时期，从四川运到康定的边茶最高额年达千万斤，交易值200余万元。从藏区运来的麝香年约5000余斤，总值100万余元，还有商人将茶运至拉萨换黄金，再到印度换外汇。康定成为内地与西藏的贸易枢纽。藏区和内地往来的贸易总值约400余万元。根据调查，1930年康定运往藏区的商品，有茶叶700万斤，衣服4万多件，绸缎4500种，丝棉2.4万斤，匹头5000件，汉区烟材8500斤。“康定运销内地的商品，麝香5000斤，虫草 9300斤，知母22.81万斤，贝母12.21万斤，鹿茸2.82万斤，秦艽2600斤，大黄187.5万斤，羌活1.43万斤，羊毛71.23万斤，另外还有皮类。商品共值约244万余元”。此外，在西路边茶集散的松潘等地，茶叶的交易也带动了其他商品交换的全面发展。
（三）川茶输藏与财政收入的增加
我国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始税茶，茶税就成了封建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川茶输藏以后，打开了川茶市场，四川的茶税收入更是成倍成倍地增长。北宋熙宁七年（1074）在四川榷茶，将川茶运往西北藏区易马，茶税就由1074－1077年间的每年30万贯，到1078－1082年间增加到每年90万贯。1084年达到160万贯，1085年达到200万贯，1113年达到310万贯。四川茶叶起到“熙河一路经费所仰”的作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茶税收入每年达200－300万贯之多，“茶马司之富甲天下”。茶税收入占当时四川地区财政收入十分之一，既是购买战马的经费，又是其他财政开支的经费。
明朝除征收“巴茶”100万斤运至西北易马之外，在四川境内，又发茶引五万道，征银约5万两。明朝同宋朝一样，四川茶税不但解决了政府购买战马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清朝时期，川茶输藏数量大大增加，茶税收入远比明朝为多。按嘉庆时期（1796－1820）边引11.9万张、土引2万张、腹引1.6万张的茶引计算，估计全川征收的茶税为银12万两以上，尚不包括出关的关税。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总督刘秉璋称，仅川茶销藏一项，每年有1400万斤，征银十数万两。现将刘秉璋维护川茶销藏、力禁印茶入藏致总理衙门的电文摘录于后：
查川茶销藏岁约一千四百余万斤，征银十数万两。茶价涨跌不一，大致每粗茶一百斤成本需银四五两，细茶倍之，极细又倍之。课税羡截及关税每百斤均需银一两一钱零。到藏后卖价涨跌无常，难定确数。华商虽仅运至打箭炉，卖与藏番接运，实无异华商入藏。盖藏帅借用番钞，给与印票，赴炉厅领茶，以抵藏饷，是藏饷须借商力接运，不仅茶也，藏帅及兵丁生机，实系于此。藏番日食糌巴，非川茶不生。闻印茶往日亦有暗中入藏者，藏人不食，印茶遂阻。藏番运川 （茶）者不下数十万人，藏中穷番借脚力以谋生，川藏交界处所借以安谧。上年瞻对闹事，不旋踵而即定者，亦借茶商往来互通消息之力也。故名虽夷贩，而较华商尤为得力。至茶价交易，每岁几近百万，川省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设使印茶行藏，占却川茶销路，必致中外商情星散，饷运周折，即几业茶之户，势亦无所聊生，何堪设想……仍应查照藏帅原议，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川省幸甚，大局幸甚。
从刘秉璋的电文中可以看出：一、从打箭炉销往西藏的茶叶每年约1400万余斤，按每年茶课及关税每100斤征一两一钱，共应征银1540万两，这还不包括输往松潘及青、甘藏区边茶所征茶税。二、清廷在藏区设官驻兵，他们的饷源主要是借用番钞，由藏商到打箭炉领取茶叶偿还，“以抵藏饷”，保证“藏帅及兵丁生机”，巩固中央对西藏的治理。三、川茶输藏使藏区数十万穷苦藏民搬运茶叶“借脚力为生”，保障了藏区社会的安定。四、川茶输藏打开了川茶销路，川省数十万茶农、茶商、搬茶脚力有了生活来源，维持了四川内地的社会安宁。因此川茶输藏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事关川藏政治、经济的大局，必须保护川茶销藏，“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
民国时期川茶输藏更是四川的一笔巨大财政收入。1918年，四川财政厅核定南路边茶茶票10万张，每票可贩运茶100斤，征税银1.04两合银圆 1.4634元，计共征银圆1463400元。以后不断增税率，到1934年，每票征15两以上，增加近15倍，茶税占茶价70%强。另据《西康纪要》记载，民国16年 （1927）打箭炉关税共收银236613两，其中茶课98363两，占 41%。民国17年（1928）共收289240两，茶课为128647两，占 44%，输藏茶税是各种税收中最多的财政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