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石棺的盖早已被人掀去，所以马里埃特和以后的考古者一共只找到两口内部完整无损的石棺，其他都已遭受粗暴的劫掠。这是几时发生的呢？谁也说不清，盗墓的人也并没有留下姓名。埃及学家们不止一次发现，那些盗墓人是知道他们会到来的。这使得埃及学家们非常恼火但却毫无办法。不断移动的流沙湮没了多少庙宇、墓葬和古城，盗墓者留下的痕迹早已被流沙盖得无影无踪了。
至此，马里埃特已经进入古代宗教这个神秘的领域。他接着又在埃德福、卡尔纳克和岱尔·埃尔巴里进行了发掘工作，空前地揭示了古埃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画面。
距西拉皮厄姆不远，马里埃特发现了古埃及大臣、大地主蒂的陵墓。这座陵墓比神牛墓要古老得多，因为在神牛墓里还可以找到托勒密时期较新的人类活动的遗迹。神牛墓的修建是突然中断的，有一个石棺还没来得及安放到指定的地点就留在入口处了。蒂的陵墓是在古埃及王胡夫、哈夫拉和门卡拉修筑金字塔以后不久建成的，墓中的装饰极为华丽。马里埃特熟悉埃及墓葬的习惯，他知道下面一定有大量随葬品、雕刻品和叙事壁画。一如他的猜测，在这里，这些东西果然极其丰富。墓室的墙壁和甬道里的大量浮雕，记录着死者生前的生活，其详细的程度远非以前出土的浮雕可比。这位姓蒂的富翁看来对于自己官场中和家庭里各方面接触的事物无不极为重视。他在身后把生前的随从和全部用品统统象征性地带到地下来。浮雕中特别突出蒂本人，他的形象比别的人物和奴隶大三四倍，这是为了表现他的权势和地位同别人之间的悬殊。
所有壁画和浮雕，风格高雅，线条优美，内容丰富，它们不仅表现富人的各种消遣，而且也描写了普通人的生产劳动，有剥麻、割谷、赶驴、脱粒、扬场等画面。有一幅画画的是4 500年前造船的场面，还有伐树、割板，以及使用扁斧、手夯和凿铲的劳动。可以看到锯、斧、锥子等已经普遍使用。有一幅金匠熔金的画面表现了向炉内吹风以便提高炉温。另外还有表现雕刻匠、石匠和皮匠进行日常劳动的作品。
不少画面表现了蒂的地位和权势。有一张画着一群人被像羊一样赶到蒂的府里去结账，走得慢的就被侍卫揪着衣领向里拉。许多农妇排成长列向蒂献礼，一群群的仆人，有的牵着祭祀用的公牛，有的在宰杀。有的画面表现蒂在进餐、或蒂和妻子和全家人在一起、或蒂在猎雉、或蒂在尼罗河三角洲上旅行、或蒂在纸莎草丛中行路的情景。
在马里埃特的时代，人们不甚注意这些浮雕的美学价值，而是更为重视它们的实际内容。可以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古代埃及人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不仅表明古埃及人干些什么，而且具体说明他们是怎样干的。后来出土的许多文物大大丰富了蒂墓的装饰艺术所表现的实际生活内容。这些文物有的属于古埃及大臣普塔霍台普墓，有的是大约40年后在梅莱茹卡墓中出土的，它们的地点都在萨卡拉。从这些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在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时所使用的许多操作方法，这些方法尽管是原始的，却都是精心创造的。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建筑金字塔的工程是何等的了不起。在马里埃特等人看来，古埃及人如此落后的技术竟能造出金字塔，这就更加令人不能理解。实际上古埃及的技术的基础就是大量的奴隶劳动力。马里埃特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有人写文章，对于古埃及人用石头建成的那些庞然大物的建筑方法作出各种想象和猜测，这些文章在报纸、游记甚至科技书刊上都可以见到。其实这件事毫无秘密可言。当马里埃特忙于西拉皮厄姆的发掘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伦敦出生了，这个人后来揭示了古埃及的建筑方法。
自从马里埃特站在开罗的城堡上初次看到古埃及的面貌，过了8年，他才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去做一件早就想做的大事：他在布拉克创建了一座埃及博物馆，不久以后埃及总督任命他为埃及古迹办公室主任，同时主管一切发掘工作。
埃及博物馆于1891年迁到吉萨，1902年最后迁到开罗，地点距尼罗桥不远。尼罗桥为都格农所建的仿古风格的桥梁，其质量达到20世纪初的最高水平。埃及博物馆是一座管理中心，也是埃及学的文物总汇之地。自那以后，凡在埃及出现的文物，不论偶然发现的还是正式出土的都要首先送交埃及博物馆。马里埃特尽管是外国人，却从此制止了埃及文物被人乱盗乱卖的现象，使埃及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为了表示对马里埃特的感谢，埃及人在博物馆院内建立了他的塑像。马里埃特逝世以后，他的遗体运到埃及，安放在一口大理石棺里。
■20世纪初的一次发掘
1902年，美国人西奥多尔·戴维斯得到埃及政府批准，从事帝王谷的考古发掘工作。他在那里一连挖了12个冬天。戴维斯发现了非常珍贵的陵墓，如托密斯四世、西普塔赫和霍仑亥布等人的陵寝。他还找到了著名的“异教国王”阿蒙霍特普四世的陵墓，阿蒙霍特普四世一度提倡拜日教，用以取代埃及的传统宗教，因此自己命名为埃赫那吞。阿蒙霍特普因两件事名垂后世：一是他赞美自己的名言：“太阳神中意的人”；一是他的妻子纳菲尔提提美丽的彩色胸像，这是埃及最著名的一件雕刻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戴维斯把发掘权转让给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从此就开始了埃及考古发掘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后来卡纳冯勋爵的妹妹在为哥哥写的传略中说，这次发掘工作“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开始，像希腊的奈米西斯家史一样结束。”
图坦卡蒙的陵寝的发现是考古工作成功的顶峰，也是一部考古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文克尔曼起，多少分类学家、方法学家和各种专家已经为考古学确定了基本方向。第一批考古巨匠是商博良、戈罗特芬德和罗林生。继起的考古学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研究埃及的马里埃特、莱普修斯和皮特里，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博塔和雷雅德，以及研究尤卡坦半岛的斯蒂芬斯和汤普逊。后来谢里曼发掘了特洛伊城，伊文斯发掘了克诺索斯，科尔德威和伍利发掘了巴比伦和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这是考古活动成功的高潮。谢里曼是其中最后一位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待到卡纳冯勋爵和卡特开始活跃时，已经有大批专家在克诺索斯、巴比伦和其他古迹长久地进行研究工作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国王、财阀，财力雄厚的大学和考古机关，以及许多有钱的私人考古学家纷纷派出考古队，携带优良设备前往各个古文化所在地进行研究。然而这一切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分散、零星地进行，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成绩，而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就是这些成绩综合的结果。这是一次科学方法的胜利。
雷雅德曾遭受迷信愚昧的阻挠，伊文斯的困难来自官僚的妒忌，而卡纳冯和卡特在埃及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完全避免了这种种干扰。当年罗林生横遭侮蔑，谢里曼备尝艰辛，都是由于同行的妒忌；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有的是国际的合作和科学界的热情支援。至此考古学的开创阶段宣告结束。霍华德·卡特是皮特里的学生，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埃及学从此结束了以往那种散漫的、盲目的、猎奇活动式的工作方式，真正成为按照严格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文化研究活动。
然而正是由于卡特不仅始终满怀激情，而且胸怀全局，才能使严谨的科学方法充分发挥作用。他一方面有魄力、有胆识，一方面工作上耐心负责，终于成为考古史上的杰出人物。优秀的学者往往毕生致力于解开文化之谜，卡特就是这样的人。
卡纳冯勋爵是只有英国才能产生的人物，他爱好体育和搜集文物，是个绅士又是周游世界的旅行家，行动起来是个现实主义者，却又具备浪漫的情操。他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时，看到宿舍房间里的护墙板被人涂漆得不成样子，便自己出钱把它修整一番，恢复原貌。从青年时代起他便经常参加赛跑，练就一手好枪法，并以驾驶快艇著称。23岁时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随即乘船周游世界。他的汽车是英国全国第三辆颁发执照的车，而且他是特别喜欢开快车的。后来这种开快车的癖好给他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1900年左右他在路上因疾驰翻车，受了重伤，从此落下了呼吸困难的病，不能在英国过冬。因此他在1903年初次前往埃及寻找气候宜人的地方。到埃及后他参观了几支考古队的发掘工作。这时他立刻发现考古是一种可以把他搜集文物的癖好和对于体育的喜爱结合起来的活动。1906年，他就自己着手进行发掘工作了。同年冬天，他发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去请教马斯皮罗教授。马斯皮罗当即推荐年轻的霍华德·卡特作为他的考古助手。
两个人的合作非常融洽，卡纳冯勋爵所缺的知识都可以从卡特那里得到补充。卡特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后来担任卡纳冯的出土文物总监。在这以前，卡特同皮特里和戴维斯一起工作过。同时他极为重视言必有据，因此有人竟然批评他的作品，说他过于迂腐。实际上他做起事情来很有办法。他极有魄力，甚至有时不顾一切。1916年发生的一件事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那年卡特在卢克索短期休假，一天，村里的头面人物来找他，样子十分焦急，特地来求他帮助。当时即使卢克索这样的地方也不免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政府机关和警察人数大量减少，因而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后代一类不法之徒又开始盗墓活动了。
这些埃及盗墓贼的一股在帝王谷以外的山坡西南发现了一批古物。另一股匪帮得知以后，就用武力强行介入，要分享成果。接下去发生的事简直像一部电影。
两股窃贼大打出手以后，第一股打败了，被迫退出现场，但是流血斗殴仍有可能发生。卡特决定进行干预。
“那天天色很晚，”他后来写道，“我急忙找了几个工人，他们都是逃避军役的。我们准备了需用的东西，就出发到现场去。我们爬上1 800英尺的柯尔纳山峰，到达现场时已经是午夜了。到达后，向导指给我看一条沿着峭壁直垂下去的绳索，可以听到下面果然有人在活动。我先割断了那条绳索，断了他们的退路，然后把我们自己带去的一条粗壮的绳索系好，我就顺着这条绳索下到崖底。我觉得，深夜攀绳下到一群壮健的盗墓贼当中去，也确是一个颇有趣的游戏。他们一共8人，正在那里忙乱，我的降临把他们弄得非常尴尬。我指出两条路听凭他们选择，要么就是沿我的绳索赶快离开，要么就是留在原地再也休想出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绳索了。最后他们省悟过来走掉了，而我就在那里过了一夜……”
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就着手进行发掘工作，直到1917年秋他们的活动规模才比较有了成功的把握，然而这时却发生了考古活动中常常遇到的情况。一开始他们选定了帝王谷里一小块面积准备进行发掘，这块地方选对了，应该说是运气不错；然而发掘工程立即受到客观因素的阻碍——许多人对工作计划品头论足，他们自己又缺乏果断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有些专家也七嘴八舌地乱出主意，结果是本来可以成功的事却被推迟甚至归于失败。
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这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1748年4月6日，一个名叫卡瓦里耶·阿尔库比尔的那不勒斯人进行考古发掘，开挖地点恰巧正是庞贝城的正中央。可惜他急于同时开挖另外的地点，结果并未继续深挖就匆匆覆盖起来了。又过了多年他才发觉，第一次挖的才是正确的地方。
卡纳冯和卡特站在山头向下俯视着帝王谷。以前已经有几十个人在那里发掘过，可惜这些先行者却没有留下一份详细的地图或哪怕是一纸草图，以供后来的开发者作为参考。谷里遍地是大堆的挖出的碎石，整个谷底看起来有点像月球的表面。乱石堆之间是一座座陵墓的入口，而这都是早已发掘过的墓葬了。如今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有系统地全面发掘下去。卡特建议把发掘区定为拉美西斯二世墓、梅美卜塔赫墓和拉美西斯六世墓三点之间的三角地区。他说：“我准备对人说，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找到图坦卡蒙的陵寝，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我事后寻找的借口。”
在这以前整整100年，贝尔佐尼掘出了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厄耶和门图海克佩什的陵墓。后来他写道：“从我近来发现的古迹来看，我可以充分肯定，除现已探明的以外，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里再也没有另外的古墓了。在我离去之前已经竭尽全力想要再找一座古墓，但始终没有找到。另一件和我的研究无关的事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离开以后，英国领事萨尔特在那里住了4个月，他和我一样极力想要再找到一座古墓，但同样地毫无收获。”贝尔佐尼离开27年后，即1844年，著名的普鲁士考古队来到帝王谷，仔细测量了整个墓的面积。考古队离开时，队长莱普修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认为这里的古迹已经开发净尽，再也不会找到新的东西了。尽管如此，19世纪末，劳莱特还是又找到了几座古墓，不久以后，戴维斯也相继发现了几处。至此似乎应该认为，帝王谷中的砂子也都一粒粒地翻转了，筛净了。埃及文物管理局长马斯皮罗签署批准卡纳冯勋爵开发帝王谷的文件时坦率地说明，他认为这块墓区业已发掘干净，现在再去调查研究纯属浪费时间。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可以肯定帝王谷里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了。
卡特在听到这许多否定的说法以后，仍然认为有可能发现古墓，而且知道是谁的陵寝，其根据何在呢？
他亲自观察了西奥多尔·戴维斯发现的古物，其中有一只彩釉陶杯，上面铸着图坦卡蒙字样。这只陶杯是戴维斯从一块岩石下面发现的，戴维斯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座小型古墓。在墓中找到了一个破碎的木箱，里面有一片金叶，上面也有图坦卡蒙的名字。戴维斯当即确定这座小石墓就是图坦卡蒙墓，其实这是错误的，卡特的想法与此不同，戴维斯的又一件文物得到正确的辨认以后证实了卡特的意见。那是一些看起来价值不大的陶器碎片和几卷麻布，装在几只大瓦瓶里，瓶口封起，瓶肩上铸着象形文字。后来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认为，这些瓦瓶和瓶里的东西很可能是图坦卡蒙墓中的殉葬品。另外，后来戴维斯又在“异教国王”埃赫那吞的陵寝里发现了几个黏土做的图坦卡蒙的印章。
